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营企业，无论大小，总是由一个或大或小的英雄开始的。
时势造英雄，并不是说有了某种时势，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而是说时势为英雄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能成为英雄者还是才华卓著的极少数人。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放开，为民营企业家的成功创造了条件。少数人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或者是原本处在赤贫状态，空有一身本领，无用武之地。就像温州人虽然素有经商传统、奋斗精神，但计划经济体制把他们牢牢地拴在贫瘠的土地上，一有动作就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现在他们压抑了许久的创造力爆发出来，成就了一番事业。或者是在机关国企中过着安逸而无聊、饿不死、富不了的日子。他们的本性不能忍受这种生活，但无可奈何。现在他们可以抛弃那顶值不了几个小钱的乌纱帽，义无反顾地下海拼搏。对外开放给他们搭起一座桥梁，这就有了最早的利用外资，出口加工。
最早投身于民企的这一批人无论成功与否，都可以称得上是英雄。英雄不在成败，而在那种气概。在政策刚刚裂开一个小缝时，他们敢于闯向未知的世界，在人们把民企作为歪门邪道时，他们敢于离经叛道。这就是作为英雄的首要条件：勇敢。当然，这些人中的成功者，不仅有勇，而且有谋。这就在于他们知道怎么做。他们没有市场调研，但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他们没有在课堂上学过管理理论，但知道如何经营一个企业；他们不懂技术，但知道出钱请人。总之，他们的悟性，他们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知道如何去处理闯天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乍暖还寒的日子里，他们走向一条从未走过的路。有几多困难，几多风险，但他们闯过来了。他们作为英雄经历了常人没有经历的事，吃过常人没吃过的苦，付出了常人不可想象的艰辛。他们成功了，他们成为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
这第一批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受到社会赞扬，众人仰慕，头上戴满了光环，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英雄之后怎么办？有人找不着北了，有人不知自己姓什么了，有犯法者，有堕落者，有更多的昙花一现者。个人的没落对社会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白手起家创建的企业不仅是个人财富，也是社会财富。企业如何基业长青是后英雄时代的问题。
一个打天下的英雄，如果没有堕落，能使企业基业长青吗？无论如何伟大，英雄总是人，是人就不可能全知全能，永远正确。在世界企业界，亨利.福特是一个大英雄，是他开创了汽车工业的今天，但他晚年对T型汽车的执迷几乎断送了福特公司。英雄会犯错误，会不能与时倶进。如果这时企业仍然是由英雄一个人说了算的人治企业，灭亡就是必然结果。不用去翻阅世界企业史，看看这些年我们一些民营企业的兴衰，就会明白这一点。
使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不是盼望另一批英雄的出现，而是结束英雄时代，用制度代替英雄。英雄的时代是草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规则，全靠人去闯，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意思。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初期都是这种情况。但草莽时期过去之后是法制时代，这时有英雄也不是草莽英雄。从企业来看，一开始必然是人治，但做大之后，人的能力难以驾驭一个企业，需要制度。这时一个企业的好坏固然与人有重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还要靠制度。人要在制度的框架和限制之下来发挥作用。离开了有效的制度，再大的英雄也会一事无成。
我们的许多民企都面临从英雄时代到制度时代的转型。转型成功，英雄之后仍然是企业的辉煌，转型失败，企业就会随英雄而去，甚至先英雄而去。没有实现转型的企业，即使今天仍然很辉煌，但衰亡只是时间问题。这种转型包括由人治转向法治，用制度化的决策与运行代替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这就是说，民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对许多企业来说，制度的建立比任何事都重要、迫切。
结束英雄时代，开创制度时代，也是一件说易行难的事，其阻力正在于英雄自己，习惯了君临天下，叱咤风云，真不习惯受制度的约束。从迷信自己个人能力变为相信制度是一场头脑风暴。许多英雄跨不过这一步，这才有企业的衰亡。英雄是要识时务的，这时务就是环境与企业本身的巨大变化。
英雄暮年难免留恋往日的辉煌，难免固执、保守、墨守成规。民营企业家们只有抛弃这一切，自觉地结束英雄时代，企业才有希望。不要犹像，不要观望，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吧！
王永庆的成功之路
台塑集团老板王永庆被称为“主宰台湾的第一大企业家”、“华人经营之神”。王永庆不爱读书，小学时的成绩总在最后10名之内，但他吃苦耐劳、勤于思考，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王永庆大概也没有读过什么经济学著作，但他的成功之路却与经济学原理是一致的。
王永庆的事业是从台塑生产塑胶粉粒PVC开始的。当时每月仅产PVCl00吨，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王永庆知道，要降低PVC的成本只有扩大产量，所以扩大产量、降低成本、打入世界市场是成功的关键。于是，他冒着产品积压的风险，把产量扩大到1200吨，并以低价格迅速占领了世界市场。王永庆扩大产量、降低成本的做法正是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原理。
规模经济是说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即生产规模扩大对产量或收益的影响。当生产规模扩大的比率小于产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时，就是规模收益递增。当生产规模扩大的比率大于产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时，就是规模收益递减。当这两种比率相等时则是规模收益不变。
企业生产规模变动对产量或收益的影响可以用内在经济与内在不经济来解释。内在经济就是一个企业规模扩大时由自身内部引起的效率提高或成本下降。这种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可以利用更先进的专业化设备、实现更精细的分工，提高管理效率，从而使每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特别应该强调的是，许多大型专用设备只有在达到一定产量水平时才能使用，这些设备的使用会使平均成本大幅度下降。或者说，只有达到一定产量水平时，平均成本才能最低。第二，规模大的企业有力量进行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第三，大批量销售不仅在市场上具有垄断力量，足以同对手抗衡，而且降低了销售成本。
王永庆的成功正在于他敢于扩大产量，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当时台塑产量低是受台湾需求有限的制约。王永庆敏锐地发现，这实际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产量越低成本越高，越打不开市场；越打不开市场，产量越低成本越高。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就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当产量扩大到月产1200吨时，可以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成本大幅度下降，就有进入世界市场并以低价格与其他企业竞争的能力。
当一个企业的产量达到平均成本最低时，就充分利用了规模收益递减的优势，或者说实现了最适规模。应该说，不同行业中最适规模的大小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重工业、石化、电力、汽车等行业的最适规模都很大，这是因为在这些行业中所用设备先进、复杂，最初投资大、技术创新和市场垄断程度都特别重要。王永庆经营的化工行业正属于这种最适规模大的行业，所以，规模的扩大带来了收益递增。近年来，全世界掀起一股企业合并之风。企业合并无非是为了扩大规模，实现最适规模。合并之风最强劲的是汽车、化工、电子、电信这些产量越多，收益增加越多的行业。世界500强企业也以这些行业居多。对这些行业的企业而言，“大的就是好的”。
但千万别忘了《红楼梦》中王熙凤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一个企业大固然有许多好处，但也会引起一些问题。这主要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管理效率下降，管理成本增加。一个大企业也像政府机构一样会滋生官僚主义。同时，企业规模大也会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所以，“大就是好”并不适用于一切企业。当企业规模过大引起成本增加、效益递减时就存在内在不经济，发生规模收益递减。对那些大才好的企业来说，要特别注意企业规模大引起的种种问题，王永庆在扩大企业规模和产量的同时，注意降低建厂成本、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并精减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这对他的成功也很重要。对那些未必一定要大的轻工、服务之类行业的企业来说，“小的也是美好的”。船小好掉头，在这些设备，技术重要性较低，而适应市场能力要强的企业中，就不要盲目追求规模。甚至有些大企业也因管理效率差而分开。美国IBM公司就曾一分为三。
其实企业并不是一味求大或求小，而是以效益为标准。那种盲目合并企业，以追求进500强的做法往往事与愿违。绑在一起的小舢板绝不是航空母舰。王永庆的成功不在于台塑大，而在于台塑实现了规模收益递增的最优规模。
王永庆不爱读书而成功并不是规律。对更多的企业家来说，读一点经济学，按经济规律办事还是可以事半功倍的。所以，王永庆让他儿子到美国学习。
税收落在谁身上
美国国会通过对游艇、私人飞机、珠宝、皮革、豪华轿车这类奢侈品征收新的奢侈品税时，支持这项税的人认为，这些奢侈品全部由富人消费，这种税也必然由富人承担。向富人收税以补助低收入者，平等又合理。但实施之后反对者并不是富人，而是生产这些奢侈品的企业与工人，其中大部分是这项税所要帮助的低收入者。为什么这些并不消费奢侈品的人反而反对这项税呢？这就涉及弹性与税收归宿问题。
我们知道，直接的纳税人并不一定是税收的最终承担者。如果税收直接由纳税人承担，这种税就是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如果税收并不由纳税人直接承担，而是可以转嫁给其他人，这种税就是间接税，如营业税等。这种税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分摊。谁最终承担税收负担就是税收归宿问题。
当对一种商品征税时，这种税收由生产者承担，还是由消费者承担，主要取决于该商品的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所以，税收归宿问题要根据弹性理论来分析。
需求弹性是某种物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动程度，用需求量变动百分比与价格变动百分比的比值来表示。一般商品分为需求富有弹性与需求缺乏弹性两种情况。当一种商品需求量变动百分比大于价格变动百分比时，该商品就是需求富有弹性。反之，当一种商品需求量变动百分比小于价格变动百分比时，该商品就是需求缺乏弹性。需求越缺乏弹性说明消费者对这种商品的依赖性越大，即使价格大幅度上升，需求量减少也很少。因此，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当价格由于税收而上升时，需求量减少有限，税收就主要由消费者承担。相反，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当价格由于税收而上升时，需求量可以大幅度减少，税收就主要由生产者承担。
供给弹性是某种物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供给量的变动程度，用供给量变动百分比与价格变动百分比的比值来表示。一般商品分为供给富有弹性与供给缺乏弹性两种情况。当一种商品供给量变动百分比大于价格变动百分比时，该商品就是供给富有弹性。反之，当一种商品供给量变动百分比小于价格变动百分比时，该商品就是供给缺乏弹性。供给越缺乏弹性说明生产者改变产量的可能性越小，即使价格大幅度变动，产量变动也很有限。因此，供给缺乏弹性的商品量由于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时，供给量减少有限，税收就主要由生产者承担。相反，供给富有弹性的商品当价格由于税收上升时，需求减少，供给也减少，税收就主要由消费者承担。
总之，一种商品需求越富有弹性而供给越缺乏弹性，税收就主要由生产者承担；需求越缺乏弹性而供给越富有弹性，税收就主要由消费者承担。
游艇这类奢侈品正属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这是因为，这类商品并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产品多。当这类商品由于税收而提高价格时，消费者可以用国外旅游、盖更大的房子、打高尔夫球这类同样高档的消费来替代。即使没有合适替代品，不消费这类奢侈品也可以把钱作为遗产留给后人。所以，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大幅减少，需求富有弹性。但生产这类商品的企业短期内难以转产其他产品，供给缺乏弹性。税收实际上落到了生产者身上。
生产这些奢侈品的企业不仅要承受税收，还面临需求减少引起的两种后果。一是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二是企业不得不降价。这就使这类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不得不解雇工人。这个行业所有者利润减少，工人收入减少。本来这些行业的工人大多属于低收入工人，是这种“劫富济贫”政策要帮助的对象，结果反受这种政策之害。生产奢侈品企业的所有者与工人深受高奢侈品税之害，又承担了绝大部分这种税收，所以，这种税并没有受到富人的反对，而是主要受到这些行业工人与工会的反对。美国国会迫于压力在1993年取消了这种奢侈品税。
税收归宿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考虑需求与供给弹性来征税，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打在贾宝玉身上，痛在贾母心上”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开征一种新税或提高原有税种税率时，决策者一定要谨慎从事。
李达昌何以当博导
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由于经济问题东窗事发而走进牢狱里了。忆当年，他从副省长位子上主动退下来（现在看来是捞足了，怕事发而退）到西南财大当教授、博导时，媒体一片赞扬之声。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了一件事：他有当教授、博导的资格吗？
李达昌研究生毕业后仅在西南财大当了三年教师就走上仕途，彻底离开了教学岗位。三年的高校教龄，无论如何破格也提不上教授（他又不具备火箭式提拔的潜力资格），充其量是个讲师。为官近20年，官位上去了，但没在任何一个高校，通过正常程序评为教授。这些年他没有教学工作量，也没什么科研成果。这教授的桂冠按高校教师的任职资格无论如何也是戴不上的，更别说比教授要求更高的博导了。从政20年，他不可能有时间做学问，回到高校给学生讲什么财经类课呢？指导博士生，岂不以官场厚黑学、贪污术为论文题目吗？可是就因为他当过副省长，这一切许多老实学人几十年都得不到的学术桂冠，一瞬间全有了。我一直在怀疑，他当教授、博导是否经过各级学术或职称评委会讨论、投票、批准。难道当了副省长，这些职称就是唾手可得，想要就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