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注意到了中国人对战争的理解和对待，他承认道，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是污点，其侵略污点，确实应该反省。可是，他又声称，日本制定的“解放东亚之大目标，从人道及人类进步的角度来看，是光明正大的”。
总之，这段不如意的时期，冈村的观点和牢骚百变多样。
日复一日过着衣食无保的艰难生活，冈村愤懑满怀，愁苦不堪。每天的早饭就是稀粥，午饭是几片面包或几块山芋，晚饭通常是一碗盖浇饭。几年前他在南京金银街4号时知惠就吃着这样的饭，现在他也吃着这样的饭了。他那被国民党当局滋养得娇贵的肠肚，颇不适应。
由于日渐破落，当冈村看到许多昔日将领都纷纷迁往台湾，投奔蒋介石后，他也到台湾去讨生活了。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重整河山”，大规模网罗“各类人才”。于是，1950年之后，在日本与台湾之间，就形成了一条蜿蜒的迁徙流。在波浪涌动的海面上，在各种各样的运送香蕉的船只上，到处挤着携家带口、拎笼扛箱的日本前将领。
冈村因与国民党当局有过一段说不清的过往，所以，比其他人享有优先权，被聘请为台北“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军事教官，并兼任顾问一职。每次到台湾讲学或访问，都受到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热情接待。
为了回报“无罪释放”的恩情，冈村介绍、组织了上百位昔日部下，前往台湾，帮助国民党操练军队。这些部下在日本饿得眼冒金星，这下得到了“金饭碗”，便格外地卖命。其中有一些还是离开战场就不能好好生活的职业军人，他们在战后一直在苦寻战场，久寻不到，现在恰好有了重操旧业的机会，岂不欣喜若狂？遂凶相毕露，狠命地操练国民党军队。经过他们的训练，国民党第32师，成为20世纪50年代台湾第一流的部队。
在对比了日本政府的“过河拆桥”后，冈村愈加不忘国民党的“情义”了。夫
有一次，何应钦赴日活动，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以私人的名义到访，因而没有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总之遭遇到了极大的冷淡和简慢。冈村知悉后，大怒，大恸，再次指责日本政府忘恩负义。他把老部下都召集过来，自己给何应钦举行了欢迎仪式。在致欢迎词时，想到日本政府的“绝情”，他过于激动，突然忍不住哽咽，终于痛哭起来。何应钦一旁坐着，也是泪眼模糊。
对于汤恩伯的“恩德”，冈村也是没有忘记。他说：“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4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
战后，汤恩伯曾3次去日本，每次下了飞机，都去参拜明治神宫。1954年，汤恩伯因患严重的胃溃疡，专门到日本东京庆应医院治病，按照冈村的说法，“手术结果良好，但在恢复期，突然死去，原因不明，甚为遗憾”。70岁的冈村，拖着即将腐朽的老迈之躯，一马当先，冲到丧葬队伍的最前沿去，担任治丧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为汤恩伯的身后事不惜付出全力。7年后，冈村还到台北西郊的小山上，拜谒了汤恩伯之墓。
在熬过了10年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军国主义思潮的回升。冈村作为法西斯主义代表再度被推举了出来，经济待遇提升了，新居也分配了，每天的工作，几乎就是宣扬他的罪恶史。他已经75岁了，仍然蹿上蹿下，胡言乱行。得意忘形时，经常去拜望那些曾经使他逃脱罪责的人。
1961年6月，他到台北访问时，特地去了一趟江一平家。江一平是当年为他辩护的律师之一，在担任这一职时，在上海已是一位名人，江父很重名声，不愿其子背上骂名，因此，死活不同意江一平为他辩护，江一平却死活都要出庭，闹得父子不睦。冈村此番前往，是为了表示感谢。
1962年4月，冈村正在日本和台湾间往来穿梭时，他的儿子忠正突然死了。
冈村原有二子，均为第一位夫人理枝所出，长子就是忠正，次子是武正。武正勤奋好学，向为冈村喜爱。11岁时，冈村携家眷到上海，武正在外滩与伙伴嬉戏时，染上烈性猩红热，冈村当时正在制订上海侵略事端的计划，待他回到家，武正勉强支起眼皮看了父亲一眼，就恹恹死掉了。冈村惊痛万分，虽然还有忠正，但他素厌忠正作风纨绔，轻浮虚荣，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不招他喜欢的，也死了，只有49岁。他还指望着忠正给他养老呢。
冈村深受打击，从悲痛地抹着眼泪的样子，很难看出，就是此人使得中国许多地名从地图上一瞬间消失了；很难看出，就是此人整个村镇地杀人、施毒，整个村镇地抢夺、烧掠。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软弱动情的人，把中国一个又一个村镇夷为了平地，把一个又一个血肉之躯肆意凌辱灭杀。
忠正死后，冈村旧病复发，生活黯淡无光。1963年，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打着宣扬“日本精神”的旗号，要他整理他的日记、撰写回忆录，以浴血前线的指挥官的立场“说清历史事实”。冈村用了2年的时间完成了回忆录的写作，之后，回忆录用了5年的时间才获得出版。冈村未能看到它的面世，便因突发心脏病，未获及时抢救而死去。
这一年，他82岁，距日本投降已经过去了21年。他白白地多赚了21年的自由生命，在这21年中，他抱怨最多的竟然还是：命运不公。可是，对于那些惨死在他手上的冤魂，他们的公道向谁讨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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