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有为
史可法（1601一1645）是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崇祯元年（1628），考中了进士。就在这一年，他被任命陕西西安府（治所在今西安市）推官，掌管刑狱案件的审理工作，从此他踏入仕途。
史可法在西安任职期间，当地发生灾荒，他赈荒恤民，办事干练，名声很快就传到了京城。崇祯五年（1632），朝廷调他到京师，任户部主事，以后升为郎中。在户部，他管理过当时称为太仓的国库和称为辽饷的东北军费，经手大量钱财，但史可法做到了一尘不染。崇祯十年（1637），史可法升为左佥（qiān）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池州、太平四府和邻接的河南、湖北和江西的一部分州县，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但他在生活上还是很节俭。
史可法管辖的地方连年灾荒，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他曾上书皇帝请求免除当地百姓的田赋。当时，史可法作为巡抚，兼管军事，他率领军队驻防在六安。原来明朝中叶以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便利政府收税，从万历九年（1581）开始，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主要是简化税制，并将扰民最重的劳役并入赋内，六安这个地方，却长期以来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干，一直让人民担负着很重的徭役。其中使老百姓最不能忍受的是每年要替官府养一批马匹。每当国家用兵的时候，官府便派出许多骑兵，去向百姓要马。马差一到，威逼勒索，就是中等人家，也经不起他们的盘剥。史可法知道这个情况后，便下了一道命令，把原来由民间担负的马差取消，改由官府雇人来养，解除了当地人民长期遭受的一桩祸害。
史可法对于贪污勒索扰害百姓的官吏总是严惩不贷，毫不留情的。有一次，他的部下一个姓苏的兵士，为了一件小事，射死了六安县的一个老婆婆，史可法立即把这个犯罪的兵弁（biàn，旧时称低级官员）判处死刑。苏某的一帮同伙秘密勾结了一百多人，在军中鼓噪闹事。当夜三更时分，有一批乱兵在城中好几个地方放起火来，想要造成混乱，乘机刺死史可法。史可法当时正在批阅公文，听到起火的报告，一点儿也不慌张。过了一会儿，一群乱兵向史可法的住所蜂拥而来。他们来到门外的时候，在烛光下面，只见史可法手握宝剑，端坐在堂上，乱兵被史可法那正气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镇住了，谁也不敢动手，最后一哄而散了。
天亮以后，史可法迅速调集军队，镇压了乱兵，扑灭了火，并且惩办了发动兵变的首要分子。事情过后，史可法派人调查因起火而被害的人户，每烧毁一问房屋，发给五两银子，以赔偿百姓的损失。他这种爱民如子的行为，感动了许多人。
明朝末年，政治腐朽、赋税繁多，人民不堪受压，纷纷起义，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自尽了，满清的军队招降了明朝大将吴三桂，共同进攻李自成的部队，并把李自成赶出了北京，从此清军一路南下，准备统一全国。
神宗的孙子福王朱由崧（sōnɡ）在一些明朝大臣的拥护下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历史上称为南明。
福王派史可法组织军队抵抗清军。
史可法来到扬州以后，一面设法稳定江北地区的社会秩序，一面派部下设立“礼贤馆”，专门接待从四面八方前来报效的人士。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量材任用。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许多人才从各地来到扬州。
在军事上，史可法在离南京前就提请朝廷讨论决定，作出了如下的安排：在江北地区设立四个据点，叫做四镇，命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四个总兵分别担任四镇的镇将。担任督师的史可法驻在扬州，统率四镇。
当时大江南北的老百姓看到史可法领导抗敌工作，在他们沉重的心情上，又重新滋生出一线希望。他们都热烈拥护史可法领导抗敌斗争。有些农民起义队伍也愿意协力抗清。沛县的举人净尔梅写信给史可法，请他进兵徐州，收复失地，并且表示自己愿意担当起联络山东榆园农民军的责任。贵池的刘城也写信给史可法，提出收复失土的计划。可见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反抗清军都是怀着极其热烈的心情的。如果南京政府能够抓住时机，作出符合人民愿望的决定，大局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福王和南明朝廷中马士英等掌握实权的人，只知贪图眼前享乐，沉湎于犬马声色之中。朝中掌握大权的人这样昏庸卑劣，前线虽然有像史可法等那样决心抗清的人，但是事事受到朝中的牵制，无法开展有力的战斗，福王朝廷最后终不免于覆亡！
史可法任督师的期间，自己在生活方面十分节俭，一点排场也不讲究。他每餐只限一菜一饭。后来因为前方军饷供应不足，便免去荤菜，经常素食。当军事紧急的时候，他昼夜警惕，连躺下睡觉也穿着铠甲，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他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没有吃饭，他决不先吃饭；士兵没有添衣，他也决不先多加一件衣服。甚至在酷热的夏天，他手里也不拿扇子；严寒的冬天也不穿皮衣服。他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鼓励大家。
这一年的除夕，士兵们都轮流休息去了，史可法仍然和往日一样，一个人紧张地批阅从各方面送来的公文。夜深了，不免有些困乏，他想喝点酒来提提精神，然后再继续工作下去。当他举起酒杯时，忽然想到“礼贤馆”的秀才们。他本想请他们一道来喝酒，可是时间已是夜半，又恐怕惊扰了他们睡觉，于是嘱咐值勤的军官说：“不要惊吵他们了，每人发给一份酒资吧！”值勤的军官答应着去了。于是史可法拿起酒杯斟上了酒。他想向厨房要些下酒的东西，厨人回报：“白天犒劳将士，已经把所有的菜和肉都分光了。”史可法便叫人取些豆豉（chǐ）来下酒。
史可法平日很能喝酒，喝上几大碗也不醉。自从来到前线，恐怕耽误军情，他戒了酒。这天是大除夕，才破例喝了酒。当时他想到当前的抗敌形势和前途，引起了无限的感慨，不禁掉下泪来。连日疲劳加上一点醉意，他不觉伏在办公桌上睡熟了。
东方微明的时候，文武官员都先后来到营门，听候升帐议事，可是营门还没开放。大家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扬州知府任民育一边向大家解释说：
“相公很难得像今夜这样休息一下，就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吧！”一边命打更人再打一次四更的鼓。这时候，东方已经泛出了鱼肚色的白光。
重打四更的鼓声未落，史可法醒了过来。他张眼看见天色已明，却还听到四更的鼓声，大怒道：
“乱打更鼓，竟敢违犯我的军令！”左右的人赶紧把任民育的话告诉了他，请求他宽恕打更人，史可法这才算了。过了一会儿，营门大开，文武官员都来拜见，知府任民育也到厅前请罪。史可法对他说：“你这样做虽然是爱护我，但是又怎么可以因私破坏公共法规呢？”从此史可法坚决不再喝酒，无论怎么疲倦也决不伏在办公桌上打瞌睡了。
清兵入关占领北京以后，继续出兵攻打各地，福王政权的处境不断恶化。当时，不必说马士英、阮大铖这伙败类，就是那些王派的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内，他们也曾经极端错误地想借清军的力量来消灭农民军。福王朝廷曾经可耻地派遣使臣向清军求和，妄想共同反对农民军。清军看透了福王政权不堪一击，拒绝议和。这样，才使南明一些大臣的求和幻想归于破灭。由于清军下定了消灭南明政府的决心，不停地向南进攻，史可法终于认识到：“历观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误”，“唯有言战，才是出路”；南明将臣必须“同舟共济”，“朝营夕算，惟此是图”，一致抗击南下的清军。
史可法尽力整顿军备，组织兵力，争取内部团结，一致抗清。他成了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对于清军的进犯和到处大肆烧杀，各地人民也怀着满腔仇恨，决心反抗到底。因此，在反抗清兵进犯的这一点上，他与人民站在一条阵线上了。因而人民是拥护他、支持他的。苦心筹划坚决抗清史可法来到扬州之后，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都
积极地作了安排，可是他并没能够立刻向北进兵。
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四镇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问题，彼此不仅不能协作，还常常闹磨擦。为了这事，史可法费了四、五个月的时间，才苦口婆心地说服了四镇总兵，使他们停止了互相之间的军事冲突。
在史可法的精神感召下，四镇都表示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就连最强横的绰号叫做翻山鹞（yào）的高杰，也被史可法忠诚恳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史可法把四镇的驻地重新调整：高杰驻瓜州，黄得功驻仪真（今仪征），刘良佐驻凤阳，刘泽清仍驻淮安。
经过这样的安排，四镇的紧张关系暂时缓和了下来，但并未根本好转。1644年九月，黄得功有事暂离仪真，高杰派部将在土桥伏击黄得功，他自己则率众攻打仪真。事后，黄得功上书南明朝廷，表示要同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先说服黄得功要以抗清大局为重，又亲自到高杰营中，用极坦白极真诚的态度，向他讲明个人利害和大局的关系，劝他同黄和解，一致杀敌，这样不但对大局有利，也对高杰自己有利。这一回，高杰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他坚决听从史可法的教诲。这年十月，高杰主动请求出兵北伐，带领军队讲驻徐州。
高杰的部队前进了，史可法自己也领兵到达了清江浦（在淮阴县）。当时从王家营（在淮朗县北）到宿迁一段，地位最为冲要冲要：处于全国的或某一个地区的重要道路的会合点，因而形势重要。，史可法亲自担任防守之责。他又派人到开封去办理屯田，训练军队垦田，以求保证军粮的供应，给收复整个中原地区打下物质基础。
正当史可法奔走调停前方镇将内争的时候，清军向南明展开了强大的军事攻势。
这年十一月四日，从水路北进的史可法到达鹤镇时，得到探卒报告说，清兵攻占了宿迁。史可法赶紧带兵前进到宿迁南面的白洋河，命令总兵官刘肇基去救援宿迁。八日清晨，刘肇基收复了宿迁。清兵又转而围攻邳（pī）州（今邳县）。刘肇基再赶去救援邳州，邳州也解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