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成立农民组织，作为党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支柱。1942年后，陕甘宁边区在贯彻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各地都建立起许多群众组织，如农会、减租会、租户会、减租保地会、伙子会、减租检查委员会等。这些群众组织，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其工作范围十分广泛，诸如召开群众斗争大会；监督减租减息贯彻执行情况；调查地主对抗减租减息的行为和手段；调解租佃纠纷；组织群众生产、支前、防奸；督促佃户向地主交租等。这些群众组织，在保持其群众团体的性质、不代替乡村政权的前提下，事实上成了党发动群众、保证土地政策贯彻执行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党团结农村基本群众的纽带。如米脂县印斗区三乡吕家的“伙子会”成立后，确定了有事集体督促研究、帮助政府处理问题、平时分工领导的工作方法。该县马家渠的“伙子会”，也订立了六项公约，即：不违背政府减租法令；不受地主欺骗；不破坏会员利益；一致行动，一个有事全有事；要做生产变工的模范；在政府号召和公事中要作榜样等。由于“伙子会”工作认真、负责，能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因此使印斗区成为边区有名的“掌握了减租政策、实行彻底减租”的典型。
第三，按照减租条例，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群众发动起来后，对于掌握恰当的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租额，就成为调解地主和农民租佃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我党提出减租减息的政策直至后来颁发的一系列法令，对于减租额的规定一般都是以二五减租为标准，即在原租额的基础上减低25%。陕甘宁边区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边区的减租条例中规定：定租一般减25%；活租减30%～40%；伙种减10%～20%。但因各地的租额本身差异很大，即使同一地区，丰年、平年和歉年也很不相同，这个标准又必须灵活掌握。比如，关中一开始就提出对半减租；陇东提出三七五减租；绥米警备区丰年减25%，平年减40%，欠年减55%。可见，同在陕甘宁边区，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其减低幅度也是不完全一样的。从1943年起，边区各地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斗争中，正是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习惯，灵活掌握不同租佃形式的减租额，维护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同时，我们党也很重视土地政策的另一方面，即交租交息。当开始发动群众、实行对地主阶级斗争时，边区各地党组织注意防止右的倾向出现，反对那种怕在减租斗争中得罪地主、迁就地主而不去发动农民群众的错误观点；当群众发动起来，实现了“打”的政策而需要团结即“拉”的时候，各地及时注意加强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防止对地主进行无区别、无限度过火斗争的现象；当地主在群众斗争面前按照法令实行了减租减息时，各地又强调了要保护地主、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要求广大佃户也同样按照法令交租交息。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减租减息对地主的斗争，而使这部分人跑到敌人一边去。
减租减息政策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
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土地政策的实行，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
1945年3月，贾拓夫在《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中曾指出：“减租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是土地革命，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之一。减一部分租，保障了佃权，农民便有力量买地，而地主必须卖地”，“不一下没收，慢慢转”。虽然以上估计有些偏高，但从当时陕甘宁边区来分配土地区域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情况看，地主卖地、农民买地的现象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尤其是群众发动比较充分、贯彻减租比较彻底的地方更是这样。
具体说，陕甘宁边区未分配土地区域主要集中在绥德、陇东、关中三个分区，大约有50万亩土地。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最好的是绥德分区。因此，土地转化的现象在这个分区最为普遍。其他地方虽不及绥德分区，但也有许多土地转到农民手中。据《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中记载，绥德分区1942年以后，地主把全部土地的50%～80%卖给农民。这个区的杨家槎，13家地主4年卖地619亩，占全部土地的37%。米脂县印斗区三乡某村38户佃农，1943、1944两年买进土地540亩，平均每人增地四五倍。陇东分区庆阳县桐川区，从1944年起，有118户佃农买了地主的上`山，变成了自耕农。
地主卖地后人不敷出。据米脂银城市对六户地主调查的材料证明，这六户地主从1943年起年年支出大于收入，而且地主家庭的开支也逐年下降。许多地主不得不降低原有生活水平，或收回一部分土地自己耕种；有的则兼营商业或开办些小型工厂等，把“七分封建”变成“七分之本”。
农民买进了土地后，生活有了显着改善。据米脂县1940年对民斗区第三乡后吕家经济建设的调查，证明该村在减租减息贯彻前后，变化很大。这个村贫雇农占绝大多数，多一半土地在地主、富农手里，减租减息前，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有一些农民挖苦菜充饥。减租减息政策贯彻后，农民从地主、富农手里买回土地近百垧，加上副业生产，生活迅速改善，再也看不到挖苦菜充饥的现象了。
土地关系的变化，人民生活的改善，给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从1943年起，边区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党关于大力组织劳动互助、提倡变工、包工的号召，广泛开展了劳动互助活动。据西北局1944年调查，仅1943年，全区分配和未分配土地区域，在春耕期间有10%一15%，在夏耘期间有40%左右，在秋收期间有30%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条件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
当然，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还不可能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剥削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它只是在抗日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我党实行的土地政策，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战略口号之一”，并且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当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我们党就适时地把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政策。但是，减租减息作为我们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初步改革土地制度的一种形式，它的历史经验，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容、溧水、南京之线游击。6月17日，先遣支队和第一支队第二团首战卫岗获胜，击毁敌汽车4辆，毙敌少佐以下官兵27人，打开丁东进的局面。7月，第二支队在张鼎丞率领下进入苏南，以主力活动于当涂以东小丹阻西侧山地建立根据地，以一部兵力在芜湖、当涂以东至丹阳间的河网地区活动。作为策应，第三支队在张云逸、谭震林率领下，进抵皖南抗日前线。第四支队继续东进，开展皖中敌后游击战争。
从此；新四军活跃于大江南北，开始了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论持久战》斥“亡国论”和“速胜论”
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对战争的前途曾有消极悲观的“亡国论”和盲目乐观的“速胜论”这两种错误的估计。从1938年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再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是仍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进一步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系统地阐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导全国军民坚定信心，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着名的《论持久战》的讲演。毛泽东列举了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的许多特点，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
他指出；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组织力量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但是，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对华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是失道寡助的；而中国人民保卫家园的抗日战争则是进步的、正义的，是完全能得到全世界人民支持的；日本是个小国，地窄、物贫、人少、兵少，而中国是个大国，地广、物博、人众、兵多。这些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并将在战争过程中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抗战初期，由于中日双方实力悬殊太大，日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而我之优点一时也同样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敌人在一定阶段上能得到胜利，我遭到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故而，中国速胜是不可能的。然而，只要我们运用正确的军事和政治策略，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将随战争之延续而发展，必将改变原有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力量对比。因此，中国的灭亡同样不可能。中国人民将经历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过程。
毛泽东预言中国抗日战争将经过三个阶段，即着名的“三段论”。一、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守阶段；二、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三、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并逐次描述了各个阶段的大致发展轮廓。第一阶段，我们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同时辅助以游击战和阵地战。在此阶段，我们虽有较大的损失，但又有颇大的进步，表现为中国人民已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这种进步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而敌人则开始出现经济衰退和厌战情绪。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战线过长，后援不足，此时，敌人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转入保守占领状态，国际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日本。而我们则乘敌之空虚，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主要运用游击战，以运动战辅之。除正面防御外，我军大部将转入敌后，开始向敌占区展开进攻。这一阶段是整个中日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中国人民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敌人将更为残忍和野蛮。中国是成为独立国家还是沦为殖民地，就取决于我们在这一阶段中的努力程度。第三阶段是我们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主要战争形式是运动战，但阵地战将提高到重要地位。毛泽东指明了这场战争的过程和必然趋势是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统一战线，其实力是能够逐渐加强的，而敌人则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事、经济实力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
毛泽东还指出了作为取胜之道的持久战的种种特点。首先，这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为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辩证关系。接着，他又论述了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抗日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等问题。继而，毛泽东提出了我们具体的战略方针，即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由于敌人以少兵面临大国和多兵，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必然变为内线和防御，而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的作战上则变成了外线和进攻。我们不但应由外向内、以多打少，还必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敌之战略速决战经过这样的战役，不得不改为持久战，其实力也因此而受到削弱。所以，我们的作战方针便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其本质是一种运动战。在战斗中，我们应注意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毛泽东还分析了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3种作战形式的特点和它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变化及地位，指出抗战的正确要求是尽可能地集中兵力歼灭敌人，同时要在一切有利条件下，与敌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此外，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口号，说明了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最后，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只有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以及日本国内和日本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兴起的条件下，尤其是在中国人民大联合的形势下，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同时动员一切民众的力量，使抗战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事业，从而夺得最后的胜利。
《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持久战科学理论的系统总结，表达了中共在抗战时期基本的战略方针。它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菹，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强大精神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