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历史名人传记——中国历史名人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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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张居正(1)

步入政途培育幼帝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嘉靖中叶进士,其祖先系安徽定远人,原是朱元璋部下的兵士,曾随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干户。其后,曾祖父张诚由归州迁往江陵,张居正的祖父张镇为江陵辽王府护卫。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曾前后七次参加乡试,全都落第。

嘉靖四年五月初三张居正出生。其时,张居正的曾祖、祖父、父亲均健在。刚一出生的张居正,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爱护备至。无论是生活和启蒙学习方面,他都得到特殊的照顾。五岁时即被送到私塾念书。由于张居正天资聪慧,学习用功,因此不到十岁时,就懂得经书大义,诗词歌赋也样样精通。

嘉靖十五年(1536),张居正以才华出众童试考中头名秀才,此时他才12岁,成为名震荆州的小秀才。嘉靖十六年(1537)中秋八月,恰逢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来自府县的学子云集省城,应试之人比历次都多。此次考试如此隆盛,这与湖广巡抚顾磷的重视分不开。顾氏是当朝著名才子,三年前赴任湖广,此次恰好是他在任的首次秋闱秋闱(wéi):秋试。,他当然全力以赴主持,他真希望全省莘莘学子都能够奋力考出优秀成绩.给他脸上增光!

这天早上,考场考官们开始阅卷。顾氏闭门谢客,独坐厅堂,静候结果。此时他脑子里忆起一件事来,那是一年前,本省学政曾告诉他说,荆州发现一少年才子名叫张居正,12岁应考便以头名得中秀才。顾氏心中猜想,不知这位少年张居正此次会不会来应试呢?顾氏认为张居正年纪太小,倘若此次让他中举,他会不会自骄自大而误了前程呢?倒不如先缓一缓录取刺激他一下,使其能更加发奋读书,如此才具老练,今后才能前途无量。于是,尽管张居正成绩名列前茅,但在他13岁这年的省试中未能如愿以偿。

三年后,16岁的张居正风华正茂,又参加了省试,一举成功。16岁中举人,在当时也是凤毛麟角的,许多人都很羡慕他、夸奖他。张居正并没有自满,他特地去拜见顾氏。顾氏非常高兴,解下自己身上的犀带,送给张居正,感慨地说:“古人云,大器晚成,这不过是说中才的人罢了。而你并非中才,乃大才。是我耽误了你三年功夫,直到今天才能中举。你千万不能以此为满足,再不求进取了。”张居正谦恭地作揖道:“谢谢您的教导。”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23岁时又考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从此步入官场,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这时的朝廷内阎大学士是夏言、严崇(chónɡ)二人。严嵩并无特殊才于,只会阿谀媚上,以图高官厚禄。为了争夺首辅的职务,严嵩和夏言发生了尖锐的斗争。严嵩表面上对夏言彬彬有礼,暗中却伺机陷害。

张居正作为一个刚刚步入仕途的新科进士,根本无法左右当时的政局。不过,通过朝廷内一次又一次争权夺利的斗争,使他看清了当时政治的腐败。于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写了《论时政疏》,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时政的看法以及应对之策,这是他第一次疏奏,首次展现了他企求改革的思想。但张居正的行动未引起严嵩和世宗的重视,这篇奏疏没有被采纳。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鞑靼进犯大同,宣府大总兵仇鸾(qiúluán)御敌无方,他的总兵官职是用重金向严嵩买来的。因此,面对敌人的进攻,他束手无策,惊慌失措,只好向敌方送去重金,乞求蒙兵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区。鞑靼接受重礼后挥兵东进,相继攻占古北口、蓟州,直逼通州,京师告急。明世宗吓得胆战心惊,遂下诏勤王。仇鸾为了邀功,博得世宗欢心,主动增援。世宗命令其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路兵马。各地军队日夜兼程,直奔京师,粮食无法自带,负责粮饷的户部也未能供给钱粮,明世宗异常恼怒,一气之下罢免了户部尚书李士翱(áo)的官职。

敌军兵临城下,明军被围,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在城下烧杀抢掠为所欲为。兵部尚书丁汝夔(kuí)迫于手下将士要出城杀敌的压力,连忙向严嵩请教。严嵩对他说:“不能出城和敌人交锋,我们在边塞上打败仗还能搪塞掩饰过去,假如现在在京师城下打败仗,皇上怪罪下来,你我如何交待?”于是,尽管有相当多的将领要求和敌人作战,都被严嵩斥退,丁汝夔哪敢违背严嵩的旨意?鞑靼兵在城郊抢掠了大批财物,又见京城久攻不下,遂回师。平虏大将军仇鸾这时又耍起了他的小聪明。

他命手下杀了几十个老百姓,把他们的头割下来向皇上请功,被封为太保。

尽管敌人退去,但生性多虑、刚愎自用的明世宗仍觉得很不舒服,认为自己堂堂大明皇上,竟被小小的鞑靼人围困于京城,真是丢尽了脸面。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一事件定为“庚戌之变”。明世宗怒气难消,把这一切全怪罪于兵部尚书丁汝夔身上,指责他治军无方,退敌无策,坐以待毙,贻误战机,并下令将他逮捕。丁汝夔感到事态不妙,赶紧向严嵩求救,严嵩拍着胸脯对他说:“你不用害怕,只要有我在,保证你不会死的。”谁知过了不长时间,丁汝夔即被杀害。当面向丁汝夔许下了诺言的严嵩为了迎合皇帝,保全自己的地位,他是不会为一个兵部尚书而损害自己利益的。

庚戌之变使张居正亲眼目睹了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件及其内幕。对严嵩的误国行径深恶痛绝,对仇鸾之辈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丑恶行为极为愤慨,他深深地感受到奸臣当国,政治黑暗,官吏腐败,对此他已心灰意冷,无意再留在京师。嘉靖三十二年(1554),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毅然离开北京回到故乡陵。

在江陵一住就是三年,这期间张居正并不是在归隐,不是在吟咏风月、放情山水,而是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详细地分析和了解民间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他对时弊的认识更加深刻,其拯救时局的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由江陵回到北京,再次投入到激烈争斗的政治漩涡中,他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改革目标,披荆斩棘地大干一番。

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张居正所在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晋升为吏部尚书,第二年又由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亦由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晋升右春坊右中丞兼国子监司业,这时高拱为国子监祭酒。严嵩与徐阶的矛盾日益尖锐、白热化。由于严嵩年老,常常出现纰(pī)漏,世宗皇帝颇为不满,严嵩遂渐渐失宠。

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为阁首辅,张居正感到高兴,因为徐阶是张居正任庶吉士时翰林院掌院学士,在名分上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对张居正的为人处事和聪明才智也非常赏识,对张居正寄予很大的希望,将其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张居正也竭尽全力协助徐阶主持朝政,二人真是相得益彰相得益彰:互相配合、补充,更能显出双方的长处。。嘉靖四十五年(1556),明世宗逝世后,徐阶在张居正参与下即开始以世宗遗诏的名义革除弊政,平反冤狱,颇得人心。

明世宗逝世,隆庆帝即位。第二年二月,张居正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此时另一大学士高拱由于与徐阶不睦而离开内阁,所以朝廷大事基本上均由徐阶和张居正秉理。

张居正如鱼得水,尽情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办事能力,不久他就写了省议论、核名实、振纪纲、重诏令、固国本、饬武备的《上陈六事疏》。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在政坛斗争中失败被迫辞官,政敌高拱再次入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是个功过兼半的人,他非常重视培养起用人才,尤其是善用有德有才的年轻官员。考核官员唯以政绩为准,从不问出身和资历,而且在选派官员时特别注意年龄和健康。规定凡50岁以上者,均不宜再任州县之长,不称职者立即去之。他当政时起用了一批优秀人才,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张居正和徐阶关系不错,而徐阶又是高拱的对头。

然而,高拱的毛病也是相当突出的,他为人傲慢,刚愎自用,不善于听取下级的意见。因此,张居正虽然有幸在内阁任职,但有高拱在他之上,他想尽展才华,大干一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公元1573年明穆宗逝世,十岁的太子朱翊(yì)钧继承帝位后改年号为万历,在太监冯保的左右下张居正不断得到重用,而高拱明显地感到内宫对他不信任,于是他决定和冯保拼一拼。但这时的冯保已顺利地当上了掌印太监又兼提督东厂,宫内宫外大权在握,因此他把高拱根本不放在眼里。不久,冯保以高拱“揽权擅政,威副自专”的罪名把他罢了官,高拱不久也去世,张居正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首辅。

明神宗朱翊钧当皇帝时年仅十岁,因此皇帝育问题首先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头等大事。张居正深感教育好一个皇帝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于是他自己毅然肩负起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他每天除安排好功课外,还专门为他讲解经史;将每日早朝改为每月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时间均安排给万历攻经读史;又请李太后移居乾清宫,让其与万历同住,以便朝夕照护调理管束。

万历读书的地方叫文华殿,坐落在紫禁城东部,为历代皇帝就读省事之处。严厉而令人敬畏的张居正先生不仅亲自为他讲解经史,而且还专门为他任命了五个讲经说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为他编订了厚达一尺多高的讲章。每日上午他要学经书、书法、历史。这其中还要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把当天臣僚们奏的本章一一亲览,在张居正“票拟”旁边用御笔作出批示。

在张居正的谆谆教导下,万历明白了不少为人事的道理和治理天下的策略。看到万历的成长,张居正由衷地感到高兴,他觉得皇帝如果“圣明”。

也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展鸿图,他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了。

改善国防行考成法亲眼目睹了“庚戌之变”的张居正,对军队的素质深为担心,因为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保证,他从那时起就在谋划着对边防的整顿的问题。

“庚戌之变”时,有个任工科给事中的吴时来上疏推荐谭纶、戚继光驻兵于蓟州,加强北部边防。这一建议马上得到首辅徐阶的支持。由于新任兵部尚书霍冀对情况并不熟悉,而张居正与吴时来、谭纶、戚继光又都是徐阶所重用的人,于是在内阁中主持整顿蓟、辽,巩固边防的重任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张居正身上。张居正从整顿边防入手正式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改革事业。

张居正大胆地任用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大胆起用,因此“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他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右、方逢时等人都是勇力过人,又是有谋有勇的将才,他们在此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御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后,张居正给予大力支持。张居正同意谭纶、戚继光“筑敌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的建议。

当初,建立过赫赫战功的抗倭(wō)名将戚继光,奉调从浙江北上蓟州,总理蓟州、昌平和保定三地的防务,他上任后强烈要求改革蓟州军制的想法,得到了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赏识和支持。短短的几年里,整编防区,训练新军,一切均按他的计划有条不紊(wěn)地进行着,使他的军事才能再次得到充分的发挥。

戚继光常备不懈,励精图治,在他镇守蓟州十六年间,这里一直相安无事,蒙古各部再也未敢侵犯边境。在整顿边防的过程中,张居正与戚继光私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辽东方面,张居正任用出身贫寒,但有大将之才的李成梁镇守。从隆庆元年起,李成梁在辽屡败蒙古土蛮郭入犯,其后被提为总兵镇守辽东。李成梁镇守辽东22年,先后十次连奏大捷,战绩之多是数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

在宣化、大同方面,张居正任用王崇古、方逢时镇守。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防御力量也逐日加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扭转了长期以来边防败坏的局面,战守力量日益增强,蒙古兵再也不敢犯边。在加强防御力量的同时,张居正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的途径,他命令沿边将帅,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同蒙古的友好往来,不要轻易兵戎相见,宣府大总督王崇古屡次派遣同蒙古有关系的人深入蒙古内部,发布告并宣布:番汉军民凡由蒙古投奔汉族地区者,一律以礼相待并接纳安置。这些在蒙古地区果然引起很大反响,汉蒙人民来往日见增多。

张居正通过重用英勇善战的将帅,整顿边防,加强战守,改变了英宗正统以来边防日益废弛的局面;通过重用足智多谋的边帅,改善汉蒙关系,改变了自明朝开国以来一直与蒙古彼此的敌对关系和战争状态,发展了蒙汉之间的友好关系。

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对朝中空谈清议、不务实际、人浮于事、政令不通的现状深为忧虑。他曾和内阁次辅、大学士吕调阳对此作过多次讨论,忠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下决心要彻底改革吏治,为其它改革铺平道路。他知道他的一切改革主张要靠这些部、科、院的大小官员去办,可如何才能把这群各自为政、散沙似的“散兵游勇”捏合成一支令行禁止、进退自如的能干队伍呢?他一直在默默地思考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万历元年(1573)十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成法,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