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徐志摩在飞机上有一封很长的信给我结果，飞机撞毁了，志摩死了，信没有了，而告诉我这件事的朋友也已经去世了。
志摩死的前几天，神采飞扬的来找我：“明天一块去上海吧！机票来回免费。”我说：“没事去上海，不去！”他一直怂恿我去玩玩，我坚持不去。谁知过几天飞机就出事了。
我写志摩，关于陆小曼的事向来都只字不提。
志摩跟我提到陆小曼和陈通伯的太太凌叔华，他说：“陆小曼有句话我敢说，这个女人是很奇怪的女人，实际上是和凌叔华同样的人，不过彼此不承认是同样的女人。”志摩说过好几次这样的话，我也从来不把这种话写出来。而陆小曼和凌叔华是不说话，不肯见面的。
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
适之好几次跟我谈陆小曼的事，他当然没有说不配，但是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原来是胡适之做证婚人的，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我的面就骂胡适之，胡适之跟我说：“你不要听她的话，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你会了解，她不会了解的。”
有一天在适之家，胡太太又当着面骂胡适之，骂我们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我们都不说话。胡太太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好讲这话的时候，胡适之从楼上走下来，他说：“你又在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怎么样，我你一文不值？”为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之，她倒是看事实看得很真实的女人。后来胡适之跟我讲：“这几个月之内我们没办法，像我太太这种人，我只能跟她同桌子吃饭，别的话我不能讲，她这个脑筋跟我们不同。”
后来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是梁任公做证婚人。一方面胡适之自己不愿意出面做证婚人，而我也在后面说这个事不是胡适之能铸的，他讲出来的话将来不会流传。而梁任公在婚礼中严厉的训词倒是很恳切梁任公有时跟我讲：“志摩这个事，其实我愿意做，是适之叫我做的。我就跟适之说，这件事应当你做的，你既然不做，我替你做。”事实证明，胡适之是有点眼光的，他看出这件事本来他自己应当做，却让任公来做，因为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志摩死了之后，胡适之对于志摩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他仍然说：“陆小曼与徐志摩的关系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还有几个人是‘完全了解’，而我就是完全不了解。他们结婚我并不赞成，不过像我太太这样的人不能跟她谈，他根本不了解这种关系。他对女人只有一种看法，你跟她的看法不同，你就是他的敌人。”
志摩、小曼结婚之后生活的堕落是一般人意料中的，所以志死了以后，我们这些人差不多整个远离了陆小曼，她做什么我们都不清楚，耳闻而已。
时间过得真快，志摩去世竟五十年了。1931年11月20日，也就是志摩死的第二天，我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志摩的风趣》交给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后，后来适之在《追悼志摩》文章里还引了我对志摩的一段描写。
今天，忆起志摩就会想起1928——1929年之际，“新月”每星期几乎都有次饭局，每次两桌，有胡适之、徐志摩、余上沉、丁西林、潘光旦、刘英士、罗努生、闻一多、梁实秋、饶子离、张滋、张禹九和我。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我曾经与鲁迅见过一次面，吃了一次饭，鲁迅就骂徐志摩是“流氓”，不谈文学，后来我和郭沫若见面，提到鲁迅骂徐志摩的事，郭沫若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
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推动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如今想起志摩的性情，依然感慨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我一直想把志摩的所有作品，以及别人写志摩的文章重新仔细读过，写一篇长文，却因缠绵病榻力不从心，仅能记一二事以为纪念。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其人其文都洋溢着诗意、浪漫的气息。
林徽因在《悼志摩》一文中写到：“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可爱的人格。”纵观徐志摩飞扬与落寞的短暂一生，我们会发现他让朋友和世人念念不忘的，正是他在那个时代中难得的真性情。
徐志摩静静地走了，像他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我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世间少了一位诗人，却用残缺与遗憾留给了后人另一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