世纪末的台湾诗坛，在两岸争夺文学诠释权和在典范更替的驱动背景下，张默与萧萧联手编了《新诗三百首》，企图以此描绘中国“新诗的谱系与新诗的地图”。
这部诗选的意义在于：
受制于既定的时空分割现实，而使分裂的时空成为共享空间的初步尝试；在两岸四地诗歌分流的情况下，扮演整合者的角色，这对加强华文诗学交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指引一条新诗发展的艰难之路，启发后人企图寻觅经典认同、重建历史记忆的契机；代表台湾诗坛对经典评选的自觉和争夺20世纪中国文化结算权的焦虑。其评选的标准，明显偏袒台湾一方。
对于当代同类体裁的文学选集，任何人编都难于做到绝对客观公正：不可能完全摆脱权力意志，斩断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害纠葛。何况，许多大牌诗人还健在，有的甚至位居要津，管控着文坛。即使编选者有胆有识不畏强权，不考虑诗坛的权力再分配，也不一定就能编出超然的诗选集。故所谓公正，只能相对而言。这就不难理解，台湾不论出哪一类哪一派的诗选，事后都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发表，有的甚至言辞激烈地进行攻讦，故余光中在为《新诗三百首》写序谈到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旧体诗时，清醒地认识到该“诗选”的局限性：
我实在不能确定这些古典作品的传后率必然不及新诗，更不能确定这三百首新诗都可以传后。诗选的编者原是时间之“代办”，负责“初审”而已。至于“决审”，仍然有待无情的时间。
《新诗三百首》涵盖的时间为1917年至1995年，故这本诗选也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中国新诗回顾大展。当代人选当代诗，正如唐人选唐诗，未经时间筛选，当然较难取舍，而且这本“三百首”碍于情面，未免会多选些人。人选多了，每人名下的作品当然也就相对减少，因此，《新诗三百首》中大多数作者只选一首，而选得多的也只限五首，有僧多粥少之憾。《唐诗三百首》由76人来分，每人平均4首，所以李白28首，杜甫36首，王维29首，李商隐22首，孟浩然15首，白居易虽只有6首，却包括了两首长诗，都能呈现各自的风格和体裁。国外的《诗歌金库》的轻重比例也有分寸，所以华滋华斯竟有44首，雪莱20首，而米尔顿、史考特、济慈也都在10首以上。相比之下，《新诗三百首》人多诗寡，就难以表现重要作者的多元成就，和整个诗坛发展的轨迹。
《新诗三百首》真正的局限性，是褒台湾贬大陆。如果以入选最多的五首者为一等诗人的话，那清一色是台湾诗人：洛夫、余光中、郑愁予、痖弦、白萩。选四首者为二等诗人的话，那也几乎是台湾作家：周梦蝶、罗门、商禽、林泠、夏宇，大陆只有顾城。这就是说，在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等、二等的诗人都产生在台湾。在强势的台湾诗坛面前，只入选2首的艾青、臧克家，只好成为三流诗人。编选者把顾城凌驾在艾青、臧克家之上，把朦胧诗的首席诗人北岛和舒婷放在顾城之下，这样的编选标准无论如何均难以使人接受。余光中也初步感到了这一点，在非正文的附注中指出“臧克家才逾百行的佳作《运河》未选，只收了两首小诗，也‘小看’了他”，但他未能从根本上指出这一局限，这大概是“当局者迷”的缘故。
中国新诗从萌芽到茁壮成长有80年的历史。在岁月的沉浮中找出一些优秀诗作汇编成一部《新诗三百首》，不仅可以为新诗研究者提供方便，而且对普及新诗以及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均有莫大的助益。余光中肯定编者的做法，认为九歌版的这本“通选”有不少优点，例如经过编者遍读细选，某些素来少人注意或是未及得人青睐的作品，得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像苏金伞的《头发》，便令人有新发现的惊喜。余光中一向认为苏金伞是早期诗人中虽无盛名却有实力的一位，却未料到他能写出像《头发》这样踏实有力、捣人胸臆的好诗，其撼人的强烈，不亚于鲁迅的小说。同样，要是沈从文能读到匡国泰的《一天》，也会承认湘西并没有被他写完。在体例上，“三百首”在每位诗人作品后面，都附有“鉴评”，其内容除作者生平、诗风综述外，更对入选之作提供了简要的赏析。这二百多篇鉴评兼有参考资料与提示导读之功，读者据此可以进一步去探讨他偏爱的诗人，这样的编者真可谓“服务到家”了。一篇鉴评少则近于千字，多则更达千余，加起来足有四百多页，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重要资产。
新诗谱系的研究由于立场不同标准各异，因而很难取得共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谱系的研究必然会从地理的分布中体现出来。萧萧在“三百首”的导言中将新诗谱系即新诗地图初分为：台湾、大陆、海外三个版图。如愿细分，则宝岛可以有台北与“台湾”两系；大陆可能形成北京、成都、上海、东南海域等大小不同的新诗文化带；海外则可以有美加、欧洲、纽澳、东南亚（含港澳）三图。这里把“港澳”放在海外，对萧萧来说，是意识形态挂帅的结果，而余光中却认为这两位编辑有其苦衷，因为“海外”的定义不明，而“海外”的身份也有变化。例如大陆前期的李金发，后半生客居他乡长达三十年，殁于纽约，可谓海外诗人了，却未列入《海外篇》。北岛旅居欧洲，去国多年，顾城甚至死于南半球，却名列大陆篇的后期。编者大概考虑到李金发的名字应该和戴望舒同时出现，才能看出流派的意义，而北岛、顾城也不应和舒婷分开。既然如此，纪弦又是何以排在海外呢？纪弦到台湾已入中年，晚岁定居美国也已经很久，但他的诗人生命和影响却在台湾，而“美国居”的意义并不重要。他的名字天经地义在覃子豪、钟鼎文之间。问题是将他归位之后，方思、夏菁、林泠等又怎么办呢？他乡之客若皆召回国来，《海外篇》虽不至于取消，恐怕也只剩下周粲等几个人了。郑愁予、叶维廉、杨牧、张错、非马等又不同，因为他们的美国经验与后期作品不可分割。余光中在这里说的海内外如何区分，也是大陆学者经常碰到的问题，如纪弦，大陆出的某些诗选也是把他放在海外。
从1949年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两岸诗人老死不相往来，互相“失踪”达三十年之久。由于消息闭塞，对岸作家竟以为胡风派的绿原早已过世了，而此岸作家对宝岛诗人状况更是一无所知。彼此误解太深，大陆认为台湾无诗，如有也是没落颓废的资产阶级文艺，而台湾也认为大陆无诗，如有也是政治的图解。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把两岸四地的诗作汇合在一块。面对这部《新诗三百首》，面对缪斯清点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时，余光中感慨地说：
史家纵论历史的发展，常说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间似乎十分玄妙。其实简而言之，当可发现，使人分开的，是政治，而使人融合的，是文化。所以两岸交流，最自然的是文化，而最复杂的是政治。像《新诗三百首》这么一部巨著的编写与出版，若无艺术上的共识与默契，而斤斤计较意识形态的正误，将全不可能。不要说“文革”期间了，就算早在50年代初期，要把两百多位诗人并列在同一张封面之下，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即使这样，仍有人斤斤计较自己的作品在选集中占多少篇幅。在台湾岛内虽未见文字交锋，但意见还是不少。有一位资深的旅美作家只有一首诗入选，便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向编者老友“抗议”。大陆诗评家古继堂则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回答萧萧兼谈〈新诗三百首〉》，认为该书最突出的问题是“三不”：不准、不公、不实。不准表现为收入的作品许多不是诗人的代表作；选家的绳墨不准，轻重不当。编选者没有超越流派、超越小团体、超越意识形态、超越自我喜好，因而这本诗选不像是中国新诗选，倒像是加了一些点缀的台湾现代派诗选。古继堂这些意见有过激之处，像要求对方“超越意识形态”，这是很难做到的。但他说的“不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诗人多战事，散文领域则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余光中碍于朋友的面子，只是委婉地提及这本书的局限性。
序言对历史的书写不仅需要道德勇气，而且还应具备现代的批评眼光。对于两岸新诗发展的描述，余光中的努力和苦心处处可见。序言含溯源、比较、诠释等几个层面。作者先从两岸的诗歌发展史谈起。作者对台湾诗坛的熟悉远胜于对大陆诗坛的了解，故大陆部分参考了洪子诚和刘登翰合写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并重点批判了文学的工具论，对在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七月派、九叶派的作家，余光中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认为，诗人应该是文坛的个体户，不妨自我言志，而不应该提倡集体主义去加入“文坛的公社”，必须为某一阶级，其实是为某一政党去载道。这样的转变对于诗人何止言不由衷，其结果无补于政治，却有损于缪斯：郭沫若、何其芳，甚至卞之琳的某些后期作品，便常有这种“变而不化”的现象。
余光中在对台湾诗坛作宏观价值判断时，一再强调对现代诗不能一锅煮，而要从广义与狭义上加以区分。狭义的现代诗以追求西方的现代主义为目标，凡波特莱尔以降的西方诗派均为其取法的对象，至于诗体，则强调用散文来写自由诗。其间心灵用力的方向，早期则强调反浪漫的主知主义，后期却转而热衷解放潜意识的超现实主义。至其末流，不幸每沦于晦涩与虚无。广义的现代诗则无意自囿于如此的“横的移植”，却想在现代与古典、主知与抒情、超现实与写实之间有所取舍，另加融合。广义的现代诗似乎欠缺“前卫性”，但今日回顾，却也较少“后遗症”。这里讲的广义现代诗，主要是指蓝星诗社同仁写的诗作。蓝星不像现代派、创世纪激进得像刚出炉的钢铁，炽热炙人。覃子豪们的作品欠缺放逐抒情的前卫性，今天读来却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如果说，余光中有的评论文章“像是探险的船长日志”，那这篇序言就像“海洋学家在发表研究报告”。这篇“研究报告”有关台湾诗坛部分，显然比对大陆诗坛的剖析更为精到。如他对当年的台湾诗人为何热衷向西天取经的分析，就简直使人感到是在读台湾诗坛的病历表、X光片，其指纹与脚印，投影与回声，全落入了他的论述之中：
台湾地促岛孤，当时的政局蹇困、社会保守、资讯闭塞，诗人们易患文化恐闭症，自然想追求世界潮流。加以当局只解鼓吹反共文学，尤其是所谓“战斗文艺”，青年诗人乃引“外援”以为对抗。同时对岸的意识形态所厉行的那种普罗文学，强调什么阶级斗争，更令人感到莫大的压迫，那威胁对于刚刚渡海过来的外省青年诗人，尤为真切。至于本省诗人熟悉的日本现代诗，原就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一迎一拒之间，西化自有其心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