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光辉
一年之后的一个深夜，弟弟从深圳打来电话，他说：”我梦见咱妈了，她走得很快。“我惊得说不出话来，猛然挂了电话。
几秒钟后，电话铃又在沉寂的楼宇间响起，我再一次拿起听筒，又听见弟弟柔柔的声音，我说：”我怕这也是梦的一部分，因为，就在刚才，我也梦见了她，还拉着架子车。“她走得很快。这样的情形，我只是童年见到。
我一出生母亲就老了，她四十二岁有我，两年后，又有弟弟。在此之前，她因为没有男孩子而饱受欺侮。她一个人在老家，埋头干着农活，心怀疑忌，从不曾在人前高声笑语。最早的记忆，是母亲纺线的背影。那时家里有一辆纺车，放在一间很暗的屋子里。母亲背对着我，一手摇纺车，一手拉棉线，左脚边点一盏煤油灯。
纺车嗡嗡地唱着，无限缠绵，仿佛没有尽头的乐音，就成为我最早的催眠曲。母亲时常俯下身子，从灯光里拉出一根细细的线，再扬起胳膊，四周伴着狗叫，鸡鸣，铁器磕碰的声音和老人的咳嗽。
纺出线来，就拿到集上，换来粗布，食盐。饼干和糖是换不到的，只有等父亲带些回来，不过那时他已经被打成右派，在庄子里也抬不起头来。
我在四五岁时常跟母亲去赶集，十多里的土路，走累了就闹，她就许各种各样的好处，其实从不曾兑现。最多是假装解手，从公社的地里，偷偷摘一把豌豆。
这样我们就有了衣服和鞋，这些全是母亲自己做的，她也有几个要好的，常坐在一起探讨针线活：怎么规划一块洋布了，又有什么新鞋样子了，鞋底怎么打浆才结实，针脚够不够密了，谁纳的底子最结实齐整了，如此等等。
那时的乡下女人，第一要看地里活，第二要看针线活。这两样母亲样样在行，她有一个很花哨的纸包，像现在的影集一样，里面装满一家人的衣服纸样、鞋样等，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呢。
我的第一个书包，就是她照着这些图案，用三角形的碎布拼成的，五彩缤纷，装饰性极强，让我觉得上学很光荣，很美气。
有一次，妈妈正在洗脚，弟弟看见，问她：”你的脚咋弄哩？“母亲好笑地说：”小时候不听话，叫猫咬哩！“弟弟就很惊恐，因为母亲是小脚，四个脚趾完全折在脚底下，只有大脚趾是直的。”那不痛吗？“”痛啊，“母亲笑着说，”天天痛呢！“母亲是有两条很长很长的裹脚布的，从脚上一直缠到小腿，就象电影里的八路军那样，这让她走路象阵风似的，直到1985年的一场车祸，才让她停了下来。
那天，我们兄弟第一次到邻县去赶集，中午回来，刚到家门，就得知母亲出了车祸，被一个骑车上学的学生撞倒：右腿股骨骨折目击者说，如果不是母亲缠着小脚，她一定能避开的，母亲摔在柏油路上，再也没起来。当时，她已近六十岁了，经过几次不成功的手术，右腿只用几块金属片固定在股骨头上，一到天阴下雨，就疼得彻夜难眠。
但她坚决不同意截肢，父亲说，母亲爱美着呢。年轻时，又白又高，爱穿一身白，头发梳得光溜溜，走在路上，真是风摆柳呢。大姐也这么说，弟弟长得最像妈年轻时的样，又高又白，脸面头也好。
难怪弟弟一年领回一个女孩子，母亲到死也不知哪个是她的儿媳妇。看到藤野先生向鲁迅询问小脚的裹法，后来又听说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最爱嗅女人的小脚，且以收藏女人的鞋子为乐。直到现在，我还是没弄明白，中国的文人，中国的美学，如何会发展到如此畸形的程度但母亲的鞋子是越来越难买了，平时穿小孩子的球鞋，但那容易打滑，尤其是在湿地。九七年大姐在郑州看有卖小口布鞋的，一下就买了五双。母亲再把右脚的那只后跟处，加上一层厚厚的橡胶。因为长期的萎缩，右腿已经比左腿短了五厘米之多。
但情形越来越糟。她上厕所时摔了一跤，躺在床上打了一月的吊针；我到深圳时，她又在水泥地上跌了一次，骨头完全错位了，却仍坚持不去截肢；二○○一年，因为长期的煤气中毒，她又陷入了痴呆的迷宫。
我从新乡学习三个月回来，她在门口的轮椅上，看到我，竟象孩子似的兴高采烈，不停地向邻居说：”俺儿回来了，俺儿回来了……“一直跟到屋里，愣愣地看我弄这弄那。二○○二年的一个雨夜，她在极短暂的清醒里，喝下了积攒十多年的安眠药，最后摸摸父亲的脚，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司炉工用酒瓶把骨殖一点点碾碎，从那些灰白的粉末中，挑出几片薄薄的金属片，问：”这是什么？“我知道，那是母亲的痛。我把它们攥在手心里，还很烫。
弟弟在母亲的遗物里翻了很久，找到了一双布鞋，他把它洗净，带到了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