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副专员郑荣组、秘书何顺德以及县上的几位同志也出发了，经过两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距县城约40公里的南部边远公社。按通常情况，日行几十里是比较轻松的，但这次大不相同，道路被山体滑下来的淤泥堵塞，有些地段的淤泥高达几米甚至10多米，跨越过去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拄着拐棍，赤着脚，裤子被卷上大腿，每走一步，都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到达目的地后没有休息，挨户察看访问，然后研究发放救灾物资，宣传党的政策和措施，安抚灾民，稳定人心，农民群众无不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一些老年人深有感触地说：旧社会“官不人民宅”，现在县官、州官能到我们家里抢救人命，真是人老几辈没有见过的。我们则说：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这是我们分内之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前途是光明美好的。
正当救灾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的当儿，遇到一个始料不及的惊险场面：兰州空军部队直升机在向灾民投掷粮食、面粉、大饼的时候，因为低空飞行，加之高山纵横，飞行员视线受阻，机翼挂住了一个电线杆，竟把这根电杆连根拔起，腾空旋转，致使飞机失去平衡，一头扎到山坡，虽未起火爆炸，但机翼折断，飞机报废了，飞行员受了重伤，血流不止。
飞机失事地点在县城东端约6公里的地段。当来人报告飞机失事的消息时。我的头脑嗡嗡作响，受到极大的震惊。在这一瞬间，我下意识地想到是不是副省长侯宗宾同志和兰州军区部队首长视察灾情所乘坐的飞机，担心这一下可把事情弄大了，二话没说，便与县委的同志带领十多名干部带上担架，立刻赶往出事地点。赶到现场后才知道飞机犹存，机上不是省长和部队首长他们，而是身着军装的部队飞行员。这位救灾英杰满身血迹，昏迷不醒，我们立马将他扶上担架，8人一组轮换，飞速抬往医院进行抢救。
县医院医生经过诊断确诊，伤员几处骨折，并有内伤，必须立刻就地手术抢救。手术需要大量血，但医院没有血库，于是我们很快号召县城干部和居民义务献血。西和干部和人民在危难关头表现了良好的国民素质，报名无偿献血者络绎不绝，献血群众排成长蛇队伍，从医院门口一直排到街道，足有上千之众，场面壮观，十分感人。抽到了足够的血，只得请献血群众离去，有些没有被抽上血的人一再要求，医护人员则善言相劝，深表感谢，此情此景感人肺腑。经过几小时的抢救，次日医院报告，飞行员已脱离危险，再经一周治疗，即可转入天水地区医院，进而转到部队医院疗养。此后，西和县的同志数次到部队医院探望飞行员，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随后不久，省委、省政府召集我等前往兰州开会，研究应急措施。会议由分管副省长、中央候补委员年德祥同志主持，民政厅具体操办。省委、省政府决定拨出资金解救受灾群众，并决定由我和省民政厅长田沛森共同签字画押，以合同的形式保证在入冬之前为无房户建起住宅，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的生活，重建家园。经过大体预算，至少需要1000万元的救灾款，田沛森同志只给700万。在讨还价中田厅长说就这些钱了，不能再多了，并当场要我在协议书上签字。我认为这些钱太少，连盖房的瓦钱也没有估算进去。田说：我们河北农民盖房就不需要瓦。我半开玩笑地反驳：你这个老兄真官僚，甘肃陇南地区属于长江流域，你去亲眼看看，那家的房子上没有瓦？因而我坚持不签名，在一再劝说之下，出于无奈我只签了“皇甫”二字，并声称：“钱不够用，我只签一半字，只签姓，不签名。”这样，我同田厅长相持不下。不得不一道约见年省长说明情由。年省长听完后立即拍板追加了100万元，这样我才痛快地在协议书上加了个“斌”字，问题得到合理解决，皆大欢喜。与会同志风趣地说：“你的一字不只是值千斤，而且价值百万啊！”我开心地回答：这是灾区人民赋予我们“固执己见，反上奏本”的胆量和勇气。大家开怀畅笑。当然，我在这里决无贬低田厅长之意，而是如实反映当时的情况。其实田沛森同志是个精明干练的老同志，他之所以那样做，也是出于对全局的考虑，因为受灾的不只是天水，还有武都地区，他担心救灾资金安排不下来。此后不久田厅长调任省公安厅厅长，可惜因心肌梗塞而早逝了。我对他深深怀念，我和他的合影至今珍藏于册。
得到省上800万元的救灾款，加上天水地区的资助，西和、礼县的人民如鱼得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经过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灾区无房农户的房屋建起来了，受损的房子修补了，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安排，生产自救的工作步入了正轨，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事物往往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失去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又会转化为失而复得。西和、礼县遭受这次灾难，损失巨大，但却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人民群众在救灾斗争中又一次亲身体验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感受到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生死，共命运。抗灾斗争把全县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的力量凝聚起来了，过去存在的若干矛盾也化解了，从此以后，西和、礼县的各项工作有了明显的起色，事业出现一片生机。
人民是最讲情分的，干部做了好事，群众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西和40天的抗灾斗争中虽然泥里来、雨里去，受了些惊，吃了点苦，按说这是分内之事，理所当然，但当地的干部和人民不这么想，他们大加颂扬，板报、文章不断，天水地区群艺馆的作家还写了救灾工作的报告文学，报刊连载。现在20年过去了，西和人民至今念念不忘，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我后来担任省广播电视厅厅长以后，还专程去察看当时受灾最重的西和石峡镇的灾后重建工作，看到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十分高兴。我还利用职权给该镇人民奉献了一套地面卫星电视接收设备，使其开阔眼界，接受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生产的发展。
天水地区的领导集体
1981年我被任命为天水地区行政公署专员。行署有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副专员李彦、霍居恒、宇文荣、田树歧、程化龙等同志，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都有当过多年县委书记的阅历和独当一面的能力，李彦同志还在50年代末期担任过省轻工局副局长，现分管工业交通，霍管财贸，宇、程管农业，田管政法，后调任副专员的陈升同志管文教，我负责全面工作。行署秘书长李世达同志是从中央财贸部调来甘肃的干部，当过省委书记裴盂飞同志的秘书，文字功底厚实，办事利索周全。副秘书长朱荣、张骥和叶好德同志分别写材料、搞事务，任劳任怨。他们分兵把口，各负其负，办事得力，对我的工作支持很大。我对他们则信任放手，全方位支持，只补台，不拆台，这样，大家工作起来普遍感到心情舒畅，工作是得心应手的。
政府机关与党委机关同心协力，相互支持。地委书记桐树苞同志与我先后于1958年、1960年分别从省委组织部、财贸部调来天水工作，并且曾经先后同任县委书记、地委常委、地委副书记等职，一道出席过1962年在北京召开的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七千人大会，共同度过了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艰苦磨练。共同的经历使我们在诸多问题上思路相近、观点相仿，能够融洽相处、配合默契。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与我同任地委副书记并同管农业，地委有关农村工作的一些大的文字工作，我们两个常常一块起草，他动口，我动手。他长我8岁，体质稍逊于我，当熬夜到了晚上12点以后尚未完稿时，我就请他留下自己的见解，赶快回家休息，我负责完成。这样的干法，连湖南调甘的地委书记刘公泰同志也感慨地说：“你们两位真有耐力啊。”现在他当地委书记、我当专员了，地委一些大的报告之类的起草工作，他依然沿用过去的习惯做法，邀我和他一起干，我有点顾虑，感到分工变动了，专员插手地委的工作，惟恐秘书长他们有看法，但他坚持这样做，我只得随他了。他为什么这样做？主要原因是我能把握住他要求文字必须操作性强的特点，他希望县上的同志照文件所提示的办法具体干就是了，不要更多的论理，使人不着边际，把伸缩性限制到最小的程度。他勤奋细致，我则比较粗放，我们取长补短，情同手足。同志们普遍认为我们俩是“黄金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