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我可爱的人民》发表于1957年，它是乌斯曼的成名作，是反映农民如何觉悟起来并开始同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
桑贝内·乌斯曼，生于1923年，塞内加尔作家，具有世界声誉，在当代黑非洲文坛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主人公乌马尔·法伊是一个勇敢、坚毅而富有智慧的青年黑人。他出生在卡扎曼斯河畔一个渔民的家庭，他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渔民。但是，殖民主义统治改变了他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马尔被强征入伍，参加法国部队，曾经两次负伤，得到一枚军功奖章和一枚战斗十字章。但是，乌马尔在战争中的收获不是这两枚奖章，而是认识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实质，找到了自己失去祖国和民族遭受凌辱的原因。所以，乌马尔复员后，虽然有在法国安家的机会，但他却毅然携着法国妻子伊扎贝拉回到了塞内加尔。他选择了一条困难而危险的道路。他是一个黑人，居然娶了一个白人妇女做妻子，这在他的同胞们看来是对自己民族的背叛，而在法国人看来，伊扎贝拉则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乌马尔为此受到亲人的指责和白人殖民者的侮辱。但是，乌马尔顶住了这双重的压力，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他放弃自己精通的捕鱼生涯，改学种田，把收获的粮食低价出卖或无息借给黑人同胞，使他们免受殖民者的残酷经济剥削。他还耐心向年轻人宣传新思想，帮助他们克服旧的传统和摆脱落后生活方式的束缚。他成功地团结了年轻人，争取了老人，使他们认识到组织起来，办示范农场，组织合作社，同殖民主义者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的意义。乌马尔的事业有利于祖国和民族，却威胁着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敌人采取阴谋手段暗杀了乌马尔。乌马尔死了，但他的事业在继续，他的同胞在前进。人民用斗争和胜利来歌颂这位塞内加尔的忠实儿子。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的情节是沿着新思想意识同旧传统观念的矛盾，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同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这两条彼此交错的线索展开的，其中主要矛盾是种族矛盾。乌马尔·法伊的形象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塑造成功的。乌马尔这个在铁与血的战火中觉悟了的青年黑人，在伊扎贝拉因被雅克侮辱而提出一起回法国时，他深情地说：“我知道卑屈和受辱的滋味，所以我了解你是怎样痛苦。
可是，我，我应该到哪里寻求我的自尊呢？如果我不在我生长的家乡寻找，还到哪里去寻找呢？”是的，乌马尔是用一腔热血和整个生命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自尊可贵并不在于他能生男育女，也不在于他会穿漂亮的衣服。最主要的是他的祖国”，“必须揭开一切事情的秘密，掌握一切事物的秘诀，为人民造福”。他不能忍受没有祖国的痛苦，于是他仇恨、反抗、斗争，立志要夺回他和他的同胞们失去的一切——独立、自由、做人的尊严。在轮船上，他两拳打倒了科佐诺公司的管事；在码头上，他同船长和海员们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搏斗。他成了弱小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
接着，他为了改变祖国听命于人的状态，实行一系列宏伟计划，进行艰苦劳动。殖民主义者船长不是挥舞皮鞭叫嚣“我让他知道知道，在这里谁是主人”吗？乌马尔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同胞们；黑人是黑非洲的真正主人！正是在揭示和解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与殖民主义统治这一主要矛盾斗争的过程中，乌马尔的坚毅、刚强的性格特征被生动地刻画了出来。但是乌马尔的形象之所以丰富感人，还因为他的性格有着善良、温柔的一面。
作家通过新思想意识和旧传统观念的矛盾，来刻画乌马尔性格的这一面。乌马尔爱人民、爱家乡，尽管他在战争中在欧洲经历了很长时间，但“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祖国一样”，“内心深处的确蕴藏着自己民族的传统精神”。
另一方面，他同旧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也是勇敢坚定的：他娶了一位法国妻子，并将她带回家乡；他动员母亲为他解除与阿伊达的婚约，拒绝按当地习俗娶两房妻室；他父亲是清真寺的教长，但他从不去做礼拜；他不顾别人的议论，离开父亲的宅子，在树林里盖起了新屋；他放弃家族世代捕鱼的传统，改学种田；他尊重混血儿送齐列，努力促成她和医生阿格鲍的婚事……这一切行动都体现出新思想意识的光辉，都是对旧传统观念的挑战和决裂，说明“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甚至毫不容情地指责他同种族的同胞所固有的缺点：他们的宗派主义，阻碍社会进步的等级偏见，狭隘的种族观念，以及他们本能上某些‘反白种人’的幼稚病”。在这类斗争中，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韧性。当他发现固执守旧的父亲不肯接待他和他的妻子时，他很难过。在同父亲谈话时，虽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又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儿子违背父亲的意志是很痛苦的”。当母亲问他为什么不祷告时，他搂着母亲说：“难道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吗？”乌马尔在母亲面前永远是个孩子。他在妻子面前也不是帝王和主人，而是充满了信任、尊重和友爱，处处表现出无限的柔情。他对青年们坦率、诚恳，是他们的兄弟、朋友、带路人。他的“小棕榈林”成了青年们集会和讨论青年的未来、民族的未来、非洲的未来的场所。乌马尔对老年人分外尊重。在长老会议上有人提出要用祭神来消除蝗灾时，乌马尔则以诚恳劝告和耐心说服，把自己的进步思想变成同胞们的集体行动。乌马尔对戈米斯老人说：“我是想办一个示范农场，使我们的全体人民以后都能得到它的好处，我今天就是来问你愿意不愿意同我合作……我们的人民习惯由老人带头做事。过去也有过您的时代，可是您不应该做我们时代的旁观者”。字字声声充满了信任与期望。
如果说，在同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集中表现了乌马尔性格刚的一面，那么，为了同传统观念作斗争，他在团结群众从事进步事业的过程中，则主要表现了其性格柔的一面。作者就是通过这两条线索，来塑造乌马尔的形象的。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在艺术上是很有感染力的。强烈的爱憎，正是小说艺术力量之所在。在作品中，当作家的笔锋一触到他那美丽的祖国和亲爱的人民时，笔调便温柔、妩媚，充满诗情画意；然而，一旦笔锋转向殖民主义者，则文字如利剑。而且这种爱和恨的感情总是交替出现，使善与恶、美与丑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小说一开始就把黑非洲热带森林风光呈现在读者面前：
轮船缓缓地逆流而上。河水滞重而浑黄。河的一岸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上面长满灯心草，成了鳄鱼隐避的地方。远远望去，有一带灌木丛，阴森森的，好像隐藏着许许多多危险。鸟儿翅膀拍打着芦苇，一行接一行笨拙地飞翔。马拉布在岸边苇丛里捕鱼充饥，不时振翅冲上天空。
面对家乡迷人的景色，作家借主人公乌马尔的口抒发了他深情的爱：“乔多尔·卢梭要是看见这副景色……可惜他没到此地来过。”
但是，接下去，作家笔锋一转：
“滚到你们原来的地方去，畜生！”一个白种人喊叫着，黑人都惊恐地看着他。……可是谁也不愿意去淋这么大的雨。于是白人就用皮鞭抽打他们。出乎意外的抗拒行为激怒了他，他不分男女老幼，一个劲地来回乱抽。狭窄的过道里乱成了一团。有些人跌倒在地板上。
突然来了沉重的两拳！一拳打在颚骨上，紧接着第二拳打在肚子上，白人被打倒在地上了。
在白人面前站着一个黑人……
这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互相怒目而视。
这是多么深切的恨！这种强烈爱憎感情的对比描写，贯穿于整个小说的始终，而且每一次白人殖民主义者的出现，总会有一场暴风雨。那是仇恨的旋风，反抗的风暴！它是那爱祖国、爱人民的涓涓流水和熠熠春风的必然产物，是艺术家感情世界的真实写照。可见，作家感情的恳切真挚程度，是决定作品艺术感染力大小的最重要条件。
乌斯曼作品的另一个突出艺术特点，就是善于运用诗的激情、戏剧中精粹的对话和电影中蒙太奇手法，来塑造人物，展开情节，表现主题。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中，作家很少对人物做长篇叙述，而是通过他们做什么、怎样做的描写，来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意识。比如小说对清真寺教长——乌马尔的父亲姆萨·法伊的描写就如此。
他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也痛恨殖民者，但又是个传统观念的顽固坚持者。他最反对儿子乌马尔的行为，但他从不像罗卡伊亚那样喋喋不休地抱怨，而是用行动表示不满。接到乌马尔和伊扎贝拉回国的电报后，他“坐在席子上，低着头，一个个地拨着念珠，一句话也没说”。正当全家“鸦雀无声地敬候着家长传下什么旨意”的时候，他却“穿上巴布什，倒背着手到清真寺去了”。在常开“酋长会议”的大树下，当他听到人们谈论他的儿子将带回一个法国女人时，内心感到羞愧和痛苦，但只是说了句：“做礼拜的时间到了。”当人们继续从他的儿子谈到战争，谈到年轻人的变化，最后又回到他儿子带法国女人回家来这件事时，他也只说：“愿真主饶恕我们！”“时候到了”。于是召集教徒们祈祷。难道他不爱自己的儿子吗？爱！他虽然有三房妻子、6个儿女，但乌马尔终究是长子。你看，当罗卡伊亚说“要是我料到乌马尔会这样，我会在他小时候就用这只手把他掐死”时，他马上制止老婆：“不要说了，孩子们都听着你呢！”当他得知乌马尔在船上拳击白人殖民者时，急于见自己的儿子。他说：“为了这件事，我等了你一整天”，“你可要小心，这个人是个坏人。”当乌马尔因同鲨鱼搏斗，捕鱼未能及时归来，人们担心出事时，他也和救护队员一起登上了独木舟。是的，姆萨是痛苦的，他痛恨殖民主义者，但又没有勇气反抗，他爱自己的儿子，但又无力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最后只好离家朝圣去了。姆萨这个富有个性的重要人物，心理活动十分复杂，但作家叙述过程用笔极少，全靠精粹的对话、典型的动作描写来活灵活现地刻画其性格。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在语言上很有特色。虽然这是一部用法语写成的书，但是，由于作家的心与黑非洲的命运紧密相关，脑海里活跃着黑非洲人生活与斗争的情景，所以，作品的语言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首先是具有黑非洲达姆达姆鼓的深沉、浑厚的音调和明快、急促的节奏。这一特征使作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作家有意识地运用了一些非洲谚语，幽默而深刻，更增加了作品的乡土气息，使小说散发出黑非洲泥土的甜味和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