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心上计算我的钱。算了一会，路费倒像不难。有三百块钱，无论如何可以到乡下了。这钱的来源自然是应当由我手写出来。照如今行市，我写得成十万字，就可以实行家中人所说的返乡。我自己也忘了这十万字究竟要写多久，以及写出来如何能成为三百块钱的种种难处，暂时把还乡引为一种可以把一家人救活的唯一希望了。
我们于是乎来说一些这个时候乡下的情形。我离了故乡有十一年，母亲同妹则有四年，只我那有残疾的哥哥才从乡下出来不到三个月。哥哥虽病，听到回去，也起来参预这谈话了，他把本地方使老年人听来倾心的各样情形谈着，没有遗落一处。像做梦，我就告他们，或者在上海这地方，将来可以望一月有一百块钱寄到乡下去给我们舒舒服服过一些好日子。说过这话以后的我，也似乎居然把许多目下情形忘丢了。
到早饭时节了，大家皆像怕吃饭。
人是仍然坐到桌边了，娘姨把饭拿来了，望望碗中的菜，都摇头。
“吃一点不行么？”
“好好，试来一点。”
“菜是只这些菜，想不出什么。”
“太热了。”
“放冷了吃一点，不然娘姨看到这样子，收碗去时又得烂脸，说做神仙。”
“我们真是神仙，这饭不吃也行。”
……把使人哭笑不得的话说下去。
说着，各人勉强各吃了白饭一碗，尽职那么吞到肚中，口渴了，继着就喝茶。喝了茶回头又准备流汗，从不因为怕流汗就不吃。
在吃饭前后是容易有机会谈到乡下吃饭情形的。好像那里都很好，就是这样热天，也各能吃三碗饭。到乡下去是至少有三十天路程的，所以说到在小船上生活，也仿佛一上船就能吃饭。
然而在上海，近来吃饭真是摇头的事，还没有代那娘姨为我们做饭那类事设想，也不愿意吃饭了。
饭吃过后我又坐到桌边。这时能够睡也应当睡，我可是还不敢躺下，仍然危坐在桌边，看我上半天的成绩。看看自己写下的胡涂到极点，我也不能像往年慷慨了。往年写好的文章无人要，我就把它扯碎，有时还用口嚼，把纸头嚼烂，工作的意义也完了。到近来，我脾气已完全不同，任如何胡涂的文章我从不丢失，一处退回的文章我常常又送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时看到自己的一篇只写成一张稿纸的小说，想起自己的许多可笑处，竟不能够笑。
看到自己的文章，想到一些没有请过他们吃点心那类人对我的态度，我是完全没有愤慨了。我自己就应当时时刻刻嘲笑自己才对。我的文章越写越坏是不能辩解的事实。无意义的空谈，无聊的悲愤，琐碎到为他人看不懂的格调，无一篇不是如此，这是我自己看到我的名字在杂志上时所有的感想。
因为觉得自己实在不能再从此中找寻生活，使气从窗口把笔杆掷到楼下去的事也有过。因为不愿意这生活继续，到处找人谋一小事情作也有过。因为厌烦这生活了，返乡的思想似乎也不是今天为第一次了。
我在工作中，也曾想到如何使我向伟大处走去的事，其结果，正同这样相反是我只注意到字数，且每每估计字数时，总没有比任何书店所数出的字数为少。我常常想我的文章可以多卖一点钱，多得一点钱则我就方便了不少，可是每一本书总是五万字。但当每一本书从什么书店印出，煌煌的在大报上把广告登出，如“新著十万言”之类瞎话时，总非常惶恐的把那广告读过，不愿意再去看看这本书究竟是不是有如他们所说字数的多。
几次几次下了决心说不作这样事了，到后还是把写就了的稿件作一包，挟到胁下各处跑，找熟人帮忙。得了钱，一开销，到月半，伙食又不能继续，看看仍然没有所谓新路可走，就又动手起来。
这六个月来是按时“出货”的。如今这样大热天气，空坐也头脑发晕，我为了按时出货，就仍然作我不愉快的小说。明知道没有能够写也得写下去。有病无法吃药，饭还是要吃。房中热不可耐，房租还是按月缴。
不拘什么时候对这生活我都厌倦了。我有时，捏起笔想了半天：一个故事没有想出，就只写上自杀了自杀了字样，仿佛觉得我一自杀一家就超生解脱了。
人才吃过饭，天气渐热，那里还能好好工作下去？我虽名为做事在桌边，究竟经过一点钟作了什么事也不分明。
我看我写好一部分的小说，只有拿“新的表现”来聊以解嘲。因为还有人看得懂我是在写些什么事，这些人且常常从远地方写了很可感动的诚实的信来。我待告给这些人，写这样，写那样，在我可全是无聊，我想的完全只是能够卖去。我只想字多。我只想不写小说就伴送病人返到十年分离的乡下去住，仍然作我六块钱一月的上士，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写了——玉家有菜园，出白菜。……
写下去，一直到第五页，汗已湿透背上衣了，我还不换衣。
把笔放下同家中人说话，说天热，说天热有些人是如何把这天热长日消磨，有些人又如何在这大热天晒得发软的柏油路上走动，……好容易过了一个下半天。
又把全无意味的晚饭摆上了桌子。
母亲同妹只说菜没有可吃的，我们就喝清汤，吃白饭，人各勉强尽一碗。一吃饭，这一天好像就完了。
房中有灯后，走到晒台上去望，便望到另一新搬家来的五个赤膊男子与两个怀孕妇人围坐在桌边吃饭。在弄堂中那么不拘形迹，是我初初见到的事。听他们吃饭声音，看那种捡菜泡汤情形，便明白这些人胃口健全，身无杂病，使我不能不生出羡慕。
我想起我一家人无可救药的情形，又想起回到乡下以后的情形，又想到我母亲真会一旦忽然死去。我还是站到那栏干边。
仍然去桌边做事，做不下去，不知道为什么做不下去。放下笔同我母亲又去说那回乡的计划，她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路费，我为这一问就问胡涂了。我能说定时候么？我这时还没有一篇小说留到抽屉，我到别处拿的版税皆超过了我应当得的数目。天气近来又是这样天气，纵有借钱地方我也不敢出门，回乡的事，不过一个笑话，一个梦罢了。
不过我仍然在家人面前说了一些大话，我告他们是只要半个月，我决定就可以写出路费来供我们还乡。像卖预约，约在半个月后，到时无办法自然又改日子，我用这方法对付家中人已有很多次了。
在说到回乡的事上时，母亲病似乎稍好了点，且看不出是病人。
家中人睡了，街上也听不到车马声音了，十二点钟以后，我用蜡烛光写文章，赶我创作集。思想胡胡涂涂，只要写得下去，我就不停止的写下去。间或有时又听到后面睡有母亲的房中有一种声响，就稍稍停止工作抬起头来凝神听。
在夜静，极静极静时，把工作的笔放下，我担心我也会有忽然死去的一日。可是疲倦极了，我也仅仅流一点鼻血。为了使家中人相信我极健康，我总快快的把这鼻血痕迹去掉，不让我家中人见到。
《菜园》那篇，我写了三天，写成了。三天都是一面看到母亲的血或想到母亲的死写的。我在这文章上也发了一回毛病，流了少许鼻血。
文章写成了，一面用钉把十余张稿纸钉到一处，一面同我母亲说小孩子那种话：“一万字，就成了，真容易！”
母亲不作答，咳嗽。我就想，得了钱，买药，我的脑非吃散拿吐瑾不行，母亲是有了五天不吃库阿可斯，所以咳得更凶了。
我告母亲这是一万字，他们可以送我四十块钱，只两天多一点就写好了，若是继续写一个月，就有希望还乡下了。这话有一半是近于说谎话，母亲常常望到我，那神气是“一切我完全明白，你近来真成天说谎。”
我要否认这件事，是这七月我当真又写了如其他时作品一样平常浅薄的一本书。但是不消说我们无法达到回去那个希望，到月底，房租的期限，又到了，这钱得来也刚够开销一切，以及对付下月二十天的伙食零用。
家中人成天还是谈还乡，同别人我也说不久将回去。母亲说的是八月，如今再有几天就是八月，天保佑我们，天气转凉病人或者有转机，母亲不会常常想到在上海死去无法埋葬那类事，就仍然在上海过日子下去。
本篇发表于1930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3号。署名沈从文。
知己朋友
我不甚喜欢有人读我的创作，这个秘密现在可以说明白了吧。
四月十三，我在XX学校，我记到那几天正是无须上课的空日子。并且前几天不久，我把一个《薄寒》名字的小集写成了，我在等候书店方面给我的通知，告我那稿件的命运。正略略显得焦躁。就是那一天，得到一个从上海来的信件。
信上的话是从另外一时节常见到的，末尾又加以解释，说，那是因为读了我的很多小说，感到了大的喜悦，所以非常愿意见见写《夫妇》的作者。这人把我一个短篇的名字提出，作为同我谈话的理由，在我是毫不应当奇怪了的。我的短篇有些写的比旁人稍稍不同，是我不必说也明白的。因为那个短篇，在比较为人注意的刊物上发表，因此使这人感到兴味，且生了一点更有趣味的希望，写信来要见见我，那天心情并不十分坏，我自然在最平常的态度下，就写了回信去，承认这提议是可以办到的事了。
你们很多人是都知道我在生活上总是不大舒服的。我总是喜欢发一点空洞的感想。我总是有点灰色。我总是做梦，又在梦醒时节情形中，大声的嚷，这生活如此下去不行。我脾气很坏，非常容易动怒。这有什么奇怪可言？天生的脾气不大好，体质衰弱，神经过敏，过去的生活在我脑内画了一些古怪的符号，到现在，人又上了点年纪，在女人方面得不到一点好处……，这样那样，就使我永远不能如别人一般容易感到生存的幸福了。实在说来我是不会再像别人那样过日子了的。我因为种种理由，是同人间快乐这一类事，永远分手异途的一个人了。我的心，如今再不会在一点点钱，同一点“名誉”，感一些“同情”上，重新做出愉快的跳跃了。
在XX会上，有人以为我忧郁得很，把我除了名，这是一个秘密，谁也不曾晓得，我却不为自己设想要说给大家知道的。
说回来吧，我是在XX学校教书一年了。这个事在我自己同那最与我要好的熟人，都把它来当成一种奇迹看待。因为谁也不会相信我要这样做，而我自己更加不相信能这样做。如今是居然教过一年书了。并且，人家来信，把我称呼也已经变更了。在去年，一个熟人，因为看到我在上海地方，每月不知节制的写短篇小说，把我忙胡涂了，忙瘦了，同时这熟人，也因为代我将作品介绍到这里那里各处去，免不了要受点气，也忙得有点不大高兴了，有一天我到他那里，他就说，不要这样做文章了，还是教一点书吧。他说完这个时，且告给我教书的种种好处，就便要我到XX先生处去，因为那时XX是大学校长，为我找事做。熟人的意思，显然是在我自己，正觉得写短篇小说，已走出了新路的时节，熟人却因为那大量的生产，认为我文章渐渐转到卑俗调子里去了。冒险的提议使我思索了一礼拜，还是不敢决定。因为我不曾好好的到过中学校做过学生；对于学校事情，除了记得起塾师处治逃学的我，要自己搬板凳到孔夫子面前，再照规矩爬伏到那板凳上，请老师赐笞以外，其余一概是茫然的。在北京，我住了六年，熟人全是大学生，还是与学校无缘，每天虽有不少大学生来往，学校的事总仍然生疏得很。并且我所知道的大学校，大致如下：第一，男女同学，他们因为同学，就常常有恋爱事情发生。第二，凡上大学的课的，在课外，第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属于男性，一定懂得在白衬衫上配置花纹雅致的领结，还有讲究的，是裤带边有一个表牌，上衣小口袋里有一块花绸小手巾，帽子戴在头上，总自然而然，略略偏左。因为一定要这样，他那身分才能存在！至于女性，脸上扑白粉搽红胭脂，头发荡大的有些像鸡窠，留长的便披到脑后，让风吹动如杨柳，身上总是有一种说不分明的香味。就是这些美观的风度，精致的身材，以及用知识与香料作成的人格，使我厌恶发怒，使我认为到大学校去，简直是一种于人我两皆无益的冒险事情了。
可是到后来，我还是用那个最好的理由，到XX学校住下了。因为“生活”，我的小说曾同许多小书铺谋过妥协，这里印过一本，那里也印过一本。这样继续下去实在不行，所以我便换了方向，妥协到教书上了。
我到了XX学校，看到了使我生气的大学生是很多的，可是同时使我忧郁的那类穷学生，因为方便的原因，看到得更多我的任性处有些地方为这些人改变了。我在责任观念上，慢慢的看到我应当为这些年青人做一点事情，不怕气力薄弱，总之应当在每星期担任的功课以外，做点义务事情了。
但我有什么办法可言？一些年青朋友们，都不知从何处得来了一个夸诞的梦，以为做点小说就会使他生活充实起来。一些年青朋友们，都以为做得一首好诗，就可以在过后日子里，成一个诗人。还没有作到诗人文人的他们，靠海滨的干净空气同脑中天真单纯的梦，就活到世界上，支持着日子。把名誉，金钱，女人，皆建筑在谁也不以为出奇的文学上，看到这些人的努力，我忧郁得很。虽然一方面极力在言语中，挑选有用的言语，鼓励到朋友们向生活继续作战，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仍然很容易生自己的气。所以我想最好是一到七月，我要离开这地方，走到别处去了。当我无事时，就作成一种计划，想改变了这生活，把自己放在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生活里去，折磨这多灾多难的身心，一面我教了点书，仍然是每一个礼拜要写两三个短篇小说。大约一礼拜我可写作五天，字数一共在四万三万之间，看起来也容易得很，并不大吃力。有些朋友望到我一面与客谈话，一面还可拿起笔来写述那不完篇的创作，以为我的文章真不费力，把这情形记到心上，在另一时用嘲弄口吻，就说我“真是天才”，用作说明我作品之多而无价值。可是仿佛那样容易的文章，写成后，躺在床上的我，疲倦得总像死去，那因为是无人见到，我自己也不说，就无一个人知道了。我的作品是为一个仇敌而写的，永远为了仇敌动笔，仇敌是什么？就是“生活”。教了书，仇敌还依然如旧，把我所有的一点生命的力，全安置到作品上，结果生活还是稀乱八糟，毫无秩序，各处负得是永远还不清楚的债，各处留下永远做不到的人情，虽然知道我的创作比别人写得认真，有时比那些据说广有销路的名作还好，但我也仍然极瞧不起我的作品了。一个什么批评家在刊物上把我作品谈到时，实在说，我所感到的，总是这个人无聊。什么人说我的文章很好，他是说不对的，说我的文章不好，这更加说得不对。赞美我的都使我厌烦，轻视我的他不懂我的作品。我一面尽力同生活作战，一面我非常看不起自己的作品，所以写信给我的，得到我那个回信，也是一种凑巧。即如目下这个人，当我把信发去后，我就想到过，为什么在这些日子里，我还来在生人中找一些累赘，压到自己身上。就有点悔责自己的行为了。
写信去，我的那个人十六上午到XX来，我信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