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春意融融(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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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郴江幸自绕郴山(3)

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见到多少汪曾祺的不随和。只有一次,参观一个水利枢纽展览,一位领导同志亲自主讲,天花乱坠地做起报告来,从头到尾,汪曾祺都没有正眼瞧那人一眼。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后遇到类似的场合,忍不住便想模仿。我们已经习惯忍受毫无内容的报告,习惯了空洞,习惯了大话,习惯了不是人话。仅仅一次亲眼目睹已经足够了,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正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所期待的,而在此前,文人的名士气通常只能在书本上见到。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里,文人总是夹着尾巴做人,清高被看成一个很不好的词,其实文人不清高,还做什么文人。

还有一次是在林斤澜家,父亲去北京,要看望老朋友,一定会有他。那次是林斤澜做东,让我们父子过去喝酒,附带也把汪曾祺喊去了。林和汪的交情非同一般,只有他才能对汪随喊随到。开了一瓶好酒。准备了各色下酒菜,在客厅的大茶几上摆开阵势,我年龄最轻,却最不能喝,汪因此笑我有辱家风。这时候已是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汪曾祺自己的酒量也不怎么行了,父亲也不能喝,真正豪饮的只有林斤澜。对于父亲来说,我吃不准是不是最后一次与林汪在一起,好像就是,因为自从前一年祖父过世,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去北京。这样的聚会实在太值得纪念,记得那天说了许多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汪和林都有些激动、有些感叹,也有些愤怒。后来话题才转开,印象中的汪曾祺,不仅有名士气,而且是非分明,感情饱满。

记忆中,更多的是汪曾祺的随和。那一年在扬州,我作为具体办事人,竟然安排他住了一间没有卫生间的房间。这种疏忽如今说起来,真是不应该原谅,应该狠狠地打屁股。让已经高龄的汪半夜三更起来上公共厕所,只有我这种刚出大学门的书呆子才能做出来,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想到上厕所的问题。当时完全是为了搞情调,好端端的酒店不去住,却住到了小盘谷公园,这里风景如画,于是便忽视了它的设施太落后。这是我一直感到后悔的一件事。虽然汪从来没有表示过怨言,而且夸奖我比他年轻时办事能力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不像话。说起来真惭愧,当时我身上带着一笔公款,因为稀里糊涂,这笔公款竟然几次差点丢掉,一次丢在包租的面包车上,还有一次更悬乎,人都上了去镇江的渡轮,突然想到搁钱的黑皮包还丢在参观的地方。

我的糊涂一定也给汪留下了印象,到后来,每次出发转移,他都笑着问我,钱是否带着或保管好了。我父亲已是有名的糊涂人,他的公子事实证明更糟糕。那时候,还没有一百元的钞票,也不过是几千块钱,害得我成天丢魂落魄。前后大约有半个月,江南江北访古寻幽,就我一个莽撞的年轻人,冒冒失失地领着几位老先生东奔西跑,这种荒唐今天想起来根本就不可能。除了应该到了名胜之外,我们还去了一些很容易被忽视的地点。在扬州,去隋炀帝陵;在常州,去黄仲则的两当轩,参观一间东倒西歪的旧房子;去赵翼故居,拜谒一个破败的楠木大厅,还去了正在筹备的恽南田故居,汪在那写诗作画,泼墨挥毫技惊四座。

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八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我在大学里苦读,不断地写些东西,对自己的未来,一直没什么明确目的。是高晓声和汪曾祺这样的作家,活生生地影响了我,让我跃跃欲试,但是也正是他们,让我对是否应该去当做家产生怀疑。按照我的看法,高和汪能成为优秀作家,都是因为具备了特殊素质,他们都是有异秉的人,高晓声绝顶聪明,汪曾祺才华横溢,而我恰恰在这两方面都严重不足。

我忘不了高晓声告诉的一些小经验,他告诫我写文章,千万不能走气,说废话没有关系,但是不要一路点题,写文章是用气筒打气,要不停地加压,走题仿佛轮胎上戳了些小孔,这样的文章看上去永远瘪塌塌的,没有一点精神,而文章与人一样,靠的就是精神。高晓声还教会我如何面对寂寞,很长时间,我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写的小说一篇也发表不了,他却认为这是好事,说你只要能够坚持,一旦成功,抽屉里的积稿便会一抢而空。对于小说应该怎么写,高晓声对我的指导,甚至比父亲的教诲还多。同样,虽然没有接受过汪曾祺的具体辅导,但汪文字中洋溢的那种特殊才华,那种惊世骇俗的奇异之气,一度成为我刻意的学习样板。我对汪曾祺的文体走火入魔,曾经仔细揣摩,反复钻研,作为他的私淑弟子,我至今仍然认为《异秉》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说。

毫无疑问,这是两位应该入史的重量级人物。评价他们的文学地位,不是我能做的事情,是非自有公论。我不过坐井观天,胡乱说说高晓声的聪明和汪曾祺的才华。进入九十年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敬重的这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越写越少。很显然,写作这工作,在高汪看来,都不是什么难事。高晓声不止一次告诉我,事实上,他一年只要写两三个月就足够了。对于高晓声来说,写什么和怎么写,他都能比别人先一步想到。他毕竟太聪明了,料事如神,似乎早就预料到文学热会来,也会很快地就去,在热烈的时候,他是弄潮儿;在冷下去的时候,他便成了旁观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高晓声每年写一本书,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几年也完成不了一部作品。

年龄显然是个很好的借口,然而肯定不是唯一的托辞。这两个人出山的时候,年龄都已经不小了。有时候,我会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做假设,会不会物极必反,这两个人的聪明和才华,最后不幸都成了反动的东西。譬如高晓声,他敏锐地意识到,既然是搞文学,就要把它当做艺术来搞,就要有探索、有试验,然而这种探索和试验,由于脱离群众,注定是不会叫好的,对于一个成名的作家来说,不叫好将是一件很难忍受的事情。高的聪明是不是表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既然不叫好,还写它干什么。因为聪明,所以看透了文学的把戏。在高的晚年,已经看不到什么写作激情,而在汪曾祺后来的文章中,同样也看不到激情,汪刚出山时的那种喷薄之势,那种拔剑四顾无对手的气概,说没有就没有了。

有时候,过分的尊敬是否也会成为一种伤害。我们给知识分子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不是捧上天堂,就是打人地狱。进入八十年代,作家地位有个短暂而急剧的上升过程,因为上升太快,后来的作家便会有些不服气的委屈。从一个小细节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譬如父亲最初称呼汪曾祺,一直叫他老汪,然而到后来,不知不觉地便改口了,改成了“汪老”。我记得邵燕祥在文章中,好像也提到过,他也是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改了称呼。毫无疑问,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出于尊重。我想汪曾祺自己未必会喜欢这样,他可能会觉得很意外,觉得生分,当然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然而,即使是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仍然会成为问题。在后来的写作中,汪曾祺似乎总是有太多的才华要表现,表现才华最后演变为挥霍才华,结果才华仅仅也就是才华,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新时期文学开始阶段,文学水准虽然粗糙,却很像历史上的初唐,这是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孕育着大量机会。高晓声和汪曾祺能够复出文坛,叱咤风云,显然与时代有关,早不行,晚也不行。高晓声曾经特别喜欢重复一个段子,说有四个人要过河,被摆渡人蛮横地拦住了,要他们拿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来,否则就留下来。四个人分别是有钱人,大力士,做官的,作家。有钱的用钱开路,大力士亮了亮拳头,做官的说我给你换个更舒服的工作,作家无计可施,便说我唱首歌吧。唱完了,摆渡人说你的歌难听死了,还不如做官的说得好听,于是把他扔在了河边。天渐渐黑了,作家又冷又饿,想到家中的妻儿,不禁仰天长叹,说自己平生又没有做过孽,为什么没有路可以走。这一声长叹让摆渡人听见了,说这才是你最宝贵的东西,比刚才唱得好听,我送你过河吧。高晓声想说的是,作家就应该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叹,而且他进一步发挥这个故事,说摆渡人在做官的照顾下,改行了,作家便当起了摆渡人,因为他突然明白自己的工作性质和摆渡人是一样的。

高晓声在晚年,根本不愿意对我谈起什么写作。他已经变得不屑与我说这些。他的心思都用到别的事情上,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作为小辈,对他的私事我不应该多说,只是感叹他晚年的生活太不安定,安定又是一个作家所必需的。作家通过写作思考,不写作,就谈不上思考。有一天,他突然冒冒失失地出现在我面前,说今天在你这吃饭,有什么吃什么。那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他好像真的只是来吃饭,喝了些酒,夸我妻子烧的菜好吃,尤其喜欢新上市的蚕豆。我们没有谈文学,没有谈父亲,甚至都没有谈自己,谈了些什么,我根本记不清楚。妻子连忙又去菜场,专门烧了一大碗蚕豆让他带走。他就这么匆匆来,匆匆去,机关的车送他来,然后又是机关的车送他去。晚年的高晓声可以有很多话题,他开始练书法,练自己发明的气功,不断地有些爱情故事,可惜都与文学没什么关系。

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好端端一个中国当代文坛,为什么很快从初唐,进入了暮气沉沉的晚唐,没有盛唐。甚至没有中唐。从王杨卢骆的欣欣向荣,一下子到了李商隐和杜牧的年代,这种太快的过渡,让人匪夷所思,让人目瞪口呆。我忘不了汪曾祺讲述的“文革”中被江青接见的故事。他叙述的时候,先是平静,继而苦笑,最后忍不住感叹。这是他一生最戏剧性的一面,后来,他用典型的汪氏简洁文笔,将这段故事写下来寄给我,如果说我不长的编辑生涯中,还编过一些好稿子,这篇文章应该名列榜首。2000年初冬,汪曾祺的老家为他建纪念馆,征集留言,我写了几句话:

汪先生的才华举世公认,即使“文革”那样的背景,也类拔萃。假如没有被打成右派,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政治运动,汪先生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好在历史终于给他最后机会,汪先生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影响了一代作家。求仁得仁,这是人间的第一等快事。功遂身谢,名由实美,汪先生仰首伸眉,笑傲文坛顾盼自雄。写了这段文字以后,我知道自己以后一定还会再写些什么。早在一九四六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沈从文先生很有激情地说起当时最好的青年作家,是刚在《文艺复兴》上发表小说的汪曾祺。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七二年,沈先生给巴金夫人萧珊写信,又描述了汪曾祺当时的形象,说他现在已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这“不易”两个字很耐咀嚼,然后笔锋一转,说“后来看到腰边的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生姜自然老的辣,沈先生是什么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巴金老了,沈从文老了,写小说已没有那个精力。待从头,收拾旧河山的光荣任务,天降大任落到汪曾祺和高晓声这一代人身上。一个人真没有机会,呼天天不应,求地地不听,但是机会一旦出现,就只能属于有充分准备的人。聪明过人的高晓声登场了,才华过人的汪曾祺也登场了。当我们仰天长叹,对剥夺巴金和沈从文写作权力的那个时代表示切齿痛恨之际,不得不庆幸后面一代人的运气太好,他们苦尽甘来,终于在最后抓住际遇。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凡是读过《异秉》的人,都免不了去想,去思索,琢磨小说中王二的“异秉”究竟在什么地方。汪曾祺借王二之口,幽了一默,说他的奇异之处,只是“大小解分清”。什么叫大小解分清,王二进一步解释说:“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这是王二随手扔的一块香蕉皮,顿时很多人中计,滑了一个大跟头。小说结尾时,厕所里已人满为患,大家都去抢占茅坑,研究自己是否有“异秉”。我喋喋不休提起《异秉》,喜欢这篇小说之外,更觉得可以用它说事。无论高晓声的聪明,还是汪曾祺的才华,都十分难得,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异秉,是镜中花,是水底月,无迹可寻,可遇不可求。后人如果不明白,希望通过模仿,学些聪明和才华的皮毛,驾轻车走熟路,野心勃勃到文坛上去闯荡,去捞些什么,注定只能铩羽而归。高晓声和汪曾祺获得了应有地位,后来作家如果不能从他们的树阴中走出来,不另辟蹊径,不披肝沥胆,文学的前景就没什么乐观。换句话说,当代文学如果不够繁华,是否与太多的聪明和才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