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到姐姐家里去看看。姐姐被家务、农活和一群孩子缠累，老得很快。从她身上，已经很难看出和左邻右舍的大嫂的区别了，她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在重复着我不识字的母亲做过的一切。姐夫常在假期里开各种各样的会，我去了不一定能见到他，而姐姐则忙着为我做饭，我坐在堂屋里和她的公公说话，耳朵里却在听着从厨房里传来的“哐当哐当”的风箱声。我轻易不来，姐姐定要做点好饭菜，拉着风箱，往锅底下塞着柴火，“哐当”好几个钟头才算完事。而吃饭的时候她又不能陪我，妇女不上席。姐夫不在家的时候就临时请村上的“文化人”来作陪，说着搜肠刮肚找出来的闲话。而我是来看姐姐的啊，却一句体己话都顾不上说。在我同陌生人吃完她费了不少劲才凑齐的“四个碟子”之后，她才和孩子们坐在锅屋里享受残汤剩饭。姐姐，我的姐姐！她把自己看成一个废人，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巴望着我大学毕业好挣钱奉养父母，承担起做儿女的责任。
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在贫穷之中去世了，家里只留下父亲。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大学生粪土不如的年月。四十六块钱的工资要养活自己，还要结婚、生孩子、奉养父亲，一分一分地计算也难以安排。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念完了大学还穿着家乡的土布褂子，裤子上打着补丁。要在北京安一个家，哪怕置办最简陋的东西，也要四十六块的多少倍？我和妻子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斗室里举行了只有我们两人参加的“婚礼”。结婚好几年连锅、案板、菜刀都没有备齐。
父亲怜惜我，没有到北京来拖累我。他仍然在贫瘠的土地上挣取连口粮都换不出的“工分”，年年决分都要“透支”，由我向生产队偿还父亲劳作一年仍然欠下的债务。进一步孝敬父亲我就没有余力了。也许家乡父老把我看成“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人了。我可怎么向他们解释呢？电影导演在前些年是挨批的角色，这几年处境不同了，但也只是“有名无利”的职业。我跑遍全国各地拍片，每部影片都花去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成本，为国家赚回成倍的利润。可我自己从去年开始每月工资才涨到七十二块五毛，并没有“富起来”啊！
父亲终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痨病”时常发作，一个人躺在那两间茅屋里，如果半夜里一口气上不来，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感谢我的一个当“赤脚医生”的堂弟给他打针吃药，替他挑水做饭。可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人们都会问：“他儿呢？不会找他儿去？”
我无法再忍受心中的愧疚，一再写信敦促父亲到北京来治病。
一九八一年秋收之后，他终于来了。
我拿着电报，去车站接他。从家乡小镇上打来的电报几经周转到我手里已经过了钟点。出站口如流的人群、无数张面孔我一个都不放过，但里边没有我的父亲。我逆着人流往里挤，在纷纷攘攘的车厢里寻找他，一直到最后一节车厢，才在已经快走空的座位中间发现了一位老人。他穿着黑布夹袄，守着几个大大的粗布包袱，在焦灼地等待着他的儿子。
“大大，你来了！”我急切地叫着从小习惯的称呼，去搀扶我的父亲。
白发苍苍的头从车窗边转了过来，那双棕黑色的眼睛朝我注视了一会儿，父亲才认出我来。在他的心目中，儿子永远是小时候的样子，自从翅膀硬了飞走之后，一年一度、数年一度的探亲已留不下十分确切的印象。而且儿子也在变老，面前的这个戴着眼镜、鬓发斑白的中年人是他的儿子？他得凭着记忆中的印象几经印证才敢确认。
“噢，我知道你一准来接我，就坐在这儿没动窝。包袱忒沉，得等你接啊！”父亲的脸上漾出笑意。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一笑，两边的皱褶拉成好几条深深的沟纹。
“包袱？你带这么沉的包袱做啥？”我提了提他身边的包袱，埋怨地问。
“穷家难舍，我都搬来了。”
“那房子呢？”
“屋，扒了。树，刨了。连床，都卖了。你寄的盘缠没动，我还能给你添点儿过日子的钱呢，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父亲一一历数着他的行李，告诉我哪件里边是什么。除了他自己的四季衣服，还有用了多年的被褥，几件舍不得丢的小玩意儿，还有一口袋绿豆，一口袋芝麻，一罐香油和一包脆枣，那是我家的枣树最后一次收获。
我只好雇了一辆三轮车，用超过这些包袱价值的车钱把父亲的家产运回了我在北京的家。父亲见了他日夜惦念的孙女、孙儿，用哆哆嗦嗦的手抓了脆枣给他们吃，眼里涌出了两行老泪：“吃吧，咱家的水土好，这枣儿甜。吃吧，就这一回了，往后就吃不着了！”
夜里，在一间半斗室里住下了老老少少五口人。床铺不够，就搭行军床吧，就是搭地铺也不回家了。
父亲住下来了。他要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住在儿孙身边，过一过大都市的生活。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都逛一逛。历史博物馆也得看一看。闲着没事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拳，玩玩鸟儿，像那些退休的干部、工人们似的。儿子的书橱里有很多闲书，他可以好好地看一看，甚至还可以写写字。年轻的时候他替人家写了不知多少春联，而最得意的一副是贴在自家门上的：“读书写字真乐事，种竹栽花最怡情”。一个农户贴这样的春联？那是他的志趣，他的爱好，他的精神支柱，他一辈子没有实现的愿望。
他在北京过得很愉快，从颐和园的排云殿，他沿着山路走走停停，一直登上佛香阁。从万寿山的制高点上俯瞰整个北京，他陶醉了，随口吟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杜甫的名句。在天坛的回音壁前，他像孩子似的把耳朵贴在那弧形的墙上，谛听我在另一端亲切的呼唤：“大大，大大！”这最悦耳的乡音，使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故宫，他久久地注视着“金銮殿”上的皇帝宝座，仿佛在心中丈量从农民到帝王之间的十万八千里距离，而这距离，刹那间缩得近在咫尺。他也许在回味陈胜在当农民时说的一句话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不是在用知识分子的心理溢美自己的父亲，不，父亲是博学的，他甚至在凭吊历史古迹的时候，好几次指出了写在牌子上的说明词中的谬误之处。我告诉他：等我手头的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一定拍一部历史片，父亲说的这些说不定能用上。
父亲在北京的日子是美好的，却又是短暂的。西山的枫叶红了的时候，父亲的“痨病”犯了。他无力地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嗓子里呼着微弱的气息，带着咝咝的痰音。瘦骨嶙峋的胸腔艰难地起伏着，那里有许多话要说，却说不出。
担架！救护车！输氧！紧急抢救！我被吓蒙了，惟恐死神夺去父亲的生命。
父亲又活过来了。他在阴曹地府的门口转了一遭重回人间之后已不再留恋北京，而急于回去，回家去。也许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要把遗骨埋在故乡的祖坟上。也许，是地下的母亲在冥冥之中召唤他吧？
北京的冬天天气奇冷，我的心也像冰冻的土地一样板结，没有什么可以使它融化了。带上必备的药品和须臾不敢离开的氧气袋，在万木萧疏的季节，我把苟延残喘的父亲送回了家。不，已经无家可归了，是送到姐姐家，然后，只身返京。“对望无言惟有泪，几番徘徊意踟蹰！”父亲后来在信中这样回忆我们的离别。我不能留在他身边照料他，“等”他死，我还有工作，还有事业，还得走，只有把父亲交给姐姐了。说不定哪一天，父亲会突然死在姐姐家里，连通知我回去都来不及。我的心缩成一团，有什么办法？一切都拜托姐姐吧。她，曾经将阳关大道让给我，自己跨上了独木小桥。而这一次，我却把重担都“让”给她了。心债，我的心上，欠了姐姐多少债啊！
我终于挨到了下午一点，登上了从县城往西开的长途汽车。不，路不长，只有二十多里，我过去背着胡萝卜徒步要走两个小时，现在，汽车只要三十分钟。可这三十分钟我却觉得长似一年。“父病危，速回”！每一分，一秒，我都在赶，在抢，谁知道父亲是不是还活着？也许，姐姐为了不使我过度伤心才把死讯说成病讯？也许，姐姐怕我不回去摔“老盆”才这样把我“骗”回去？哪儿能呢？我岂有不回之理！哪怕父亲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也要赶回去见他一面，哪怕父亲已经闭眼，我也要按传统的仪式披麻戴孝，摔“老盆”，把父亲的灵柩送进祖坟，与母亲的遗骨合葬。我要在坟前做双倍的忏悔！不，我相信父亲不会死，他已经奇迹般地在姐姐家又活了三年，前不久，还亲笔给我写来了长篇书信。不会死，他一定还活着，在等着我——他惟一的、最爱的儿子。
汽车到站，我又上了乡间土路。从这里到姐姐家还有五六里路，我踏着雨后的泥泞，沿着当年汉高祖起兵斩蛇的“白帝河”，没命地跑，奔向那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在我心中却永远抹不掉的小村庄。
走进村子，我的心咚咚地狂跳，我担心会听见哭丧声。没有，村子里静静的，大人都出去干活了，只有几个小孩在墙边路口上玩。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一步一步走近姐姐家的大门。到了门口，我几乎要窒息了，好像预感到姐姐正在里边抚着父亲的尸体痛哭。啊，生离死别，我在艺术创作中极为陶醉的生离死别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在电影中，我总不让任何一个角色痛痛快快地死，不让他的亲人在死前得到“大团圆”的结局，想方设法折磨观众的心，巴不得让他们的眼泪流成河。现在，在一幕话剧中我成了剧中人，才知道自己曾是那么残酷！
院子里没有哭声，一点声音也没有。大门口也没有贴那种×形的草纸，丝毫也没有出殡的迹象。父亲真的还活着吗？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像跨进鬼门关似的快步走了进去。父亲，我来了！
四
走进卧室，我竟然没有看到父亲。姐姐家的两间东屋的隔断土墙上挖了个下方上圆的小门，套间里惟一的小窗上蒙着旧塑料布，屋里一片昏黄幽暗。两张床靠墙摆成“丁”字形，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临窗的床上堆着黑乎乎的被褥和棉衣。父亲，我的父亲在哪里？
姐姐一家人跟着我走进来。
“外爷爷在这儿！”我的外甥女指着临窗的床上对我说。
啊，我这才看清了，父亲原来竟围坐在那堆起的被子、棉袄中间！他佝偻着腰坐在床上，头无力地耷拉在怀里抱着的氧气袋上，一动不动。猛然间，我竟然不敢相信那是一个活人！
我扑在床上，抓着父亲的手：“大大，大大，我回来了！”
父亲仍然一动不动，任我摸着那双干得起皱的手，对我的呼唤也毫无反应。不，他听见了，只是没有力气做出反应。一顶旧绒线帽遮住了他满头的白发和宽阔的前额。背着西窗的微弱光线，他的脸上一片昏暗，眼睛无力地半闭着，上唇和下颚都长满了杂草似的胡须。他轻轻地喘着气，夹杂着咝咝的痰音。父亲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他不喜欢留胡子，不愿意显出老相，总是把脸刮得千干净净。他在农民中长期保持着与众不同的卫生习惯，刷牙、漱口、洗澡，从不马虎。而如今，他连这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仅靠氧气袋维持生命的残躯，一动不动地佝偻在床上，像是只等我回来做永久的告别。
“这回犯病犯得怪厉害，还怕等不到你回来哩！”姐姐对我说，“吊针打了三天三夜啦！”
“三天三夜？”我看着一动不动地佝偻着的父亲，“一直就是这个姿势吗？”
“三年都是这样！他不能倒下睡，倒下就憋得慌，三年就这样坐着，腿上都磨出膙子啦！一天天地受罪！”姐姐说着，抬起衣袖擦泪。
我的心痛苦地战栗。三年，父亲竟是这样度过的？为什么每次写信都没告诉我？我自以为尽量地寄钱可以减轻姐姐的负担，可以减轻父亲的病痛，可是这三年的僵坐，我怎么代替啊？我自以为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父亲，用夜以继日的工作来压制自己的怀念之情，可我毕竟每天从半夜到凌晨还有一夕安眠啊！而父亲，却连片刻的平卧歇息也没有，就这样似醒似睡、半死不活地坐了三年！为什么父亲不让我在梦中看见他这备受煎熬的身影？他的信，那一封封写得很长、字迹又很工整的信，竟是伏在膝盖上写的，字里行间向我报着平安！
“咱把大大送医院吧？”我对姐姐说，“住院治疗，不惜一切代价，我带着钱呢，带了五百块！”
姐姐擦着泪说：“多少钱也没有用了，他不能动，几十里路送医院能把他颠打坏喽！还不抵在家，俺啥工夫都不缺，医生天天上家来打针、给药，我白天黑夜守着他，端屎端尿，医院里能行？”
姐姐说得对，我不忍心再让父亲受颠簸了，“就把钱留在家里吧，凡是能买到的东西，凡是咱大大想吃的东西，都给他办到！可惜我来得太急，啥吃的都没带！”
“不缺，啥都不缺，”姐姐说，“他的胃弱，也不能吃旁的啥，就是吃稀的，鸡蛋膏子，蜂糕茶。怕大便干，还得常喝蜜。”
父亲床前的草囤子上盖着块木板，权当桌子。上面摆着点心盒子、蜂蜜瓶子……虽然上面落满了灰尘，可在我们家乡没有人把灰尘当成什么有碍卫生的东西，吹一吹就行了。我看着这一切，揪心似的疼痛。如果父亲住在我那里，总比这里强得多啊！可是他现在已经不能经受千余里的汽车、火车了。何况我那里有天天到家里来看病的医生吗？有整日整夜在床前值班守候的人吗？没有。这里是父亲惟一的安身之处了。
“俺这给他生了个炉子，他这屋最暖和了！”姐姐说。语气里有尽孝的自慰，还有一些自豪。
的确，我们家乡在冬季从没有生炉子取暖的习惯，家家都是屋里屋外一样冷，充其量在来客人时才抓把柴火烤烤。现在父亲的床前生着一只烧蜂窝煤的铁炉，大概是全村最优越的了。那炉子还兼做炊具，无盖，无烟筒。
我又不安了：“别中了煤气。”
“不要紧，门跟窗户都不严，中不了煤气。”姐姐说。
可不是嘛，我们家乡的房子都是那种老式的双扇门，关起来也露着好大的缝。门楣上还有一块空当，是留给燕子飞来飞去的“燕路”。窗户不安玻璃，也不糊纸。只有父亲的这扇窗口蒙上块塑料布，被西风吹得呼扇呼扇的。唉，既要取暖，又要透风，这糊涂的生活哲学！
父亲醒来了。不，他根本就不是在睡，他一直在倾听我们说话，只是没有力气插嘴。此刻他蓄足了力气，终于张开了嘴要说话了。我期待地望着他，他的眼睛却照样地半闭着，并不像凝视着归来游子的样子，只是嘴唇在动：“这一崩儿（一段时间）……没见你的信，小报上说，你在拍刘邦的电影？完了没？我还……能捞着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