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6——1692），湖南衡阳人，清代著名的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官至南明行人司行人，掌传旨，造封册。后受排挤、迫害，化为瑶人，避难湘西。清兵攻入湖南，他与好友管嗣裘举兵抵抗。后返回故乡，隐居著述。他一生坚持反抗民族压迫，坚持民族气节。以爱国主义精神，坚持学术创作达40年之久。有《船山遗书》传世。
王夫之的家有个优良传统，就是以祖传《诗经》见长。王夫之的两位叔父在诗歌方面都有一定成就。王夫之从小就受他们影响，接触声韵、对偶这些作诗的基础知识。他的二叔父牧石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
王夫之四岁时就随长兄介之入塾读书了。他的聪明以及对古文化的兴趣令人不敢置信。到七岁时，他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10岁时，他父亲还做了监生，教他学了五经经义。14岁时考中秀才。又过两年，开始致力于诗文。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阅读了《离骚》、汉魏《乐府》、历代诗人的佳作名篇约十万余首。
王夫之少年时代，调皮淘气，时常犯“口过”，惹得父亲不高兴，常常十天半月不理他，直到他内心自觉认错、涕泣改过才给以教训。
不过他父亲教子有方，一经说过，终生不提往事。他从来不对孩子板起面孔，有时把兄弟召集在一起，一面饮酒，一面劝导他们做人要谦逊和气，他允许孩子们有正当的游戏，让他们摆棋对弈等，但不允许学赌博、击球等不好的事。
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王夫之，不仅在经史文学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而且在为人处事方面也受到感染，同时，少年的王夫之已开始留心政务。
后来，王夫之又去岳麓读书深造。当时国家的境况越来越坏。为匡扶社稷，挽救国家危亡，王夫之与旷鹏升等组织“行社”。次年又与同乡文之勇。郭凤跹、管嗣裘等人，仿效东林、复社，成立了一个旨在抨击时弊、评论朝政、议论改革的团体，叫做“匡社”，取“匡时救国”之意。
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武夷先生的弟子，自幼意气相投。王夫之参加“匡社”的行动，说明他当时已经投入现实的政治生活。
在崇祯壬午科湖广乡试中，王夫之中了第五名举人。这次武昌乡试由直隶华亭人沔阳知州章旷担任分考官，考试结束后，他接见了王夫之这位年轻的考生，谈话中意味深长地将王夫之引为知己，互相勉励。他的才华和见解得到考官的赏识。
没多久李自成入北京，明朝宣告灭亡，王夫之得知消息后，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完了就哭，以后每到明王朝覆灭的日子，他都用原韵作《悲愤诗》，寄托他的哀思。从此以后，他开始走上了救国、著述的道路。
清兵占领北京后。王夫之避居于南岳续梦庵。后又亟走湘阴，上书湖北巡抚、司马监军章旷，提出抗敌之策。但章旷却敷衍作答，根本不重视他的建议。次年，清军陷衡阳，父亲王朝聘、兄参之相继病逝。
王夫之隐居于莲花峰顶，一面潜心研究《周易》，一面密切关视着抗清斗争形势的发展。
由于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清以及何腾蛟部的大举反攻，西南抗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此时，王夫之和匡社成员管嗣裘、南岳僧性翰等，决定募集义师与官兵协同作战，收复家乡失地。经过几个月的奔波，他们终于招集起一支义军，在衡阳起义了。
这支义军的将领是一些缺乏行伍生活经验的书生，战士是一些未经训练的农民，缺乏给养，孤立无援。他们苦撑不到数月，初冬时节就被清军打败了。王夫之同管嗣裘一起不得不直奔南粤，到自身难保的永历皇帝那里暂且避难。
在永历小朝廷内，王夫之就任行人司行人官职。此时的局势虽然异常危急，永历政权的官僚们却依旧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内阁王华澄、太监吴国祥结成吴党，排斥异己，贪赃枉法，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王夫之三次上疏，结果适得其反，自己险遭毒手。王夫之“愤激咯血，因求解职”，幸得农民军将领高必正营救，才免遭毒手。
在这种形势下，王夫之只有离开永历朝廷，前往桂林，投奔抗战派将领瞿式耜。不久，王夫之听说母亲病了，从小路回衡阳到家时，母亲已经去世了。后来瞿式殉节于桂林，严起恒受害于南宁，王夫之知大势已去，遂决意归隐山林。顺治九年（1625年），王夫之道于湘西耶姜山侧，开始了“屏迹幽居”的著述生活。王夫之的抗清救国活动在此也告结束。但他的爱国思想、民族气节至死也是不变的。
王夫之40余年的隐居生活中，最初10年间，为了躲避清人的缉拿，他流徙不安，在祁、邵间朋友家中踯躅二三年。后移居常宁西庄园，由友人王文俨供给饮食，教授乡人《春秋》后返回衡阳，结识了不少佛家弟子，于是长居双髻峰寺院之中。过了三年，才定居在湘西金兰乡萸塘，初造小屋，名叫“败叶庐”；次筑“观生居”。过了12年，再徙石船山下，离“观生居”二里许，筑湘西草堂，自号“船山”。在这10年流浪生活中，他吃了不少苦，有一段时间缉拿风声吃紧，他不得不更改姓名，混迹于瑶人之中。
王夫之在隐居期间，一面以教授生徒糊口，一面开始了学术研究。正是这40年荆榛草泽生活，把他培养成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康熙三十年（1691年），王夫之久病喘嗽，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病逝于船山下湘西草堂。
王夫之是学者，不信鬼魂，故遗命禁用僧道追荐亡灵。只是在墓碑上写道：“明朝遗臣王夫之之墓”，以志他的民族主义精神。
王夫之在政治上提倡尊君。但他所尊的君不是“暴君”、“暗主”，而是“圣君”、“明主”。他所倾慕的“圣明之君”，“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而以“公天下”为宗旨。
王夫之认为，君主不应独揽大权，而应分权于宰相、百官。“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这显然是对明代君主“专横独断”的不满。
王夫之在经济上，认为皇家不应以天下之财为己之私财，将“富贵擅于一人”，而应以“天下之财养天下之民”。他针对明皇室带头兼并土地，“聚敛以败国”的教训，指出“地之不可擅为一人有，犹天也。天无可分，地无可割，王者虽为天之子，天地岂得私之，而敢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
王夫之在哲学上，提出了相当完备的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体系。
其一，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
“气一元论”是王夫之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他认为，“气”是世界万物之源，整个宇宙间都充满了气，“凡虚空皆气也”，“此外更无他物”。他又指出：“汽”是一切运动变化的主体，而运动是气的根本属性。自然界在运动中，“势不能保其固然”。“气”聚则显，生成自然万物；散则隐。总之，“生非创有，而死非消灭，阴阳自然之理也”，这是从“气一元论”引出的“物质不灭论”的精辟见解。
其二，充满辩证法的运动观。
王夫之认为，运动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物质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他说，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生不穷的世界。他又指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这意味着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静是动的一种形态，天地之间根本不存在“废然之静”的绝对静止，这是非常鲜明的关于动、静关系的辩证法观点。
王夫之还认为，事物本身存在阴阳对立，它们“相反而相仇”，推动了天地万物运动变化。他具体论述道：“以气化言之，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王夫之还注意到矛盾的统一性，他提出：“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因此，一切对立面并非绝对对立。他对事物的相互渗透以及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相互转化的特点作了剖析，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辩证法的思想”
其三，以“行”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观。
王夫之指出了知与行相互区别，“各有致用”，又相互统一，“相资以为用”的辩证统一关系，对王守仁混淆知行界限的“知行合一”说，进行了批驳。
在知、行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王夫之特别强调“行”的意义。他指出：“知”不离开“行”、不“行”就得不到“知”，这是对程、朱学派“知先行后”论的驳洁。王夫之还明确指出行是检验知的标准，这确实是十分精彩的议论。
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有许多才华出众、守志不移的饱学之士，被社会抛弃而隐于山林之中。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位著名哲学家王夫之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夫之在反抗民族压迫的同时，坚持著述，竟达40余年之久。即使到临终的前夕，他还是“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这是何等坚贞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
王夫之坚持著述，开始作《老子衍》，接着又写《周易外传》。而后又完成了《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庄子通》、《噩梦》、《诗广传》、《俟解》、《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和《宋论》等100多种，400多卷的巨著。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引谭嗣同的话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这绝非夸张之词，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成为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集大成者，是当于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