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抗战的同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又向自然界宣战，以原始农业的方式自给自足，基本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粮食消费问题，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创举，为抗战胜利准备了条件。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着名报告，号召全党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实行生产自给，同时号召“精兵简政”。我们正是实行这些政策，终于克服了当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坚持了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到最后胜利。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是《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回顾了五年以来党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的情况和经验。我是在1942年9月带着毛泽东“要发展生产”的嘱咐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12月又直接聆听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受益很大。此后边区政府领导边区人民的生产和机关、学校、部队自给生产，就是按此方针进行的。因此，我现在回忆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就按毛泽东在上述报告中曾经提出的历史总结，对边区几年来的经济困难和生产情况作一回顾。
一、1939年困难露头，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1939年2月2日，党中央召开生产动员林会。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帝了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他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当时，抗战中的严重经济困难，在陕甘宁边区刚刚露头。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明显地看出，依靠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援和国内外友好人士的资助越来越不行了。因为在财政供应上存在着严重的威胁，所以，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科学的预见。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党的领导权是一致的，是政治上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实施。
在这个动员会上，李富春代表总生产委员会作报告，就开展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生严计划及其实办法，作了详细的说明，提出1939年生产运动的具体目标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如纺纱织布，整理和发展群众合作事业，并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
要求全边区实现增产粮食
20%，主要措施是开荒60万亩和改良耕作技术。规定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具体任务是：边区政府系统（包括保安部队）生产粮食1.5万石（每石300斤），军事系统（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以及所属学校）生产粮食2.5万石，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所属学校）生产粮食1000石，并动员所有机关部队学校大量种菜，从7月份起自给一部分，适当减少菜金。
在这次生产动员大会以后，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迅速开展起来了。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等也都参加了生产劳动。
3月17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发出关于牛产突击的通知.规宇3月20日至4月5日，各机关、学校、部队每天下午一律停止学习和工作，发动全体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开荒种地突击。这次生产突击，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5.4万多亩。许多单位还在延安市区以外建立了生产基地——农场。
在党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下，到8月底，全边区共开荒1055834亩，其中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开荒27228亩、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23314亩、陕甘宁边区一级（包括延安市政府及所属学校）21797亩、边区各县县级机关及县以下机关64409亩、边区各县群众919085亩。开荒总数超过原定60万亩的75%。涌现了大批劳动英雄。
1939年的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秋后，机关、部队、学校共收获粗粮1.4万石，细粮9572石（每石以350斤计。尚有部分县未统计在内），改善了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其中，尤以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最好。他们不仅实现了蔬菜自给、肉食自给，而且还有能力为战士每人增发一套单衣，又发了毛衣、毛袜、毛鞋等用品。
这一年的生产运动，促进了大家对生产运动的认识，改善了大家的生活，得到了“自己动手”的好处。
二、1940年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缩小。1940年的生产任务，是要求中央和边区一级的机关、学校自给两个月粮食；边区一级以下的机关自给三个月粮食留守部队因为战斗任务紧张，自给一个半月粮食，保安部队则自给两个半月。除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以外，发展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各机关自己的生活。
这一年生产劳动的组织有所改善。1939年规定人人参加生产劳动，从党中央毛泽东、朱德起到每一个干部、战士都进行生产。
1940年规定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不参加重体力劳动，50岁以上的老同志和15岁以下的小同志免除生产劳动；工业部门、医院、休养所、保育院、小学教员不参加粮食生产，主要从事蔬菜生产；较远地区的生产，组织专业生产队伍进行。
劳动组织上的改变，使生产运动能持续地进行，并把生产技术水平提到更高的程度，这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劳动力减少很多，许多开垦出来的荒地无法下种，一些单位就采取与群众伙种的办法，有的将一部分耕地给了老百姓。所以，1940年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发展，而且缩小了，结果，全年只收获细粮3000石。除部队以外，机关学校的粮食自给比例没有达到。
粮食生产虽然进展不大，合作社、商业活动却有发展，喂猪养羊数也有增加。一些单位的生活改善很快，出现了某些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活动的偏向。
三、1942年是边区最困难的一年。机关、部队、学校的物质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个别单位因为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的。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这一年实征公粕201670石，比1940年增加一倍以上，平均每人负担一斗四升（合42斤）。部分群众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负担过重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以致发生了所谓“雷公打死毛泽东”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这一年的8月间，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减轻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那天正值雷阵雨天气，雷击礼堂，一根柱子折了，坐在柱旁的一个县政府干部不幸触电致死。有一个对负担不满的农民便说，老天爷不开眼，雷打死县干部，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就是当时在延安盛传的“雷公打死毛泽东”的故事。有的主张清查那个农民，有的认为是气头上的话，不必追究。毛泽东知道以后，说：“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这件事反映了毛泽东的高度的民主精神，也转变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和作风，促使党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下决心去解决边区150万群众的“救民私粮”问题。
四、1941年、1942年为了克服困难，采取一些重要的政策措施。从1941年起，党中央在抓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同时，更加强调边区群众的生产运动，把重点转到群众生产上来，并且提出了实现边区经济自给自足的政策。为此，陕甘宁边区党委曾在1940年12月3日召开了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泽东、朱德、洛甫等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同志，以及群众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林伯渠作了动员报告，阐明了边区经济自给的意义和实现边区经济自给的条件，提出了1941年边区经济自给的计划。会上，毛泽东、朱德等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的任务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朱德的讲话提出了建立革命家务的主张。他说：“我们的家今天要自己来当了。要把家当得好，我们就不能把这个责任单单放在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身上。今天的动员大会就是要大家都来注意自己家里的事情，”后来朱德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叫《建设革命家务》，发表在1943年5月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在这次动员大会以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促进生产，克服困难。这些措施，主要的有：
第一，刷新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邓洁负责，后改为中央事务管理局）、军委系统后勤经济建设处（叶季壮负责）、边区财政经济处（曹力如负责），各分区县亦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对于生产运动的领导。
第二，进行思想教育，纠正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错误观点。1941年4月27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阐明了党对经济和技术工作的根本观点。那个决定说，“各种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在这个决定以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对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认为只有党务、军队和政府的工作才是革命工作，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不是革命工作。少数党员甚至不愿做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这个决定扭转了一些党组织和党员的这种错误看法。决定还要求：“每个党员必须五条件的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的学习和熟练于自己的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同时并使每个党员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决定还要求党的组织“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与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第三，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吴满有是横山人，1928年逃难到延安柳林区二乡，难以为生。1935年5月遇上革命，分得60垧荒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把60垧荒地变成了熟地，获得好收成。由于他的辛勤劳动，成了劳动致富的富农。所以他说：“我是受过革命好处的人。”他带头交公粮，出负担。自己是抗属，不但不要优待，而且担任优抗主任，优待别的抗属。延安《解放日报》记者发现了他，报道了他的模范事迹。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号召边区的农民向他看齐。随即，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他们“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抓紧雨后开荒播种的好机会，利用最近一个月的春耕时间，以全力推动春耕运动，组织开荒突击、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产热忱，创造更多的吴满有！”后来，学习吴满有成了边区农民的一个运动，对于提高边区农民的觉悟，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赵占魁是山西定襄县人，先后在太原、同蒲路做120多年，1938年9月由安吴青训班转道到延安，人抗大职工队学习，同年12月入党，1939年7月人农具工厂当翻砂工人，不久调任翻砂股股长。他在平凡的工作中，犹如泉水滴石一般地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成为边区工人中的模范。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9月11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号召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学习。随后边区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通知要求通过这一运动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提高生产质量的目的。通知还指出，在这一运动中必然会涌现出大批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要求各厂应详细订出评判标准和奖励办法，发扬好的，批评坏的，以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赵占魁运动就是边区工人个个争当模范工人的运动。边区总工会根据赵占魁的工作作风提出的模范工人的标准，现在看来仍有现实意义。这些标准就是：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二、积极工作，始终如一；三、数量最多，质量最好；
四、爱惜工具，节省资料；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七、克己奉公，团结群众。
赵占魁运动的总目的是推动生产，教育工人。后来成了改造工人劳动态度，推动生产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工业生产。
第五，发展盐业。盐是边区的一个极大的富源。盐对于边区物价的稳定，出人口贸易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盐既是边区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和军队赖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的来源，同时又是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在1941年、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盐是用以交换外货、平衡出入的主要产品。
边区政府对发展盐业，一直十分注意。1940年秋季开始，采取了督运政策，发动群众制盐、运盐，外销换取边区所需要的货物。计划1941年产盐和运盐70万驮（每驮150斤），实际外销就有29.9万余驮，创造了边区历史上外销盐的最高纪录，对边区的财政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1941年9月14日、15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高克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就是反映当时发展盐业的一个具体记录。毛泽东当时十分重视，亲自为《鲁忠才长征记》作了序，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调查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币不是那些党八股。”毛泽东的这个序表扬了高克林印调查研究作风，把它作为发展盐业的一个范例，以厦又收入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