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的一生可分成两个阶段，称帝之前还算是让人佩服的，但为得到帝位竟想出下下策，结果一次失算，终生受累，而且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千古恶名。无论如何，石敬瑭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除了他以前治理陕州、魏博、河东时的政绩外，石敬瑭的节俭也是很得民心的。晋高祖石敬瑭即位之前，深沉刚毅，等到他当了皇帝，早起晚食，勤于政事；又能礼贤下士，从谏如流；爱慕黄老学说，乐于清净无为；穿粗布之衣，着麻织之履。所以能够保有国家政权，高明善终。根据史书记载，有一次石敬瑭到郑州，防御使白景友进献牺牲器具，石敬瑭问：“不是向百姓征钱办的吧？”白景友说：“臣下畏惧陛下法令，都是从自己俸禄中出钱办的。”石敬瑭这才命令收下。
但在起事之初，石敬瑭召进契丹作为援军，使契丹从此而势盛，黎民百姓由此而遭殃。及至晋少帝在位，战祸不断，终使国都失守，全家被俘。这就像引海水来救火，怎能逃脱沉没的命运；饮毒汁来解渴，最终只有灭亡。
但是在称帝后，石敬瑭开始享受奢侈生活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后唐庄宗李存勖那样贪财贪得将国家都丢掉了。有一次，百姓从地下挖出了几块黄金，地方官交给了石敬瑭，石敬瑭说：“地下所藏之物，又不是国家需要的宝物，不必归公。”然后命人将黄金送回给挖出黄金的百姓。还有，石敬瑭对于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也加以照顾，免除一个人的差徭。各地有旱情的时候，也知道下令减免租税的五分之一。
他在地方上的政绩还是有史可考的。在陕州到任不过一年就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再加上他自己也很清廉，施政很得人心。尤其在河东时，石敬瑭生活异常节俭，不贪声色，不设宴会，公事办完后，又召来幕僚议论民间疾苦以及政务得失，很多事他都要亲自处理，总能将一些疑难的案子审个水落石出，颇得人心。做了皇帝后，他最初也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便利通商、充实国库的措施，从这点上讲，他还是有一点治国理想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记载：“石敬瑭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间，中国稍安。”
后晋政权建立后，刘知远为归德节度使，并掌控朝廷宿卫军的指挥大权。939年，石敬瑭下诏命令加官刘知远和忠武节度使杜重威“同平章事”。刘知远自以为有佐命之功，觉得杜重威只是因为娶了石敬瑭之妹乐平长公主而“与之同制”，因此，朝廷的诏书下达数日，刘知远竟“杜门四表辞不受”。就是说，刘知远因为耻于与“起于外戚”的杜重威同列，晋主石敬瑭的诏书下达后，他关着门，写了四次表章，表示辞之不受。石敬瑭知道后，很生气地对前节制判官赵莹说：“杜重威是我的妹夫，刘知远虽然有功，怎么能坚决拒绝制命！可落军权，令归私第。”意思是说他刘知远如此坚决拒绝朝命，就先把他的军权去掉，叫他回家闲居去吧。赵莹听了石敬瑭的话后，就劝谏说：“陛下昔在晋阳，兵不过五千，为唐兵十余万所败，危在朝露，非知远心如铁石，岂能成大业！奈何以小过弃之！切恐此语外闻，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他先给石敬瑭讲了刘知远对后晋王朝的“不世之功”，接着就提出不能“以小过弃之”的道理，告诉石敬瑭，要是你刚才讲的那一段气话传到外面去很不好，不能够彰显君主的大度。石敬瑭听了赵莹一番话，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便再次命端明殿学士和凝到刘知远的府第下“谕旨”，刘知远也感到有些不安，便诚惶诚恐地起而受命了。史书评论这件事时说：“君降心以抚其臣，则臣亦自悔。”对石敬瑭的做法表示了赞扬，这说明石敬瑭还是能够接受劝谏、权衡利弊并匡正错误的。
在这里还要着重提一下石敬瑭在改善政治、减轻剥削、恢复生产等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
政治方面，恢复后唐明宗时期的各种制度，尤其注重官员的选拔、放宽刑罚等措施。天福三年，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窦贞固疏请“为国之要，进贤是先”。建议官僚推荐人才，所荐的人如果确实有真才实学，应该对推荐的人予以嘉奖；如推荐不当，或者牵涉徇私，应该对推荐的人给予惩罚，官由德序，位以才升。石敬瑭非常赞赏，命令相关的部门编著成为典章法律。这样，许多有才能的人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任用并得到升迁，有利于国家用人制度化、法制化。而五代的科举选人制度，在石敬瑭时也比较顺利地实行，这应该值得肯定。
至于减刑、宽刑的诏令，在史书记载中经常可以看见。如天福二年八月，下诏说：“天下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放火劫舍、持杖杀人、合造毒药、官典犯赃、欠负官钱外，其余不问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并从释放。”就是说，全国的囚徒除了十恶不赦大逆不道的、打家劫舍持杖杀人的、合伙制造毒药的、贪官污吏欠国家钱财的以外，其他的不管罪行轻重、发现的未发现的、结案的没有结案的统统释放。这样就有大批的人员摆脱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犯罪，可以有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且有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又下诏命令释放张从宾、符彦饶、王晖叛乱的胁从者、随从军将与徒党，并改善囚徒医疗条件。显然这些措施在当时来说是比较进步的。
在经济方面，石敬瑭还注意减轻剥削、恢复生产。石敬瑭称帝后，宰相桑维翰劝他竭诚放弃旧有的怨恨来安抚藩镇，并且要注意训练士兵、修整装备来加强军事能力；注重农桑来充实国家的粮食储备，加强流通来使国家财富得到充实。几年之后，出现了局面稍微安定的状况。石敬瑭的经济政策，当然侧重在搜刮，但他并不是只顾搜刮，而是注意减轻剥削，来生养民力。首先是放免部分灾情严重地区的税收。天福三年，他下诏说河府、同州、绛州三处由于旱灾，逃移人户下所欠的累年残税，加上今年的夏税差科，以及麦苗子沿征诸色钱物等等都予以放免。这样的放免还有很多起，并且由税扩展到徭役。
其次是缓和盐禁。五代以来，最初重整盐法是在后唐同光二年，至长兴四年再行补充。经过这两次整顿与扩充，使盐禁非常具体、精密和苛酷。但后晋初，盐禁却一度松弛，这要归功于石敬瑭。天福元年十一月，石敬瑭在其即位赦文中承认盐税对国家军队的重要性。但又认为“徜不便于人户，宜别从于条例，所期济众，无患妨公”。就是说，稍微缓和盐禁，避免过度的干涉，并不会妨害国家财政。宣布从此以后对盐的买卖并不根本禁绝，任由人户交易买卖。可见，石敬瑭曾一度在太原府取消官场粜盐，任由人户贸易，这是一项重大改革，一反后唐加紧官府垄断盐的买卖的做法，有利于百姓解决食盐问题，因为国家垄断，食盐市场上的盐价往往很高，很多人甚至买不起，通过这项措施就可以方便人们的生活，国家也可以增加一部分收入。
接着，石敬瑭又把后唐末帝时规定的太原盐铛户所纳的盐利每斗折纳白米一斗五升，改为按时价纳钱。洛京配给的食盐，“每斤特与量减价钱十文”。从天福二年到六年，盐禁确实比较松弛，允许商人卖盐，政府则向民户征收食盐钱，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为五等，时亦便之。因此盐价顿贱，距离出盐远处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近处不过十文。这是五代时盐禁比较宽、盐法苛酷程度有所减轻的时期之一。
在文化上，石敬瑭虽然不像一些治世之君那样有建树，但是他本人对《道德经》比较推崇。天福五年（940年），道士祟真大师张荐明被石敬瑭赐号为通玄先生，并召张荐明来讲说《道德经》中的奥义。不久又令张荐明把《道经》《德经》雕成木版，命大学士和凝另撰新序，置于卷首颁行天下。
还有史料记载，石敬瑭还首开减免牛租的创举。最早发现此事的是宋朝人程大昌，他说：“通鉴记载周太祖放免牛租，其实后晋天福四年户部已批准放免了。”所谓的牛租起自后梁，朱温攻打淮南，掠取了大批的耕牛，他把这些耕牛转租给河南、淮北诸州的营田户，每年向他们收取牛租，牛死之后租税仍然不能解除。后晋四年，户部宣布放免，大约放免不太彻底，到后周广顺初才由郭威诏令全部取消租牛课税。而后人只知牛租废于郭威，为后周一大德政的时候，殊不知这件事起始于石敬瑭之时。
在对外交往方面，他一度恢复丝绸之路的通行，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石敬瑭时和回纥的关系较好，河西走廊可以通畅。天福三年，于阗国王自五代以来首次遣使前来朝贡，石敬瑭派张匡邺、高居诲出使于阗，册封于阗国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高居诲的出使记，可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的部分内容相媲美，这一史实值得人们注意。
因此，像石敬瑭这样的历史人物，尽管投靠契丹做了很不光彩的事，但他在内政上颇有值得肯定之处，还应当给予恰当的评价。
对于石敬瑭的评价，《旧五代史》的说法还是比较合理的。先肯定了石敬瑭的节俭，说他能礼贤下士，能纳谏。但是不该为图帝位引契丹进中原，给人民带来灾难，致使后晋灭亡，一家人都被迫流亡，客死异乡。这如同“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最后为石敬瑭惋惜，说他如果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得到帝位，即使功德超不过前人，也能成为一个仁慈勤俭之主。然而假设终究代替不了现实，历史是无法改写的，石敬瑭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反面典型同样是无法改写的。当然，石敬瑭割地于契丹，客观上促进了契丹游牧民族的逐步汉化并最终融入了汉族之中，但这终非他的本意。
以上所论对于石敬瑭的全面评价来说毕竟还有局限性，除卖国割地等无法饶恕的重大失误方面，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有诸多的失误。同光三年（925年）四月起，石敬瑭在邺都担任了一年多的留守官，当时邺都繁荣富庶号称天下之冠，然而民俗犷悍，争讼案件很多。石敬瑭令百姓每有诉讼，即投状于府门，说是要由他一一阅览。然而一年下来，状子堆满了好几张桌子，没有一件做出处理的，监狱里也是犯人滞积，不得发遣。人们议论起来，莫不摇头叹息，觉着这位长官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称职。更有甚者，有一次，石敬瑭奉命审问一桩案子，罪名是两个小孩用竹竿练习战斗，他不问青红皂白，立刻下令把两个孩子杀了。其实小孩不过是儿戏玩耍而已，从这一层面来说，他和当时那些专横跋扈、草菅人命的武夫悍将并没什么两样。
石敬瑭登上皇位以后逐渐显露出为人辩察、多权术、好自矜大的恶劣习气，所聚珍异，穷奢极丽，宫殿悉以金玉珠翠为饰。他对契丹百依百顺，但对百姓却如虎狼一般，凶恶狠毒，用刑十分残酷。石敬瑭晚年尤为猜忌，不喜士人，专任宦官，由是宦官大盛。由于吏治腐败，朝纲紊乱，以至民怨四起。游牧在雁门以北的吐谷浑部，因不愿降服契丹，酋长白承福带人逃到了河东，归刘知远。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契丹遣使来问吐谷浑之鼎，石敬瑭既不敢得罪手握重兵的刘知远，更不敢得罪“父皇帝”，由此，忧郁成疾，于六月在屈辱中死去，时年51岁，谥“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号高祖，葬于显陵（河南宜阳县西北）。石敬瑭死后留给人们无数的思考和讨论，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鉴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