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两大主力部队之一，其主体来源于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华。为什么毛泽东要请已经脱党的叶挺担任军长？游击队改编又遭遇了什么样的曲折？万余健儿最后又壮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从1937年2月到9月，国共两党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两党关系、工农红军的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等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谈判。9月22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淞沪战事日急，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奋起抗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改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使之尽快开赴抗日前线，便成为国共双方在谈判议事日程中的重要议题。
对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革命力量，蒋介石的态度是：能不承认的尽量不予承认，能消灭者则尽量消灭之。早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在同意国共合作的同时，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会后即调动重兵对南方各地红军进行大规模的秘密“清剿”，企图抢在国共谈判前消灭这些分散在南方数省狭小地区的红军游击部队。这次秘密“清剿”使南方不少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而且，直到1937年6月中旬，国共双方关于军事问题的谈判，还仍然局限于长征后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拒绝承认南方革命力量。1937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庐山牯岭同蒋介石谈判未获结果，回到延安。6月23日，周恩来在延安接见了美国记者T·A·彼森，周恩来在回答其提出的关于国共谈判问题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五次谈判会议……至于军事问题，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问题。南京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但主要的军事问题大致谈定了。”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因蒋介石固执己见，谈判又陷于僵局。中共代表采取蒋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周恩来等遂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周恩来遇到从澳门返沪请缨抗战的北伐名将叶挺，考虑到叶挺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合适人选，就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编游击队”的初步设想。叶挺回来的本意就是为抗日报国，于是，他对周恩来的这一建议欣然答应，并开始向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活动。当时，叶挺脱离中共已10年，对由他来改编中共领导的南方游击队，调虎离山，开赴对日作战前线，国民党当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就在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后5天，即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事先没有同中共中央正式谈判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突然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迫不及待地正式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这个通报是迄今为止查到的最早出现新四军番号的历史文献。
但是，由于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清楚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详情，更由于当时南方有些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时因受骗上当而遭受损失的严酷现实，使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的改编不得不抱着十分警惕和审慎的态度，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迫切要求南方红军迅速开赴前线以及在经费、编制、人事等问题上的苛刻条件，这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充满曲折的过程。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获悉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后，立即于10月1日致电在南方的张云逸、张文彬、博古、叶剑英等人询问原委，并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电报要求他们对国民党在屠杀方法失败以后，企图变换方法，借抗日作题目来拔去这些战略支点的阴谋保持警惕。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和叶挺出任军长等问题，中央书记处明确指示：“在一切问题解决而实行将内地苦干的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并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叶挺于任命公布后则分别向在南京、上海的中共有关人员接洽。10月5日，潘汉年在上海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和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的情况，转达了叶挺“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的心情，并请示中央：“我们是否同意他去”。10月8日，博古、叶剑英和董必武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从叶挺那里了解的成立新四军的背景。并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
10月15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潘汉年并告博古、叶剑英，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必须要事先由国民党方面同意3个条件：（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西部在闽粤边原地活动，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驻他处。至于南方其他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经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10月18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潘汉年，同意博古、叶剑英、董必武10月8日关于南方游击区由八路军节制的建议，并再次强调：“叶挺可管闽粤边何、张两部，在前电所述条件下，首失要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然后接洽张部。”次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询问博古、叶剑英：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属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在取得何应钦批准的前提下，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同时表示，如果上面几项能够办到的话，中共中央可以同意经过叶挺去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个军。张闻天、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向博古、叶剑英通报：“我们正准备一批得力干部，经过叶挺派往闽浙赣三省整理各游击队。”
博古、叶剑英接电后，立即向叶挺转述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叶挺非常愿意前往延安，并迅速通过军政部长何应钦取得批准。叶挺还向中共代表博古、董必武、叶剑英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
10月21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叶剑英和叶挺，明确表示新四军“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干部名单不能同意”，还断然拒绝了叶挺关于增拨新四军经费的要求。叶挺愤而向蒋介石当面辞职，又被拒绝。当日中午，叶剑英、李克农就将蒋介石接见的情况向林伯渠、博古作了通报。同一天，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叶挺不日即可启程赴延安，他已领得新四军关防及开办费5万元，其之所以至今尚未正式呈报就职，就是想等延安之行有了明确结果后再正式呈报。电报同时转述了叶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的声明。
经过中共方面的一再交涉，何应钦于10月下旬同意发还被扣的闽粤边何鸣部人枪，并电告福建省政府办理。
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南方红军游击队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集中五分之三编为一个军的方案，“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电报同时又一次提醒南方部队“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
从以上史料可见，国共两党中央在10月12日之前根本没有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过正式谈判，更没有达成成立新四军、委任正副军长的协议。从10月初起，中共中央对南方部队改编和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就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先是只同意他指挥闽粤边张鼎丞部或闽浙边刘英部，以后又同意他指挥张鼎丞、何鸣两部，到10月底，才初步考虑从全部南方部队中抽出五分之三编成一个军，由叶挺当军长，项英当副军长。与此同时，都还附有重要的前提条件。由于一直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承认，当时的叶挺仅仅是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委任的空头军长，其手中尚无一兵一卒。所以，新四军成立于1937年10月2日或10月12日这两种说法都是难于成立的。
叶挺于11月3日抵达延安。在延安，叶挺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毛泽东会见了叶挺，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解释了中共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征求了叶挺对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的意见。就在叶挺抵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除了询问他当初在上海与叶挺谈要他“编游击队”的详情外，还告诉他：“叶挺表示愿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叶挺在延安同中共中央商谈结果，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由项英担任副军长、军部暂驻武汉。在延安时，叶挺还同11月7日抵延安的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部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叶挺在延安一共逗留了6天，于11月9日离开延安。
叶挺于11月12日由延安返回武汉。由于此时的叶挺已成为国共两党都正式承认的新四军军长，所以他在抵汉的第二天，就首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报界发表公开谈话，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接着叶挺去南京，同蒋介石协商新四军的编制问题，11月下旬叶挺从南京返汉口，在大和街二十六号正式设立新四军军部，一边招募工作人员，一边等待副军长项英的到来。
项英于11月7日抵延安后，参加了12月9日至1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成绩。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讨论了南方各游击区的工作。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陈云、康生出席了会议，李富春、曾山列席参加。项英在会上汇报了南方各游击区情况、南方地区党的建设和新四军组织机构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有关事宜。
与此同时，叶挺在汉口就新四军具体编制，即军部下辖4个支队还是7个支队，支队以上是否设置两个纵队，以及部队活动范围等等问题与何应钦多次磋商。国民党方面因南京即将沦陷，急需解决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而当时项英远在延安，对干部配备等诸多大事叶挺一个人不能最后拍板，以至叶挺在12月11日给毛泽东发出“新四军改编事，已请董、叶（即董必武、叶剑英——编者注）电告，该军何（即何应钦——编者注）催办甚急，如何决定，请即复”的报告。12月18日中午，王明、周恩来、博古抵达武汉，当日便电告中央：蒋介石已到武汉，明后日或可见面。同时催促项英早日来汉，“以便赶快解决新四军问题”。
12月18日，项英由延安到达西安。20日率赖传珠等一批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由西安启程南下，23日中午抵达汉口。经过国共双方的反复协商，最后，中共方面在部队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八路军，由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纵队，直辖4个支队，在南方各地区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部队全部开赴抗日前线；但同时在坚持单独成立一军、国民党不插入一人，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和敌后游击战争的独立性等原则问题上，也迫使国民党方面作出了让步。12月25日下午，项英从西安带来的一批干部和叶挺在汉口动员来参军的医务、后勤人员会聚一堂，举行了新四军干部大会。叶挺、项英分别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任务和部队编组等问题的讲话。
12月28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了关于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和干部配备的具体方案。何应钦亦于1938年1月初正式核定有关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不久，又批准了项英、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等人担任副军长、正副参谋长、正副政治部主任的委令。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至南昌三眼井。“前汉口大和街念六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处长代办”。4月4日军部离开南昌，4月5日进至皖南歙县岩寺，直接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在国共两党上层谈判的同时，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的地区性谈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其间还发生过激烈的斗争。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和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在此前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根据各自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党的新政策的理解，大多都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适应这个战略任务的转变，先后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
在谈判中，各地在停战条件，部队番号，集中路线、地点及给养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过尖锐的斗争。国民党各省政府和驻军代表采取种种手段威胁利诱、封官许愿、软硬兼施，甚至有的公然以“剿”抚并举，动用武力来胁迫红军游击队“下山收编，投降国军”。在这场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领导人都能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迫使对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