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玉森
铜锣响的时候，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就给唤了出来；正在事炊的主妇搓着满手的面跨着门槛直张望；刚从田里劳作回家的汉子们，手里拧着喇叭头卷烟，边点燃边往村头走。
“玩把戏喽——”
顷刻，宁静的乡村热闹起来。“玩把戏”也就是街头卖艺，杂耍、魔术、武术什么的，那时乡村卖艺是收不来钱的，只能卖点什么病都能治、什么病也治不好的药，赶上饭口，寻碗饭吃而已。
五十年代初的我们乡下，既没有戏剧演出，也没有电影放映，能有玩把戏的也就热闹非凡了。卖艺的能混饱肚子，也就是很大的奢望了。只见卖艺人耍过几套花拳，使过几路棍棒，边喘息边卖关子，大声向人群吆喝：
“有想到北京、天津、上海的吗？不用坐车，不用花钱，只要进我这箱子，我说一声到就到了。”
看热闹的人交换着惊奇的目光，似信非信，无一应承者。那卖艺人用狡黠的眼睛在人群中搜寻着，突然指着说：“你，你，你，都过来。”这“你”中就有我。
我们一排的站着，他逐个问你想到哪儿去。那两个稍大的孩子，一个说去北京，一个说去上海，剩下我只好去天津了。我们都选定去向之后，他却说，北京、上海都去不了啦，只有天津可去。而且说，让我到天津要背一个女孩儿回来。
卖艺人用黑布把我的眼睛蒙上，带我绕了几遭，就把我放到那个大箱子里，悄悄地说：“别吭声。”
箱子底是活的，躲在箱子后面的人开始给我装扮。前面的人把箱子打开对着人群嚷：“他已经到天津了！”只听人群中一片唏嘘之声，堂弟见没有了我，哇的一声就哭起来，那人即鸣锣压惊，大声喊着：“别急，很快就回来了。”后边的人把箱子底打开，我又钻了进去，等前面的人把箱子重新打开时，走出来的我：头上系着一条花毛巾，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身上穿着花布衫，踩着锣鼓点，扭起秧歌来。众人捧腹大笑，前仰后合，老奶奶笑得噙着泪花。
从那以后，我便有了一个雅号：天津大闺女。上小学时有人叫倒不觉得怎么；上中学时有人叫就感到很不好意思，尤其在女同学的面前；再后来到城里上学也就没人叫了。
不知是缘分还是巧合，后来我真的来到天津，一住就是二十余年。
回想起来，不会演戏的我，的的确确地演过一次戏。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不愿做的事，却做了；想要做的事，往往又做不成。戏一般的事，倒成了真事，真实的事又往往像演戏一样。
戏也真的“戏”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