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延安女兵(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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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宝塔山下的快乐

张涛

哨亭里的毛主席

1940年下半年的一天,女大值日生派我去杨家岭请朱总司令作报告(事先谈妥),我听了很高兴,心想过去听朱总司令作报告,我坐得远看不清楚,这次去请他,一定能在近处看清他的容颜。我徒步走到杨家岭,在山下遇一干部,我说:“同志,请问朱总司令在哪里住?”他指了指半山腰的窑洞,说:“你上去再问问站岗的警卫。”我沿着一条整洁的土坡路上去,走到一个岗亭跟前,往里一看,里边站着一个人正在看报,报纸遮住了他的胸和头部。我问道:“同志!朱总司令住在哪个窑洞?”看报的人放下手中的报纸,“呀!是毛主席!”我心中又惊又喜,意外地看到毛主席,赶紧行了个举手礼,并说:“毛主席好!”毛主席笑着,看着我,他看到我领角上别着女大的校徽,说:“你是女大的学生?”我应“是”,并说:“我是来请总司令到女大作报告的。”毛主席用手指了指朱总住的那排窑洞,又问:“你是不是丁玲的妹妹?”我说:“不是。”毛主席笑了。我又向主席敬个礼,便向着主席手指的山坡走去。可心里还在深深地回想着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竟这么平易近人、亲切、随和。

还有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女大校门口。这天,我手持日式三八枪在校门口站岗,远远看到毛主席那英武的身姿和随后一行人向学校走来,我又高兴又紧张,为了向毛主席敬礼,我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我持枪不会敬礼,忙把枪靠在门墙上,紧张地向主席行了个举手礼。主席笑了,他慢步走到我跟前亲切和蔼地说:“持枪敬礼动作要这样做,不是放下枪。”边说边拿起枪做示范动作。他挺直胸膛,两腿并拢立正,左手持枪,右手向左打弯扶住枪上身,炯炯有神的目光直射前方。我全神贯注地看着每一个动作和细节,牢记在心中。我感到无比幸运,我又一次见到毛主席,并能亲自得到毛主席亲切的、循循善诱的诲人不倦的教导……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女大除了规定的时间上课和集体活动之外,课余活动保证个人的爱好,自由选择,充分调动每个学员的积极性。

学校有俄语、日语、世界语、速记等课目。我喜爱唱歌,所以就到校对面大砭沟文化俱乐部报名学唱歌,参加歌咏组。每周星期天集合练习,有时也请老师教练声讲乐理,教简谱,也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排练和演出。演唱《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指挥的,浑厚、雄壮的歌声,百十人庞大的歌咏队伍,热烈鼓掌的观众,至今激动不已。

1940年过年,我们四班写了个拜年词,套用陕北民歌调,班上选了几个同学去给各班拜年,我被选中。每到一个班唱完后,都得到她们热烈欢迎和亲切的拥抱。晚上开全校联欢会,唱歌的,唱秦腔的,唱京戏的,跳舞的,热闹非凡。我回窑洞后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眠。

艰苦中磨炼意志

1939年秋收的情景,时时浮现在眼前。我们上山收谷子,没有工具,只好用手掐谷穗。没有工具装谷穗,把上衣缝起来,用洗干净的裤子装,然后背起衣裤,抱着两只袖子,或是抱着两条裤腿,飞跑下山,好似天上各路仙女下凡,飘飘落下。

女同学的心比较细,生活上处处勤俭节约,能节省就省,没有肥皂了,衣服怎么洗?就是有肥皂,我们也没钱买。为了节约钱,我们发现延安肥皂厂排出的废渣就收回来用。废渣虽黑,但洗的衣物却很白,很干净,我们称它是“黑肥皂”。没牙膏,用盐来代替,没鞋穿,打草鞋。生活苦,却朝气蓬勃,欢声笑语,大家争着为同学解决困难,已蔚然成风。我幼年跟母亲学会了一手针线活,我为同学们缝制棉衣袖子(发的是半成品),同学把左袖上到右边,右袖上到左边,拆下来我再重缝。我编的草鞋,颇受赞扬,我将毛衣袖子上的毛线穿在鞋扣里显得新颖别致,她们纷纷向我学习,打草鞋,找我要毛线,使我的一件旧毛衣成了背心。

不愿意做文艺工作

1941年上半年,学校组织处让班指导员通知说,中央组织部叫我和陈若飞去谈话。谈话就是调动工作。我二人在路上商议:一不愿工作,愿意继续上学;二想到抗日前线打鬼子去;三是做妇女工作。

见到组织部负责谈话的同志,我们先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了。可他开门见山地说:“西北文艺工作团指名要你们俩。”我们说:“以上三种工作都可以,就是不搞文艺工作。要搞文艺工作,调你爱人去,她秦腔唱得那么好。”我们这么说他也不生气,还继续劝说我们:“你们有什么意见,到文工团找团长谈谈。”无奈,我们俩带上介绍信到杨家湾文工团去了。到文工团山下遇到一位同志问路,他指了指半山上那几间窑洞,又说:“你们找团长有什么事?”我们没好气地说:“找团长,你管什么事。”他没生气,说:“他住在最上边三个窑洞的第一个。”我们俩慢慢爬到半山,找到那个窑洞口,“团长在不在?”窑里那人说:“进来吧,我就是。”我俩一看顿时醒悟,原来指路的人就是团长,后悔刚才不该向他发火。经过短暂的尴尬沉默之后,我们把介绍信递上去,又谈了我们的意见与要求。团长讲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革命工作的分工等,耐心说服我们,劝我们来团工作。我们又回到女大找校组织处干部谈,她们说:“讲个条件,你们先去工作,待一年或半年之后再回来学习。”我们一听就高兴地同意了,心想,再困难顶多一年。我俩提出说:“把女大校徽让我们带走,做个纪念吧。”这个小小的要求被拒绝了。

谁想,到文工团不是一年半载,而是从此当了一辈子文艺战士。生活总是曲曲折折,从不知到知之,从盲目反对到热爱,对一个热情、纯真而又幼稚可笑的我,可能是必然的。

《讲话》为我指明了方向

1942年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武装了我的思想,促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文艺工作中去。我到团后服装、道具、管理图书都干过,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历史把我推向舞台演出。团上决定排演《北京人》话剧后,团领导宣布我在剧中饰演曾瑞贞。这是我第一次当演员,演第一个角色。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我先后参加演出了《学习吴满有》、《北京人》、《一朵红花》、《变工好》、《张兰英》……20世纪50年代在《白毛女》中饰喜儿,《红旗歌》中饰张大梅,《龙须沟》中饰张大发妻兼演地主三女儿,《为兄为弟》中饰张汉三妻等等。我饰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虽然没有成名,但是作为一名极普通的文艺战士,以《一朵红花》和《兄妹开荒》去杨家岭给毛主席党中央作为优秀剧目汇报演出。在解放战争中去医院护理伤员,包扎伤口,喂水喂饭,慰问伤病员,我团女同志立了集体功,演出也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与好评,我深感自豪、自慰。

解放战争中演出时,一天换两个点,深入农村和部队。那时我正在给孩子喂奶,为了完成演出任务,领导请其他同志用扁担、箩筐,一头一个孩子挑着随同演出,常常在演出换场地的时候抽空给孩子喂奶。有些革命女干部的孩子,就是在挑担、箩筐、马背上长大,受到战火的洗礼。战争中的女性,肩负重荷,既打仗又抚育孩子,又要准备流血牺牲。她们都是最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