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一部寓意深刻的剧本，创作于1965年，一向被推为索因卡最有代表性的剧作之一，并是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
沃尔·索因卡，当代尼日利亚最负盛名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翻译家。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非洲第一位享有此殊荣的作家。
《路》表现了作家对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一种深刻的思索，以及因为结论悲观所产生的一种内心的焦虑。
剧情主要描写一个发生在“车祸商店”周围的荒诞故事。教堂的晨钟惊醒了昏睡中的客车售票员沙姆逊、司机科托奴、萨鲁比和一个名叫穆拉诺的仆人，他们像往常一样开始一天的谋生活动。车祸商店的老板是个被称为“教授”的神秘长者。他曾当过主日学校教师、祈祷仪式的主持人等，现在经营车毁人亡的汽车配件和伪造的驾驶执照。无票可售的沙姆逊和无驾驶执照的萨鲁比以恶作剧的方式搞乱“车祸商店”的秩序，使得从车祸现场归来的“教授”误以为别人的处所而离去。不久镇长来这里秘密雇用以“东京油子”为首的流氓为他的党派效力，而“东京油子”也立即用刚从镇长手中得到的海洛因贿赂警察。
“教授”在这里继续从事寻找《圣经》的工作。在科托奴的询问下，“教授”讲述了仆人穆拉诺的往事。原来他是个被肇事车辆撞伤后弃之不管的人，“教授”发现后将他救助，并照料他恢复健康。穆拉诺虽然肢体伤残，但在“教授”心目中却是个道德高尚的圣徒和永恒真理的卫士，也是可以帮助他自己寻找和发掘《圣经》的助手和桥梁。科托奴不顾“教授”劝说，不愿再开车，原因在于对车祸的恐惧。原来早年其父死于车祸，其好友、一个缅甸中士也在车祸中丧生，而前些天又亲眼目睹了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自己也险些翻下桥头。此外，他心里还隐藏着一桩心事，即司机节那天，他驾车遇到一个戴面具的车祸遇难者，为了避免嫌疑，只好将其藏在卡车挡板下，逃之夭夭。当警察搜查时，遇难者不知去向，只留下一个奥贡神的假面具。后来警察“爱找碴的乔”在调查汽车节汽车肇事一案时，在“车祸商店”发现了受害者所戴的假面具，众人又将它藏起来。仆人穆拉诺看出被藏在“教授”座椅下的假面具，竟拿起来若有所思地端详，“教授”告诉大家，穆拉诺这个呆子身上附有了神灵。
假面舞会又跳起来，“教授”依然用他对《圣经》及其教义的理解进行说教。舞会的参加者着魔似的越跳越疯，越舞越狂。与会的“东京油子”看到手下的流氓也加入跳舞者的行列，便大声喝止，而“教授”则鼓励人们尽情地跳，于是发生冲突。扭打之中，得到萨鲁比帮助的“东京油子”用匕首刺中“教授”，但他本人也被头戴奥贡神假面的人摔倒在地。“教授”在弥留之际向众人说了如下一番话：像路一样呼吸吧，变成路吧！你们成天做梦，平躺在背信弃义和欺骗榨取上，别人信任你们时，你们就把头抬得高高的，打击信任你们的乘客，把他们全部吞掉，或是把他们打死在路上。你们之间为死亡铺开一条宽阔的床单，它的长度和它经历的岁月，犹如太阳光一样，直至变成许多张脸，所有死者投射成一条黑影为止，像路一样呼吸吧，但愿能像大路一样……
最后，“教授”在挽歌中死去，四周一片黑暗。
创作《路》剧的直接动因是作者有感于尼日利亚公路上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剧中却渗透着作者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哲理性思考。因此《路》剧深刻而富有象征意义。无论是剧情的衍变赓续，人物的对话独白，还是动作的语言启示，都表露出作家从人性、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社会所进行的尖锐有力的批评。剧中虽不乏作者对现实的深思，却很少探讨时事性问题，对社会生活内含实质的分析多于再现生活，对于国家与民族问题的关注又多于希望与想象，因此，《路》剧表现出一种警世意义，一种对于未来难以名状的时代穿透力。
《路》剧上演时，尼日利亚已经独立5年。祖国独立之初，索因卡急切回国，渴望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但是很快他就从企盼百废俱兴、弃旧图新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并清醒地发现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并未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国家没有出现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反而暴露出各种深刻的社会危机。执政者营私舞弊、肆意妄为，政党和部落之间纷争不断，连连发生冲突。广大人民贫困潦倒，怨声载道。独立不久的国家重新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处处散发着恶浊的腐败气息。因此，《路》剧中所展示的不再是独立初期创作的《森林之舞》中象征着民族独立、团结与蓬勃向上的狂欢歌舞，而代之以破烂的卡车、崎岖的道路、不断的车祸等客观物象。
《路》剧幕布拉开，出现在观众视野中的即是“车身歪斜，轮子短缺”，“车身后部朝向观众的四轮卡车”，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继后，卡车又以其丰富的象征意义不断出现在剧中。有的部件残缺、车身破损，有的用不配套的零件拼凑而成，有的则是旧车重新涂上漆等等。这些开起来嘎嘎作响的破车常被用来“运穷光蛋”，“运麻风病人”，以及运送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它们行驶在高低不平、曲折狭窄的道路上，不仅“散发着腐烂食品和各种垃圾的臭味”，而且前途未卜，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尼日利亚广大人民不知去向何方的一种愚钝与困惑。
作为主要象征物的“路”更是不堪入目。它自己不仅崎岖险恶，洞穴遍地，桥梁糟朽，无法承受车载，而且在如此破败的“路”上还寄生着流浪汉、毒品贩、巡警宪兵等，正犹如是尼日利亚社会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载体根本无法顺利安全地行驶车辆，因此车祸不断，使人心有余悸，也无法使人达到目的地，前景不乐观。而那些驾车的司机，常常置车毁人亡于不顾，毫无责任心。他们不是无法胜任工作，就是贪杯醉酒，更有甚者是没有执照的司机，或是惊魂未定的车祸肇事者。这些毫无责任感、草菅人命的司机正是当时尼日利亚执政者的象征，他们胡乱驾驶着满载的汽车，行驶在如此糟糕的“路”上，前途不堪设想。
《路》剧中表现出的探索精神，主要体现在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理解上。剧中的怪老头“教授”经常实地勘察车祸现场，欲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支离破碎的残车上寻找人生真谛的“启示”。为探求死亡的奥秘，他有时甚至丧尽天良地故意挪动路标，有意制造车祸。司机科托奴的父亲，一方面在路上与女人做爱，赋予了他以生命，另一方面又死于车祸，想使他离开路这一死亡的陷阱。而科托奴无论是主动求生存，还是被动逃离死亡，都不得不挣扎在一种绝望的困境之中。另外，剧中约鲁巴族信仰的奥贡神不时出现，他手执利斧开辟了连接神界与人世的通道，沟通了生存与死亡的两极，实际上是“路”的主宰。
剧的最后，作者以“教授”作为自己理想的代言人，说出了路作为生死循环的象征意义，表现了作者面对现实所产生的一种绝望心理。当人们在现实中无所依存又生死不明的时候，当他们既不想成为政客的牺牲品，又不想让神主宰自己的时候，尽管“路”通向未知境界，但还是变成路，“把生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作者悲观情绪的反映，也是他思想矛盾的反映。
索因卡的戏剧艺术既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生活和文化艺术传统的土壤，又受到西方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影响，他曾说过：“虽然我受过西方教育，但是我把自己扎根于非洲人民，注重反映他们的现实，特别是他们蒙受的苦难和对未来的理想。但是我也接受西方文学、东方文学对我的影响，只要是有益的我都接受。”
因此，《路》剧反映了传统的非洲戏剧艺术与现代欧洲戏剧艺术的双重熏陶，是西非约鲁巴部族的文化基因与西方现代戏剧的艺术技巧有机融合的结晶。这两种异质的艺术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戏剧风格而得到世界剧坛的认同。
首先，《路》剧不似一般剧作那样统一完整。它缺乏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既没有重要的戏剧矛盾和冲突，也没有高潮和余波。它不注重表现和塑造常规式、程式化的人物，而以一种深沉的哲理性思辨为前提，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因全剧袭用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打破了写实戏剧因果逻辑的结构，并杂糅了非洲当地文化艺术中诸如图腾与舞蹈等延续性意象，因此，剧情显得扑朔、迷离、朦胧、神秘，颇有些荒诞不经的色彩。
其次，《路》剧打破了传统的戏剧时空关系，将人物内在的意识流程的心理时间同外在事物进展的物理时间相互融合，将不变的客观世界的时空同可变的主观感觉时空交叉表现，从而形成了戏剧时空的高度凝聚。《路》剧的情节只表现一个上午发生在一间名为“车祸商店”的小棚屋里，然而在如此有限的时空条件下，作者却从容地表现了许多戏剧角色对漫长生活经历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追忆。
另外，《路》剧以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结构全剧。剧中人“教授”、“东京油子”、沙姆逊、科托奴、穆拉诺以及早已离世的缅甸中士等，都以各自所关联的事件构成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在分属他们各自的微小时空区域里，有的追忆以往的经历，有的求索人生的真谛，有的以隐寓性事物揭示具体的现实内容，表现出人物意念流程的一种延伸，增加了戏剧的内涵与包容量。
不得不承认，作者在戏剧创作上，从内容到表现手法的创新，都能被不同文化心理素质的各区域人民所接受，确实难能可贵，这种能在世界范围内找到知音的戏剧家实属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