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历史名人传记——中国历史名人之四
13588600000021

第21章 姚崇

初次为相

姚崇(650-721),字元之。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今约南三门峡市)人。唐高宗永徽元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姚懿,在贞观年间做过巂(xī)州都督。姚崇年少时不拘小节,长大后好学不倦,后经科举入任,始授濮州司仓参军,后又任司刑丞,此时正值武则天天授年间,严刑峻法横行,姚崇理案刑狱,执法公正,把很多人从冤狱中救出来。他的才能引起了上司的重视,连连晋升,不久任夏官郎中,成为兵部的一名要员。

武则天是个重视人才的女皇帝,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姚崇。其时,契丹举兵攻陷河北数州,情况相当危急。姚崇上书提出应急对策,武则天见他的上书剖析周密,论理精到,便破格升为兵部侍郎。

武则天前期执政,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闹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姚崇以自身和全家人性命担保,恳求武则天,今后收到告发谋反状子,把它收起来,不再追究。假如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他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了很高兴,说:“以前宰相什么事都表示顺从可办,使朕陷于滥施刑罚的境地,现在听到你的话,很合朕的心意。”特赏给姚崇白银千两。

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提升姚崇以夏宫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又兼相王府长史,姚崇以母亲年老解职侍奉,下诏以相王长史侍疾。过了一个多月,复兼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建议:“臣事相王(李旦),而夏官本是管理兵马的职守,臣不宜典兵马,不是臣爱惜性命,只是这样做对相王没有好处。”武则天认为姚崇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下诏尽改为春官(礼部)尚书。姚崇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当时,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倚仗武则天,横行朝中。长安四年(704),张易之要把京城的十个和尚派往自己修造的河北定州的佛寺。此事本来是件小事,但为了遏制遏(è)制:制止、控制。张易之的气焰,姚崇就是不同意这些和尚去定州,张易之几次请求照顾,姚崇就是不答应。这一来,张易之记恨在心,暗中在武则天面前说姚崇的坏话,武则天就借突厥犯边的机会,把姚崇调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道安抚大使。虽然姚崇还是凤阁鸾台三品,但其实已是徒有官名,并无实权。赴任前,武则天要姚崇荐举宰相人才,姚崇继狄仁杰后,再次推荐张柬之,认为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武则天才于长安四年(704)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做了宰相。

二次为相

张柬之做宰相后,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跋扈横行,包藏祸心,深感不满。同时朝臣们又多次上书,要求惩治二张,更使张柬之下定决心,要收拾他们。由于武则天袒护,二张始终在宫中逍遥法外。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认为时机已到,着手谋划诛杀二张。正好姚崇正从驻地灵武回京,这无疑是来了一个好帮手,张柬之十分高兴,经过姚崇与张柬之密谋,率五百羽林兵,直接进入玄武门,杀死了这两个不法恶徒。随后,又对武则天施加压力,迫使武则天将帝位让给太子李显。

李显复位后,以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又因为姚崇有功、加封他为梁县侯,食邑二百户。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中宗李显率百官问候起居。王公群臣相互庆贺,唯独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对姚崇说:“今日难道是您流泣之时,恐怕你灾难就要从此开始了。”姚崇说:“近来与您等诛杀二张,不足以言功,但奉事武后为时已久,突然离别旧主而悲泣,这是做人臣的常情,由此获罪也是心甘情愿的。”中宗李显听到姚崇的这些,便将姚崇调离京城,出任毫州刺史。姚崇的悲泣固然有留恋君臣的私情,也由于他清醒地看到,张易之兄弟虽已被杀,武则天也已让位给太子,但中宗昏庸,武氏家族的势力很大,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不愿遭到武氏势力的暗算,因而才以一哭远离京城。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在中宗的支持下,削了张柬之等五人的实权,五人在流放中被害,而姚崇独得以免死。

姚崇罢相后,先后在毫州、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当刺史,远离京城,没有参与朝廷内部的斗争。此时朝廷已为武三思和韦后所掌握,中宗只是傀儡。太子李重俊对武、韦早已积恨在心,于景龙元年(707)七月,率领羽林军,杀死武三思及党羽十余人,昏庸的中宗在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的包围、逼迫下,发兵杀了太子李重俊。韦后和安乐公主野心越来越大,两人又再次合谋,毒死了中宗。朝中大权完全掌握在她们手中。韦后一心想走武则天的道路。然而,好梦不长。李隆基策动禁军又一次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以及妹妹太平公主的扶持下,恢复帝位。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睿宗李旦即位后,于景云元年(710)六月,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当了宰相。

渭川陈策

姚崇虽任宰相,但掌握朝中实际权力却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她干预朝政,也想走其母武则天的道路。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和宋璟联名上奏,建议把太平公主安置在东都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以确保李隆基的东宫地位。昏庸的睿宗,如实将姚、宋的建议转告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李隆基也害怕极了,为争取主动,李隆基就抢先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兄妹之间关系,应加严惩。于是,姚被贬为申州刺史。以后,又先后任扬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为官清廉公正,颇受百姓爱戴,后调任同州刺史。

先天元年(712),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当时,太平公主已感到了李隆基对她的威胁,遂决定发动政变。但玄宗事先得到手下密告,决定先发制人,于开元元年(713)七月,出动羽林军一举把太平公主的党羽消灭,太平公主也被玄宗赐死。从此,宫廷的内乱平息了。唐玄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唐玄宗是个励精图治,想使国家振兴的君主。他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先天二年(713),玄宗在新来驿讲武,按照旧例规定,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长官,必须到行在拜见。玄宗密召姚崇前来。姚崇到时,玄宗正在渭河边打猎。玄宗立即召见。玄宗问他会不会打猎,他说:“少年时练习过。臣二十岁时,住在广成泽,以呼唤鹰犬追逐兽类为乐。张憬藏说臣长大后应当辅佐天子,不要自暴自弃,所以决心读书,后来才成了将相。但是少时常带了一些人打猎,老了还可以应付。”于是姚崇便和玄宗呼鹰放犬,十分熟练。玄宗十分喜欢,猎后,征求他对国事的意见。姚崇侃侃而谈侃侃(kǎn)而谈:形容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地谈论。,不知疲倦。玄宗就要拜姚崇为相。姚崇就此提出十条意见,希望得到玄宗的同意。这十项建议是姚崇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和经验教训提出的,是他挽救政治衰败的革新纲领。

这十条改革内容有:

一、垂拱年间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臣民,臣希望今后施政,当以仁恕为先;二、先朝高宗,征伐吐蕃,兵败青海,臣希望陛下不要贪求边功;三、近来奸佞之徒触犯国法,而这些奸佞之徒,皆受宠幸而免罪,臣希望守法从近臣开始;四、武后临朝,传达旨意的重任出自宦官之口,臣希望今后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五、豪门贵戚,为了媚上,贡献财物珍宝,随意征缴苛捐杂税,搜刮百姓,公卿方镇也多效法。臣希望除国家的租庸赋税以外,杜绝一切苛捐杂税;六、皇亲国戚争权,朝廷内乱,政权不稳,臣希望皇亲国威以后不要担任台省要职;七、先朝对群臣轻慢无礼,有失君臣之敬,臣希望君主对大臣须待之以礼;八、先朝擅杀忠臣,使净臣灰心丧志,臣希望敢于犯颜直谏,批逆鳞,犯忌讳;九、武后建造福先寺,上皇建造金山、玉真二观,工程浩大,耗费百万,臣请以后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十、汉朝外戚吕禄、王莽等横行不法,乱了天下,坏了国家,臣请以此为鉴,作为后世万代吸取的教训。

这几条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治诸方面,可谓切中时弊,为救世之良方。这对急于振兴国家的唐玄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每一项建议,玄宗欣然表示赞同,—一采纳。在渭川他就拜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三次当了宰相。

“救时之相”

当上了宰相的姚崇,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举凡军国要事,玄宗都一一要和宰相商议。唐玄宗为姚崇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宰相张说和姚崇不和,玄宗就把张说派到地方任职当了刺史,另一宰相刘幽求也主动调任闲职。于是,当朝的宰相只有卢怀慎和姚崇,而姚崇无疑处于支配的地方。他既掌相权,又掌军权,在开元年间是大刀阔斧革故鼎新革故鼎新:除去旧的,建立新的。多指重大事件的新旧变换。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

开元初年,局势混乱,动荡不安。姚崇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他看到武后末年以来,皇亲国戚多居台省要职,诸王又掌握指挥禁军大权。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勾结朝官,迭相为乱,多次发生政变。自武则天以来,短短的八、九年间,就接连发生了五次政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姚崇协助玄宗,在开元二年,把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不任以职事”,从此诸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因而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资本。

姚崇还规谏唐玄宗,“戚属不任台省”。所以,开元初没有大封皇亲国戚。王皇后之父王仁皎,仅历任将作大监、太仆卿等职。姚崇还设法抑制功臣权势的膨胀,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功臣贬到地方做州刺史,这些措施,像釜底抽薪釜底抽薪: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样,消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多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姚崇“救时之相”的称誉也由此而来。

姚崇在整顿吏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宗以来,卖官鬻爵,官吏增多,机构庞大,全国除正员外,置员外官二千人。一些富商大贾只要花钱就可以做官。官多俸多,国家开支入不敷出入不敷出:收入不够支出。于是,开元初年,姚崇大量裁减冗员冗(rǒnɡ)员:指机关中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罢免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申明这三种官,今后如果没有政绩和战功,不经皇帝特别诏令,吏部和兵部不得录用。同时,还撤消了一些闲散诸司、监、署十余所机构。规定内外文武正员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大大地减少了冗员,从而也减轻了国库的负担。

开元初年还规定了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的流动制度。京官有才识者,可出任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可入选京官。这样一来,长期存在的重内官轻外官的弊端就得到了纠正。县令是地方的基层长官,长期不予重视,为避免滥用,开元四年(716),玄宗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殿试,其中成绩卓著者一人擢升,四十五人不合格,回家读书、修养。

姚崇荐官取士,以品德才能为主要。他所推荐的广州都督宋璟,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的四大贤相之一。姚崇大力整顿吏治,严格铨选铨(quán)选:旧时称量才授官,选拔官吏。制度,罢免了以前的“斜封官”。“斜封官”“用钱三十万”,因为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用斜封交付中书省执行而得名。任人唯贤,量材录用,是姚崇吏治的主要做法。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私自奏请玄宗,把府中的阎楚珪(ɡuī)由录事提拔为参军,这次私自请托而任官,玄宗虽已表同意,但却遭到姚崇上疏反对,他据理力争,玄宗不得已收回敕命。

姚崇重视用法治来约束官吏,对违法乱纪者,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一视同仁,决不宽赦。开元二年正月,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欺凌百姓,受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薛王到玄宗那里求情。玄宗下令重新审查,意欲宽免。姚崇上书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正确,不可赦免。”由于姚崇的大力整顿,开元初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灭蝗抑佛

开元四年(716)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人们认为这是“天灾”,只好坐以待毙坐以待毙:坐着等死。指遇到危险或困难时,不采取积极措施。,只好求上天显灵禳(ránɡ)灾,眼睁睁地“坐视食苗不敢扑”。在满朝文武一筹莫展之际,姚崇上疏玄宗,主张应想尽办法扑杀蝗虫。他说:“田地都有主人,使自救其地,不会害怕劳苦。”他提具体灭蝗措施:“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塞,除之可尽。”他认为“古代有除不尽的,主要是人不用命”。

当时朝议纷纷,都“以驱蝗为不可”。姚崇力排众议,消除唐玄宗的疑虑,坚定他灭蝗的决心。

于是,姚崇排除了干扰,下令扑蝗。他特派遣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扑蝗。仅汴州一地就扑获蝗虫14万石,而入汴渠顺流而下的不计其数。因为山东人民的奋力扑杀,山东地区免遭了一场大灾难。

唐代佛教、道教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都信佛道并从中牟利。他们耗费巨资,大量建造佛寺。道观,占用大量土地。而这些寺院享有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役,各地寺院纷纷度人为僧。由于佛道人数的增多,造成国家财政日益枯竭。开元二年(714)姚崇上疏玄宗,请求裁减和尚。他列举了历代由于只知信佛而导致身死国破的事例,说明信佛道之不可取。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裁僧尼三万人,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玄宗还下令,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禁止铸造佛像,传写经书,禁止建造佛寺。即使修缮旧寺,也要报请批准。这些措施无疑对抑制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开元四年(716),姚崇辞去宰相之位,朝廷授于他开府仪同之司。虽然不在相位,但有关军国大事,玄宗还是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开元五年(717)春,玄宗将巡幸东都洛阳,太庙突然倒塌。玄宗询问身边大臣,大臣回答说:“三年之丧没有满,不可以行幸。太庙圮(pǐ)圮:倒塌。坏的变故,是上天的教戒,陛下应停止东巡,修身养性以谢上天的谴责。”玄宗召姚崇询问此事,姚崇劝玄宗,巡幸东都已准备就绪,不可误期。他主张重新建造太庙,准时东行。玄宗听从了姚崇的意见。

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病危之时,还嘱子孙不要信佛,并嘱薄葬。

唐玄宗对姚崇的逝世,十分悲哀,下令为姚崇撰写碑文,赞誉姚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