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哨亭里的毛主席
1940年下半年的一天，女大值日生派我去杨家岭请朱总司令作报告（事先谈妥），我听了很高兴，心想过去听朱总司令作报告，我坐得远看不清楚，这次去请他，一定能在近处看清他的容颜。我徒步走到杨家岭，在山下遇一干部，我说：“同志，请问朱总司令在哪里住？”他指了指半山腰的窑洞，说：“你上去再问问站岗的警卫。”我沿着一条整洁的土坡路上去，走到一个岗亭跟前，往里一看，里边站着一个人正在看报，报纸遮住了他的胸和头部。我问道：“同志！朱总司令住在哪个窑洞？”看报的人放下手中的报纸，“呀！是毛主席！”我心中又惊又喜，意外地看到毛主席，赶紧行了个举手礼，并说：“毛主席好！”毛主席笑着，看着我，他看到我领角上别着女大的校徽，说：“你是女大的学生？”我应“是”，并说：“我是来请总司令到女大作报告的。”毛主席用手指了指朱总住的那排窑洞，又问：“你是不是丁玲的妹妹？”我说：“不是。”毛主席笑了。我又向主席敬个礼，便向着主席手指的山坡走去。可心里还在深深地回想着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竟这么平易近人、亲切、随和。
还有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女大校门口。这天，我手持日式三八枪在校门口站岗，远远看到毛主席那英武的身姿和随后一行人向学校走来，我又高兴又紧张，为了向毛主席敬礼，我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我持枪不会敬礼，忙把枪靠在门墙上，紧张地向主席行了个举手礼。主席笑了，他慢步走到我跟前亲切和蔼地说：“持枪敬礼动作要这样做，不是放下枪。”边说边拿起枪做示范动作。他挺直胸膛，两腿并拢立正，左手持枪，右手向左打弯扶住枪上身，炯炯有神的目光直射前方。我全神贯注地看着每一个动作和细节，牢记在心中。我感到无比幸运，我又一次见到毛主席，并能亲自得到毛主席亲切的、循循善诱的诲人不倦的教导……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女大除了规定的时间上课和集体活动之外，课余活动保证个人的爱好，自由选择，充分调动每个学员的积极性。
学校有俄语、日语、世界语、速记等课目。我喜爱唱歌，所以就到校对面大砭沟文化俱乐部报名学唱歌，参加歌咏组。每周星期天集合练习，有时也请老师教练声讲乐理，教简谱，也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排练和演出。演唱《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指挥的，浑厚、雄壮的歌声，百十人庞大的歌咏队伍，热烈鼓掌的观众，至今激动不已。
1940年过年，我们四班写了个拜年词，套用陕北民歌调，班上选了几个同学去给各班拜年，我被选中。每到一个班唱完后，都得到她们热烈欢迎和亲切的拥抱。晚上开全校联欢会，唱歌的，唱秦腔的，唱京戏的，跳舞的，热闹非凡。我回窑洞后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眠。
艰苦中磨炼意志
1939年秋收的情景，时时浮现在眼前。我们上山收谷子，没有工具，只好用手掐谷穗。没有工具装谷穗，把上衣缝起来，用洗干净的裤子装，然后背起衣裤，抱着两只袖子，或是抱着两条裤腿，飞跑下山，好似天上各路仙女下凡，飘飘落下。
女同学的心比较细，生活上处处勤俭节约，能节省就省，没有肥皂了，衣服怎么洗？就是有肥皂，我们也没钱买。为了节约钱，我们发现延安肥皂厂排出的废渣就收回来用。废渣虽黑，但洗的衣物却很白，很干净，我们称它是“黑肥皂”。没牙膏，用盐来代替，没鞋穿，打草鞋。生活苦，却朝气蓬勃，欢声笑语，大家争着为同学解决困难，已蔚然成风。我幼年跟母亲学会了一手针线活，我为同学们缝制棉衣袖子（发的是半成品），同学把左袖上到右边，右袖上到左边，拆下来我再重缝。我编的草鞋，颇受赞扬，我将毛衣袖子上的毛线穿在鞋扣里显得新颖别致，她们纷纷向我学习，打草鞋，找我要毛线，使我的一件旧毛衣成了背心。
不愿意做文艺工作
1941年上半年，学校组织处让班指导员通知说，中央组织部叫我和陈若飞去谈话。谈话就是调动工作。我二人在路上商议：一不愿工作，愿意继续上学；二想到抗日前线打鬼子去；三是做妇女工作。
见到组织部负责谈话的同志，我们先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了。可他开门见山地说：“西北文艺工作团指名要你们俩。”我们说：“以上三种工作都可以，就是不搞文艺工作。要搞文艺工作，调你爱人去，她秦腔唱得那么好。”我们这么说他也不生气，还继续劝说我们：“你们有什么意见，到文工团找团长谈谈。”无奈，我们俩带上介绍信到杨家湾文工团去了。到文工团山下遇到一位同志问路，他指了指半山上那几间窑洞，又说：“你们找团长有什么事？”我们没好气地说：“找团长，你管什么事。”他没生气，说：“他住在最上边三个窑洞的第一个。”我们俩慢慢爬到半山，找到那个窑洞口，“团长在不在？”窑里那人说：“进来吧，我就是。”我俩一看顿时醒悟，原来指路的人就是团长，后悔刚才不该向他发火。经过短暂的尴尬沉默之后，我们把介绍信递上去，又谈了我们的意见与要求。团长讲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革命工作的分工等，耐心说服我们，劝我们来团工作。我们又回到女大找校组织处干部谈，她们说：“讲个条件，你们先去工作，待一年或半年之后再回来学习。”我们一听就高兴地同意了，心想，再困难顶多一年。我俩提出说：“把女大校徽让我们带走，做个纪念吧。”这个小小的要求被拒绝了。
谁想，到文工团不是一年半载，而是从此当了一辈子文艺战士。生活总是曲曲折折，从不知到知之，从盲目反对到热爱，对一个热情、纯真而又幼稚可笑的我，可能是必然的。
《讲话》为我指明了方向
1942年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武装了我的思想，促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文艺工作中去。我到团后服装、道具、管理图书都干过，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历史把我推向舞台演出。团上决定排演《北京人》话剧后，团领导宣布我在剧中饰演曾瑞贞。这是我第一次当演员，演第一个角色。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我先后参加演出了《学习吴满有》、《北京人》、《一朵红花》、《变工好》、《张兰英》……20世纪50年代在《白毛女》中饰喜儿，《红旗歌》中饰张大梅，《龙须沟》中饰张大发妻兼演地主三女儿，《为兄为弟》中饰张汉三妻等等。我饰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虽然没有成名，但是作为一名极普通的文艺战士，以《一朵红花》和《兄妹开荒》去杨家岭给毛主席党中央作为优秀剧目汇报演出。在解放战争中去医院护理伤员，包扎伤口，喂水喂饭，慰问伤病员，我团女同志立了集体功，演出也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与好评，我深感自豪、自慰。
解放战争中演出时，一天换两个点，深入农村和部队。那时我正在给孩子喂奶，为了完成演出任务，领导请其他同志用扁担、箩筐，一头一个孩子挑着随同演出，常常在演出换场地的时候抽空给孩子喂奶。有些革命女干部的孩子，就是在挑担、箩筐、马背上长大，受到战火的洗礼。战争中的女性，肩负重荷，既打仗又抚育孩子，又要准备流血牺牲。她们都是最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