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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药食同源的悠久历史

(一)第一阶段—药食同源

在我国,药食同源说源远流长,药物与食物可以说是同期同步起源的,最早的药物都是食物,祖国医学从初起时,便与饮食结下了不解之缘,最早的医疗方法,正是饮食疗法。特别是火的发现与应用,使人类迈入了文明时期,扩大了食物来源,加强了卫生条件,并有效汲取了营养、增强了体质。

远古的神农氏时期,我国步入了农业社会,“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反映了我们的祖先鉴别食物与药物的试验活动,《淮南子·修务训》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传说神农氏见大家靠吃兽肉饮生水难以长久维持生命,便到处寻找可以果腹的植物,有时一日便中很多次毒,中了毒又解毒,反反复复,从而发现草本植物的药性。尽知其平毒寒温等性味,逐步教给人们认识了植物药,可见那个时候药与食是不分的,无毒者可就,有毒者当避。就这样古人有病时,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有毒的就死了,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了这是可解这种病痛的药。人们就这样长此以往地积累下去,渐渐有了经验。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饮食文化发展的时期,食品医学形成并且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政治文化,那时帝王将相以烹饪为时尚,甚至将其作为选贤举才的标准,伊尹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商汤时期王宫里有位善烹调的厨司奴隶,他有个儿子名叫伊尹,伊尹从小耳濡目染,从父亲那儿学到了一手高超的烹调技艺。有一天父亲生病了,伊尹很是担心。奴隶哪里有钱治病呢?再说,医生也不会为一个奴隶治病的。看到儿子为自己的病情着急,父亲宽慰他说:“孩子,别担心,我很快就会好的,以前你爷爷生病了也是自己治好的。”“自己治好的?”伊尹瞪大了眼睛。原来,以前爷爷生病时,实在没钱治病,只得硬撑着。后来他却发现有些食物能把病“吃”好。次数多了就有了经验。“所有的病都可以‘吃’好吗?”伊尹大感兴趣。“不一定,有时吃的食物反而会使病情加重呢!”父亲说。从这以后,伊尹熟悉了各种食物和药物的性能、功用,掌握了许多能用食物治疗疾病的方法。有一次,汤王病了,医生用药物治疗了半个月仍不见好转。汤王龙颜大怒,命令医生在三天之内治好自己的病,否则就将他处死。医生听说了这件事,便壮着胆子来找伊尹,伊尹建议医生试用几种食物进行治疗。医生满腹狐疑地看着充满信心的伊尹,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冒险一试。没想到,汤王病情大为好转,他高兴地要嘉奖医生。医生不敢欺骗汤王,如实作了汇报。“有这样聪明的奴隶?立刻叫他来见我!”当年轻精干颇有见地的伊尹出现在汤王面前时,一下博得了他的好感。从此,伊尹受到了汤王的器重,他从烹调中领悟出许多治国安邦的道理,最后竟被破格任用为宰相。后来,伊尹成为汤王夺取天下的得力助手。《吕氏春秋》记载着伊尹和商汤王谈论烹调方法,伊尹引用了“阳朴之姜,招摇之桂”的语句,姜、桂可以调味,同时也是药品,至今仍是药膳食疗中的基本原料。一次,当汤王问伊尹得天下之道时,伊尹用当时通俗的食疗道理做比喻回答:“吸取新的,除却旧的,肌肤血脉得以通畅。新的精神气力日渐增加,不好的邪气要驱除净尽,才能达到应享的寿命。”这就是著名的“商汤问伊尹”。

伊尹巧妙地运用独特的烹调技术,对药物进行加工制作,制成了中药汤剂,这是食疗法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医药史上的一大创举。后来伊尹写成《汤液经法》一书,他的食疗法对后世的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第二阶段—食为医用

经过药食同源阶段后,到了西周时期,宫廷内出现了专做食疗保健工作的“食医”,居当时各类医师之首,对药膳的总结及食疗保健的发展卓有功勋,也一直享有较高的地位。据《周礼·天官》记载,周代的医生分四类,除专管饮食营养的食医以外,还有“疾医”“疡医”和“兽医”。疡医有“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的理论,是中医“三分治七分养”治疗原则的源流。还提出“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是谓我国养生学之滥觞,体现了“食为医用”。

至春秋时期,《黄帝内经》的药食理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肋,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为后世所推崇,并记载了如何运用食疗药膳来治疗疾病。如治目不瞑之“秫米半夏汤”,其秫米就是食物高粱米;治血枯用“四乌鲗骨一藘茹丸”,其中雀卵及鲍鱼汁皆为食物。又在《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载有“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也体现了寓治于食。

汉代,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中吸收了大量入方的食物,并创制猪肤汤、百合鸡子汤、当归生姜羊肉汤等食疗代表方,体现了“食养为主,食治为先”的思想,将辨证论治和辨证食疗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中医食疗学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此后医家们以食为药,以食代药,以药为食,以食疗病,广开法门。以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食治》所论最为精要,“为医者当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还主张“凡欲治病,先以食疗,既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尔”。并在其《千金翼方·养性·养老大例》中强调“君父有疾,期先命食以疗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故孝子须深知食药二性”。食物和药物,用于治疗疾病时两者同时发挥疗效,互用互补不可分割,食治具有药疗难以替代的作用,故曰“食当入药”。这是孙思邈对药与食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他把食疗放在第一的位置,认为食疗者才是良医,并提出“以脏补脏”的脏器疗法,如以动物甲状腺(鹿靥、羊靥)治疗缺碘性甲状腺肿,以动物肝(羊肝、牛肝)治疗夜盲症等,将食疗理论和实践完整结合。

(三)第三阶段—药膳、食疗、养生阶段

宋以后,食疗已经习惯化、系统化,甚至专业化,并走向膳食领域,日趋完善。由以元朝忽思慧撰写的《饮膳正要》对后世影响最大,它把食饮养生与医疗紧密联系在一起,大篇幅叙论诸饮食菜点,主副食及点心的配膳和烹制方法,并据此而说明其食疗作用。从营养学角度提出了有关健康的保养之道,如“补脾胃,益气力”的乞马粥,“治阳气衰败,五劳七伤”的枸杞羊肾粥,“治虚劳,骨蒸久冷”的山药粥以及麻子粥、马齿苋粥等,均有滋补强壮、延年益寿和防治疾病的作用。可见其以“膳”为主,以药(疗)为辅,重在饮食美味,寓治疗价值于饮膳之中,开创了药膳新时代。

明清时期,食疗养生的影响更为广泛,大药学家李时珍极重视临床实践,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大量收集了前人及民间的食疗方法、食疗经验等,阐明食治对治病养生的重要性。民间有李时珍采药会寿星的传说。当李时珍问他有何延年之道时,老隐士指着竹背篓里的木耳和胡萝卜说:“山野之人能吃什么?我是常吃这胡萝卜烩木耳。”此后,李时珍反复试验、应用,证实了食用胡萝卜烩木耳特别有益于人的肝脏、心脏的健康,常食延年益寿。在当时食疗并非是独医家尊崇,各业俱重视,如朱棣等编撰的《普济方》是明初以前记载药粥最多的书籍,刘伯温《多能鄙事》、朱权《臞仙神隐》以及万历进士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等书中均有记载,可见食疗养生影响广泛。

清代曹庭栋对药粥的研究颇有独到之处,在其编撰的《老老恒言》中列举养生治病的药粥100种,根据“调养治疾功能深浅”分为上、中、下三品,十分适于老年体虚者啜用,“亦能体强健享大寿”。在这一时期百姓的饮膳水平普遍提高,宫廷的饮膳自然更上一层楼,特别是食疗药膳盛行,这在《清宫秘方》《清宫食谱》及《清宫医案和医方》中都有不少记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食疗、药膳与中医药事业一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我们漫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可见生意兴隆的食疗药膳饭庄;在商场购物时,花样翻新、美味适口的中医食疗保健品琳琅满目。它与饮食文化完全融为一体,自动自觉地回到了“药食同源”的议题上来,同时摆脱了服食的神秘感,走上了以科学为基础的食疗之路。以上概述了中医食疗在饮食文化大背景下的历史发展过程,从食养到食治,再发展为药膳,最后到现代的食疗,是一套完整的、有理论、有方法的以饮食为主的医疗保健体系,现代的科学的食疗原理,先进的制作流程将推动食疗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