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登虽然有杜邦这个强大的经济支柱，可与罗斯福这样一位如此深得人心的总统和强有力的竞选者相比，他甚至从未有过一丝得胜的希望。在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中，罗斯福赢得了104个、而兰登只赢得了2个，这是杜邦家族有史以来遭到的最大一次失败。过去，从未有一个家族单独控制一次竞选括动。因此，1936年共和党人所遭受的毁灭性失败对杜邦家族也是毁灭性的否定。正如泰勒·考德威尔的《死神王朝》中所比喻的，杜邦可能是美国最可恨的名字。
杜邦家族的噩运仅仅持续了一年，罗斯福便主动来找杜邦和解了。这也许是历史又一次注定了杜邦家族要重振雄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是迫在眉睫了。也许是只有在战鼓响起的时候，政府才会意识到与杜邦合作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1937年6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特拉华，数以百计的杜邦家族成员和贵宾兴奋地拥挤在基督教堂前面。那里，在一座俯瞰原先的希兰迪瓦因火药厂的郁郁葱葱的山岗上，衣冠楚楚的人群登上教堂陈旧的台阶。照相机和闪光灯旋风似的忙碌着，拍下了本世纪最盛大的婚礼场面，这是许多杜邦家族翘首以待的。教堂内，许多名人端坐在一排排擦亮的木制靠背长凳上，注视着一身穿着礼服的瘦长的新郎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急切地等待新娘埃塞尔·杜邦。但是，那天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却是新郎著名的双亲：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夫人。
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中，这次杜邦家族和白宫之间的结合可能是公众最意想不到的。仅仅一年前，杜邦家族还在和罗斯福总统交战，双方都发表了连珠炮似的政治演说，互相猛烈抨击。然而，一切都像童话般的美满，美国最有权势的两大家族走到一起来了。
这一事件表明美国最有权势两大家族休战，同时也是以杜邦家族为代表的大财阀最终战胜政府的标志。经济崩溃，战争在即，政府决不能得罪大财阀，因此率先打出白旗，放宽了对大公司的限制，决定对其减税。1939年期间，杜邦家族的尤金向法院起诉，最后胜诉，得到了以前政府对其征收的6．3万美元的拖欠税；拉摩特追回了1934年支付的5万美元联邦税；伊雷内也追回了2．8万美元。1939年6月，拉摩特对威尔明顿信托公司起诉，索取1935年为13个杜邦家族成员信托财产而上交的22．3万美元。当然这笔款项也退回了。罗斯福政府完全推翻了它早已制订的税收政策，从而动摇了“新政”结构的基础。
杜邦家族意识到该是按自己的意志来办事的时候了。
战争是被称为“死亡贩子”的杜邦家族发财的好机会。小战小发，大战大发。1939年，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机会又来了。1940年，杜邦公司向英国和德国提出了一个无烟火药工厂的预算，6月4日轴心国批准了这笔预算，并签订了一项合同，同意资助全部工程。7月，罗斯福政府向杜邦公司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无烟火药。为了生产这批火药，杜邦公司被授权以2500万美元建造并管理一家新厂，其产量将达到全国火药总产量的3倍。杜邦公司第八任总裁拉摩特·杜邦高兴地说：“他们需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好，让他们付出相应的高价吧！”
1940年，杜邦公司第9任总裁皮埃尔·杜邦的妹婿之弟、52岁的沃尔特·卡彭特被公司选中，出任公司第10任总裁。此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出身，而且办事果断敏锐，有很强的社交能力。时值“二战”，正是这种人物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在他的领导下，杜邦公司生产了40．5亿磅的火药，占战时全国总产量的70％。比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总产量增加了3倍。与一战不同的是，杜邦的非火药生产和营业利润更大，这些非火药生产也是军用的。杜邦的尼龙降落伞、蚊帐、油漆、染料用于军舰、军服，防冻液用于军车，等等。
1940年，杜邦公司的营业利润为1亿美元，1941年猛增到1．58亿美元。另外，1941年杜邦公司还从通用汽车公司的红利中捞到了3700万美元。在1941年至1945年的军工生产期间，杜邦公司获得了7．41亿美元的营业利润，3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使杜邦家族获得“死亡贩子”称号的数字。
1943年，杜邦公司盘进了制造X光和荧光镜的帕特森屏幕公司，并开始买进最大的军工承包商之一的波音公司的股份。1944年，艾尔弗雷德·I·杜邦家族在佛罗里达州增加了其第15家银行——美国国家银行，使其总财力上升到2．59亿美元。在北美航空公司，杜邦家族获得了惊人的利润：该公司营业利润从1940年的0．l美元上升到1944年的0．87亿美元。这段时期政府付给杜邦的价格高得不能再高了。从1941年到1945年的军火生产期间，杜邦公司总共获得了7．41亿美元的营业利润。
兼并与收购是资本经营家实现企业膨胀的绝妙方法。正是通过兼并与收购化工企业，杜邦实现了从军火大王向化工帝国的转变。这一转变，使杜邦在和平时代的今天，仍然屹立于世界企业之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杜邦的总裁皮埃尔迈出了极有远见的一步，他没有把堆积如山的财富储蓄起来，或是用来进一步扩大军火的生产以便从战争中捞取更多的油水，而是果断地在战争期间买下了几家化学行业的工厂，决定让公司在战争结束以前便具有多样化的生产能力。
1915年，他买下了制造真漆、火棉塑料、搪瓷的阿林顿公司；1916年他买下了制造橡胶涂层织品的费尔菲德橡胶公司；1917年又买下了制造染料、油漆、清漆和重化学产品的哈里森兄弟公司；到战争结束时，他又盘进了另外五家化学公司。在此基础上，皮埃尔率领着杜邦家族在开创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庞大的化学工业帝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收购了这几家化学工厂后，为了保护这些新获得的颜料和清漆市场，同时也为了替苯和甲苯——杜邦经营的三硝基甲苯（TNT）、三硝二甲苯（TNX）和苦酸等工业的基本成分开辟一个新市场，杜邦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夺取合成染料工业。
染料工业技术最先进的在德国，19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敌贸易法案，联邦政府没收了在美国的全部德国资产。杜邦抓住这有利的混乱时机，将有关染料工业的德国专利品弄到手中。然而，杜邦公司仍缺乏染料制造的最重要的实际技术。没有德国的经验，大多数新到手的专利品是无法弄懂的。杜邦决定直接和德国人打交道，以解决这个问题。
要想获得染料制造的实际技术，关键之一是贿赂德国科学家，把他们请到杜邦帝国。最后，在1921年2月，德国当局发出了对4个杰出的德国染料工业科学家的逮捕状。不过其中的两位不久便失踪了：几个月后，杜邦公司便生产出了美国最先进的合成染料。
到1922年底，杜邦家族在染料和有关化学工业中投资已达4000万美元，他们把商业和设备的投资总额中60％拨给化学工业。这时，杜邦家族拥有德国的专利和科学家，又有关税壁垒抵御外国竞争，因而成为美国头号染料制造商。
杜邦公司迫切地需要进一步扩大它所涉及的领域，杜邦帝国也急需继续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成了杜邦瞄准的下一个目标。
底特律的“小巨人”威廉·卡波·杜兰特的创造力和干劲是一般人所无法匹敌的。1908年，杜兰特组织了他一生中最心爱的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控股公司）。两年之内，杜兰特带着他的公司的1200万美元资本，在密执安趾高气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并了一大批财运不济的弱小竞争者：卡迪拉克汽车公司、奥尔兹莫别尔汽车公司、奥克兰汽车公司、诺思韦汽车公司以及其他15个企业。要不是同他有来往的那些银行家疑虑重重，优柔寡断，他还会买下当时首屈一指的汽车制造厂——亨利和福特汽车公司。
然而，格兰特的周围资本也被这样大的扩张耗尽了。随着1910年经济衰退时期销路减少，他被迫在那年把股份控制权在5年合同期内转让给波士顿和纽约的银行家，以换取急需的155万美元贷款。
到了1914年，皮埃尔·杜邦手下那个瘦小而精明的秘书约翰·丁·拉斯科布深信：由于临近的世界大战将带来繁荣，通用汽车公司的盈利在1年之内将增加一倍。因此就在那一年，他买了500股通用汽车公司普通股，每股70美元。皮埃尔也从通用汽车公司6500股总额中买了2000股，每股82美元。事实证明拉斯科布看准了，通用汽车公司股价在1915年夏季涨到每股200美元，9月间竟高达350美元。
皮埃尔的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刘易斯·G·考夫曼，显然对此有所耳闻。考夫曼是纽约查塔姆与菲尼克斯银行总经理。有一次他曾邀请皮埃尔加入该行的董事会。但更重要的是，考夫曼也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而且是杜兰特的伙伴，杜兰特向银行家摊牌的时候临近了，杜兰特已经找不到比杜邦家族更强有力的伙伴了，也许他能利用一下杜邦家族吧。于是他发出了请柬，邀请皮埃尔于1915年9月16日在纽约参加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会议。
此时的皮埃尔正在密切地注视着通用汽车公司，他在等待着最有利的机会的到来。接到通用汽车公司的请柬，皮埃尔长叹一口气：杜邦拓展业务的机会又来了。他马上回答了杜兰特：我一定来。
皮埃尔和拉斯科布一到会就迅速控制了局面。通用汽车公司和雪佛兰汽车公司赚足了钱，使杜兰特能偿还银行家的贷款，但是要取得控制公司的权力却是另一回事了。在新董事会的组成问题上，杜兰特和银行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由于皮埃尔控制了3000股左右，已成为最大的少数股份持有人，因此双方立刻勾心斗角地去拉拢他。
然而杜邦岂是受人诱惑拉拢的人，皮埃尔不顾一切劝诱而严守中立。这是非常精明的一着，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很快就使他获得了大企业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皮埃尔被聘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充当一位中立的仲裁人。他还被要求另外物色三个助手，作为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中立派董事。皮埃尔不卑不亢地眨眨蓝眼睛，接受了要求，提名拉斯科布、杜邦公司副总经理哈斯克尔和他的表弟兼妹夫亨利·贝林3人作为这个“董事长”的助手。杜邦公司的脚已经伸进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门。
杜兰特当然想重新取得他亲手创办的公司的控制权。但他在11月12日董事会会议上说出这一愿望时，得到的却是杜邦家族表现出来的冰冷的沉默。为了夺回自己的公司，杜兰特不得不另觅盟友，他利用另一家辛迪加出面，以出售雪佛兰汽车公司股票所得，买下通用汽车公司的大宗控制股票，从而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好景不长。
战争使杜邦家族发了横财，却给杜兰特带来了灾难。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突然暴跌到新的低点。投机商由于战时供应削减和汽车需求降低的威胁而惶惶不安，他们抛售了数以千计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使股票价值降到75美元。在拉斯科布的极力怂恿下，杜兰特愚蠢地开始购买所有能到手的抛售出来的股票，借以维持其价格。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姿态。最后，杜兰特又不得不向杜邦求援，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本。正是在这个时刻，杜邦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
拉斯科布在1917年12月19日向杜邦总裁皮埃尔解释：“我们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股权无疑将使我们获得整个人造革行业、塑料行业和油漆业，这些公司具有重大价值，本人相信杜邦最终将彻底控制和支配整个通用汽车公司。”两天后，杜邦批准购买价值2500万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
皮埃尔的第一步是在通用汽车公司确立一套符合自己要求的管理方式。他以杜邦公司为模式，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度集中的大企业机构，设有一个由他本人、拉斯科布（主持人）、皮埃尔的兄弟伊雷内、他的表弟亨利·贝林等人控制的财务委员会。当然，杜兰特名义上也是委员，但他完全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其他的势力范围是在执行委员会，在那里他管辖来自各个主要经理部门的其他代表。
但是，并非只有杜兰特7个人留在通用汽车公司担任总经理，哈斯克尔也在那里主持事务，并向皮埃尔汇报。1917年至1919年间，杜邦公司又购买了价值240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份。短短两年内，杜邦家族便在通用汽车公司总共投入了4900万美元，占有股份总额的23％，这是一个占优势的地位。
杜邦对财政的控制很快就摧毁了杜兰特还掌握着的经营控制权。1919年底，雪佛兰公司被吞并，因而通用汽车公司的资本增至10亿美元以上，由于此时的杜邦公司承受的战时负担已减轻，皮埃尔和拉斯科布放弃了他们在杜邦公司的投资。这一步骤马上见效，其中包括由杜邦公司工程承担价值6000万美元的厂房设计和建筑业务。同时为了支付所有这些扩展所需的费用，皮埃尔聘请了两位老朋友参加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作为提供资本的来源。他们是杜邦公司在英国的火药工业伙伴诺贝尔和丁·P·摩根。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杜兰特的控制地位。但在1920年战后衰退期间，正是这个庞大的发展计划最终使通用汽车公司反受其害——而比利·杜兰特成了牺牲品。
那一年，商人们大批退货，通用汽车公司的机器很快就闲置起来，价值8490万美元的滞销货把生产卡住了。这是生产过剩和政府压缩战时开支形成直接矛盾的典型事例。通用汽车公司股票失去了吸引力，投机商由于缺乏进行其他投资所需要的流动资本，卖掉了该公司的股票。仅在7月的某一天，10万张通用汽车公司股票骤然被抛到市场上。于是崩溃开始了，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的价格暴跌到每股20．5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