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的人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
——马克思
（一）
在1874年年末，就在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第一版译稿进行紧张的修改、校阅，并为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写作收集资料、开展研究之时，在德国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事，这就是当时德国的两个工人组织——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共党（爱森纳赫派）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塞尔曼和特尔克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积极地频繁接触，酝酿着合并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他们认为，合并应该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合并，必须让拉萨尔派放弃宗派主义，不能拿原则当交易。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在拉萨尔派放弃机会主义路线之前，应该先与他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为协定。
但是，李卜克内西等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却没有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并先后于1874年11月2日和12月15日同拉萨尔的领导人进行了两次会谈，然后匆匆忙忙地起草了一个《纲领草案》，准备作为合并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纲领。
1875年3月，《纲领草案》分别在两派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看到这个草案后，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断然的退让感到很愤怒，认为这是个极其糟糕、会令党堕落的纲领。
于是，恩格斯先后给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分别写了一封信，批评了《纲领草案》在理论上的不合理和倒退。
4月初，马克思应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白拉克之邀，开始对《纲领草案》进行批判。5月，马克思完成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的写作。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观点，而且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学说等重要原理。
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高度发展水平，产品还不是十分丰富，生活资料只能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分配。只有到了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差别的消失，随着产品的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必然有一个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此之前，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都出现过对过渡时期的论述，但《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同此前相比已经大有不同。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评价：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经有所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要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过去的著作中对过渡时期的论述大多都是一种科学的假设。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用列宁的话说，就是“非要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
（二）
一直以来，马克思都认为，党的纲领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来的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所以，坚决不能容忍党的纲领中带有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色彩。
当时，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纲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想从理论上说明德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奋斗目标；第二部分是想说明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和方法，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斗争的策略。
但是，纲领的内容明显表现出了拉萨尔主义观点，将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目标和任务庸俗化了，同时又回避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马克思首先提出了被纲领忽视了的所有制问题。
纲领满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样一般的说法，但却没有指出使这一说法得以成立的现实条件，即：
“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能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
故而，劳动受着它的自然前提的制约。而正是这个自然前提的所有权问题，成为他们受剥削的根源：
“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为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
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想让劳动者获得这个劳动的前提，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并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在各个方面，如经济、道德和精神文化等方面，也会都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生产者所给予社会的，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而从社会中取回的，则是作了各项必要扣除后自己所给予社会的那些，这也就决定了只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它事实上已经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按劳分配遵循的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虽然已经不具有商品经济的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商品交换中的偶然性，但从性质上来说，它遵循的仍然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对于体力、才能和家庭负担不同的人来说，生活状况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因为权利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
而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将真正实现超越商品经济的原则，从按劳分配前进到按需分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掘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再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拥有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虽然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分析和展望十分深刻，但《哥达纲领批判》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觉得《哥达纲领批判》在工人中的影响不会太大。
一直到1891年，为了同当时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恩格斯才不顾党内机会主义领导的强烈反对，决定将《哥达纲领批判》公开发表。而此时，马克思已经去世8年了。
（三）
爱森纳赫派的社会民主党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之后，一方面，工人阶级受到统一的鼓舞，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党组织很快壮大起来，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扩大了。1877年，党获得了近50万张国民议员的选票，有12人被选为议员。党的刊物也增加了18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