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调
进藏工作的年限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调藏工作时，甘肃组织上曾以不确定的口气说：可能是3年。此话实属有因，中组部确曾有过进藏干部3年一换的意见。但西藏方面则持不同看法，认为不应规定时限，其理由是选调进藏干部不易，而且3年刚熟悉一些情况又内调，不利于西藏的工作。因此，西藏工委始终未按3年轮换的意见去办，中组部默许了。
我们一踏入西藏，就会听到和看到“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口号和大幅标语。西藏衡量干部革命化的首要标志，就是看你是否牢固地树立了“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因此，“内调”二字似已成为不成文的“禁区”，不要说我们这些新进藏的同志。就是那些1959年平叛改革前进藏的大批干部，谁也不去谈内调。李务茂同志在气候最差、海拔平均4700米以上的阿里地区干了，5年，患高原反应症也不能内调，只是照顾调到拉萨。还有一批干部是1951年随同张国华、谭冠三同志率领部队以及范明、慕生忠同志率领的18军独立支队进藏的。这批老西藏对西藏有深厚的感情，有的一参加革命就来西藏了，他们在内地没有什么生活基础和工作经历，因而不少人并无多大的内调热情，有的则干脆等待着离退休年龄的到来。
我的内调想法产生于“文革”开始以后。基于家庭人口多，又是老的老，小的小，爱人疾病缠身，生活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文革”中长期建藏的事也不大有人管了，周围一些知情的同志对我的家庭处境又表示同情，因而我就不客气地提出了内调的请求。军管地方工作的西藏军区副政委冯开达同志、群众工作部部长张军同志亦表示理解。这样，在征得内地组织同意后，我就于1972年较为顺利地调回了甘肃。按照西藏的惯例，内调干部可以选择原工作省份，也可以选择原籍省份。我的家属在甘肃，自己也在甘肃工作了几十年，很有感情，因此没有选择陕西家乡，而是选择了甘肃这个第二故乡。
当内调回来不长时间、新的工作岗位尚未确定时，西藏同志来信说：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任荣同志知道了我的内调之事，还特意过问说：“不该把那个大个子（指我）放走，如果身体不好，可以安排在气候较好的林芝地区嘛！”他的秘书和身边的同志打了圆场，说我不是身体不好，而是家庭困难太大。既成事实，他也不再坚持了。其实，我也料到了这一着，离开拉萨时有意没有让任政委知晓。
当然，在随后的几年里，特别是胡耀邦同志视察西藏工作以后，汉族干部陆陆续续基本上都内调了，这是形势的需要和藏族干部成长起来之后必然的事。
写到这里使人联想到，西藏民族干部的成长以及藏、汉干部的地位、比例问题是大有学问的。
民族区域自治，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要由忠于党和人民、掌握当地民族特点和理解当地民族心理的本地民族干部当家作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自己的家园。所以，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在旧西藏，只有农奴主出身的僧俗官员，根本没有现代意义的干部。所以，西藏民族干部队伍的成长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少到多、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汉族干部的帮助是民族干部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直到自治区筹委会建立以前的60年代中期，县辖的区委书记以上的各级党委书记都不得不由调进藏的汉族干部担任。汉族干部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亲如兄弟，在工作中通过传、帮、带或“用”（大胆使用）、帮、抓（抓紧学习）等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科技知识毫无保留地传给民族干部。汉族干部认真帮，民族干部虚心学，团结一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没有汉族干部的认真帮助，西藏民族繁荣、事业昌盛是困难的。过去本民族干部尚未大批成长起来的时候，进藏人民解放军和汉族工作人员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进军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平叛改革、发展生产、保卫边疆的斗争中，帮助西藏人民闹翻身、求解放、搞建设和培养民族干部等各个方面都发展了重大的作用。今后，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汉族干部的帮助；反过来，西藏的发展繁荣又是对国家、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极大帮助。这种真诚的相互帮助正是我国民族关系的重要特点之一。
几十年来，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培养造就了大批的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他们起着汉族干部无法取代的作用。他们来自西藏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大部分是农奴和奴隶出身，今天成了各民族的带头人；他们通晓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理解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并能及时向党反映，是沟通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他们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熟悉本民族的特点，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容易同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结合起来。正是这一大批干部同内地进藏干部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造就了西藏历史的新局面。今天，像我这样曾经从事西藏工作多年而内调回来的干部，对于西藏工作的所有进步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西藏少数民族干部已占绝大多数的现状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人生年华有限。我的“黄金年华”留在西藏8年，自然对其有着深厚的感情。1988年我到新疆出席中国西部地区广播电视协作会议时，建议这个例会下年放在西藏召开，大家一致赞同。第二年，我和时任甘肃广播电台副台长的夏荣生、厅办公室主任吴保刚、厅地播处处长马祯庆、电视台办公室主任聂墨珍和甘南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王扎东（藏族）共6人一道飞往拉萨赴会。这次会议有11个省、区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出席，包括5个自治区和陕、甘、青、川、云、贵的50多位同志。内蒙古广播电视厅厅长、党组书记珠兰同志高原反应严重。中途返回。重到西藏后，我不由自主地兴高采烈，主人般地大会发言介绍西藏，说东道西。每天晚上还要同球迷老夏一起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电视转播，第二天早餐时向大家发布球赛新闻，劲头很足。
这次到拉萨，我还有幸拜会了几位领导同志：一位是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他是从甘肃调进首都的干部。他对甘肃的情况问长问短，我一一作答。他还出席了西藏为这次广播电视协作会议举办的联欢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另一位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田聪明同志，我向他带去了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同志的问候。还有一位是甘肃税务局调藏的王广玺同志，时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我们进宅拜访，备感亲切，只是惋惜当年与自己同在西藏工作的很多干部都内调了，无缘相会。
会议期间，我又一次参观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大召寺等名胜古迹，游览了八角街和新建市区。西藏确实发生了使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变化。
会议还组织我们去日喀则，瞻仰了刚刚逝世的班禅大师的镀金佛像。班禅的反帝爱国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在全藏特别是日喀则藏族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怀念。在去日喀则途中，我们在海拔6500米的珠峰脚下停车20分钟，感受着这里茫茫冰山的壮观奇景，体会着攀登珠峰勇士们的精神境界。
我深感在西藏时干部之间的相互情感非同一般，大多数同志不带家属，大家同吃食堂，同在一块菜地里劳动，同甘共苦，谈古论今在一起，周末和逢年过节欢乐在一起，有一种过军事生活、供给制时期的感觉和体验，因此内调之后仍然念念不忘这一段生活。内调的干部虽已分散于全国各地，但书信、电话常有联系，逢年过节问声好，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前往成都、浙江等地看望故交，畅叙以往的深情。
重返天水
1972年内调后，我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报到，请其分配工作。在尹善三等同志的关心帮助下，政治部的同志经过研究，觉得有点犯难：意欲留我到省革委会写作组去工作，但不便安排当组长（地级）；不这样安排吧，又觉得我8年前调藏时曾任过多年天水市委书记，现在不安排职务就有点说不过去。两难之下，他们征求我的意见，再回天水如何？我考虑到写作组的事也不太好干，家属又在天水，因而同意重返秦州。这时候，我的正式内调函尚未发来，只好去天水待命。
在天水市青年北路4号院家里休息了不到一周，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同志便找上门来，言道“你待在家里没有多少事情，不如先到政治部宣传组上班去。”我回答：“调令尚未寄来，随后再说吧。”他们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你很了解，你的工作地委已经定了。”我就这样匆匆担任了3个月的地区宣传组长，从此开始了我重返天水工作又是12年的漫漫历程。
从1972年内调至1977年甘肃揭批“四人帮”前的5年间，我先后调换过4次工作，每到一处都是积极肯干、尽力而为的。也有不少时候，心情压抑。不是因为职位太低，主要是不大适应当时的一套做法和对自己的某种误解。不是吗？我在西藏工作8年，一直没有安排领导职务，自己并未有过不满情绪，也没有心情压抑之感，这就是佐证。
短暂的宣传工作
在宣传组任职的3个月，我这个组长不能参加政治部党委，副组长却是党委成员。原因很简单，只因他是军人。宣传口很大，所联系的部门很多，事务不少，我都一一应对；宣传组写材料方面的相关事宜接连不断，得力组员王琪等同志干得最多。军队转业的政治部主任不大过问宣传工作上的大事，主要精力放在琐碎事务方面，还一再强调我这个组长要抓好秦剧团戏票的分发问题；政治部军方副主任则热衷于人事方面的事，较少关心宣传政务。这样，我就感到事情不大好办，很难有所作为，好像有劲使不出来，大有“推日头下山”之势。不过时间不长，我就被调到天水市委工作了。
两年在天水市委的处境
老县委书记桐树苞同志与我同任天水市委副书记，天水军分区副司令员续成虎同志担任市委书记。这时候的地方干部是不允许当一把手的。这一点我们明白，心里也还平衡，绝无什么计较和非分之想。
市委副书记分管什么工作，这是我最关切的第一件事情。我在想，只要不分管组织工作，干什么都行；如管干部，极易招惹是非，因为当时观察和衡量干部的标准，在看法上多有差异。我们这些“传统”干部很难适应当权者的“胃口”。更何况自己重返天水，必须谨防“框框”、“恩怨”之类的局限和误解，更不能陷入派性圈子。恰好市委决定让我分管农业并兼管政法，正合我意，连干两年，全身心地投入。
然而，“怕处有鬼”，未过许久，问题就出来了。刚进市委大门后，机关大院的一些老部下，主要是部长、局长，也有些一般干部，他们亲切地说：“我们老书记又回来了，大家都很欢迎。”当时我并没有在意。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正是“老书记回来了”这句话被个别造反派头头反映到地委主要领导那里，添油加醋，渲染一番，认为这是气氛不正，有帮派之嫌。领导上虽未轻信却在心里形成阴影。此后，地委对指导天水市工作的某些重大举措，特别是涉及干部切身利益的问题，市上一些干部多有议论甚至不满，地委做出了武断的结论：“中层梗塞。”于是要“动手术”，调出一批到外县，下放一批到基层，还指名道姓将一位局级干部下放到公社当一般干部，并必须把其家属户口迁移到农村，同时从地区和外县补充进来了一些“新鲜血液”。市委对地委的这个决策原则拥护，不敢有违，只对个别有失大体的事情持不同看法。作为市委副书记，我对株连干部家属子女明确表示不赞成。不知是否因为这些原因，后来我就被暗中内定为“天水市落后保守势力的总代表”。有人秘密搜集材料，列出了以我为首的61人的名单，并对人人“画”了不太像的“像”。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也没有人找我谈过话，我被完全蒙在鼓里。我还书生气十足地到处下乡蹲点搞调研，同农业科技工作者一道研究如何提高农业单产的新途径、新办法，同保卫部的同志研究社会治安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力没有少出，劲没有少使，只是做了的事情很少向地委领导直接汇报而已。“名单”、“内定”之事，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揭批查运动中有人揭发之后才知道的，那时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