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学者对婚姻的分析角度不同。在生物学家看来，婚姻是一种繁衍后代的本能行为；在文学家看来，婚姻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与情感结合；在政治学家看来，婚姻服从于统治与维护权力的需要；在社会学家看来，婚姻是门当户对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婚姻是一种经济行为，目标在于双方的效用最大化。有关婚姻与家庭的许多决策事实上都服从于成本—收益分析。贝克尔正是按这个思路分析了结婚、生育、离婚、家庭内的分工、威望和其他非物质行为。他把离婚归结为婚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由离婚的成本与收益决定。
我并不认为婚姻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是离婚的主要原因。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结婚当时完全无信息，美满的不也不少吗？离婚还在于结婚后双方获得的效用的变化。在恋爱中，双方的效用是递增的，结婚时效用达到最大，蜜月过去之后效用就开始递减了。往往并不是婚后发现了对方的某些真实信息，而是双方从对方获得的效用在递减，有时递减得还相当快。离婚中还是男方主动者多，因此，我从男方的角度分析离婚的原因，从女方的角度分析如何保护婚姻。
结婚之前双方毕竟不是天天见，每一次约会都有新鲜感，效用不会递减。结婚后天天生活在一起，效用递减自然是正常的。这种效用递减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双方在一起过平淡无奇的日子，日复一日没有什么改变，从婚姻中获得的效用在递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过得没意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方的品质下降了。一些女性在结婚，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从外形到内在都忽视了“保鲜”，穿着不讲究了，对丈夫远不如谈恋爱时那样温柔，小鸟依人了，满足于小日子，工作学习中不思进取了，甚至对丈夫指手画脚，唠唠叨叨，缺乏理解了。这就使得妻子给丈夫带来的效用下降到相当低的程度，甚至成为负效用。这就是许多丈夫常说的“结婚后她简直换了一个人”。我把结婚后丈夫从妻子那里获得的效用递减称为男人离婚的“内在推力”。
但是，如果丈夫没什么能力，除了上班回家没什么社会活动，这种“内在动力”还不至于引起离婚，因为对他们来说，妻子的效用再递减也比没有妻子效用为零强。如果丈夫经常外出就会发现，外面的女人很精彩，与她们在一起效用太大了。他们能接触到的外面的女人大多年轻、漂亮，谈话又得体，无论真实个性如何，都可以表现出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这时的信息不对称使男人把他们遇到的外面的女人想象成理想中的情人。效用取决于主观感觉，在男人对外面的女人理想化的感觉下，从对方获得的效用就更大了，远远大于从妻子那里得到的效用。我把这种“外面的女人很精彩”称为男人离婚的“外在拉力”。男人从外面的女人那里得到的效用越大于从妻子那里得到的效用，这种拉力就越大。
当然，有推力和拉力并不一定必然离婚。正如贝克尔所说的，男人在作离婚决定时肯定有有意或无意的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成本包括经济的与非经济的。聪明的男人知道，当情人变为妻子后效用递减肯定也会发生，甚至更快，为此而离婚不值得。这才有“家里红旗不能倒”之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男方离婚的成本都相当高，包括金钱损失、事业受影响、社会舆论及名声、对子女的影响，等等。考虑到这样巨大的成本，外面的女人再精彩，里面的男人也无奈。在美国这样成熟的社会中，中产阶级的离婚率还是相当低的，因为他们离婚的成本高于其他人。
成功的男人难免要经常在社会上活动，见到外面精彩女人的机会也多得很。因此，他们的妻子要保护婚姻是正常的。但用不同方法保护，效果却完全不同。
“外面的女人真精彩”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千万别责怪人家是“狐狸精”，关键在于你要比外面的女人更精彩，比狐狸精更狐狸精。当然，在青春、外貌这些自然属性方面，肯定无法与外面的女人相比，但一个人的魅力并不在外表，而在内在气质。你不能改变外在的东西（或者称为包装），但可以改变内在的东西、提高自己的修养，善待丈夫，改变一些女人通常都有的“抠门儿”、唠叨等缺点，努力做到“老鸟也能依人”，或者说对自己进行“产品创新”。只要给丈夫带来的效用大于或等于外面的女人，家庭就稳定了。最要不得的是无中生有地指责或监督丈夫（像《中国式离婚》中宋大夫的妻子那样），这是一种核能一样的推力，即使没有外在拉力，成本再高，也无法阻止离婚。
婚姻是个复杂的问题，绝非经济学的三招两式就能说得清的。但如果大家读了这篇文章后知道如何使家庭生活美满，我这种一得之见就有效用了。
如何判断女士的年龄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不好意思，难道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放着书不读，要去琢磨这种无聊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我们那一组都是年龄相近的中老年男士，有共同的话题。与会议主题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聊得十分起劲，冷落了同组一位看似20余岁的女土。到青城山去玩时，她问我：“你们聊天怎么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说：“你是下一代青年团了，与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冷落了你也很正常。”她说：“我都40多了，女儿都共青团了，哪还有那个时光？”我吃惊地看着她那张娃娃脸，披肩发和苗条的身材，连说：“不像，不像。”她告诉我：“判断女士的年龄千万别看脸蛋和身材，要看手。”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尽管不能说饱经沧桑，却也是青春已去。那的确不是一双妙龄少女的稚气未脱的手，是一双显示着衰落的干瘪的手。看了这双手，完全可判断出她的年龄来，误差不会超过±2岁。这种经验以后也没有过，但也听其他人说起用这个标准，看破了一些自称纯情少女的真实年龄。
一个女士可以用多种信号——容貌、头发、身材、性格、谈吐等——来有意无意地表示自己的年龄。容貌是可以化妆，甚至美容的，头发也可以染，身材不一定与年龄相关，性格、谈吐并不代表年龄。换言之，这些信号都可以作伪。在判断年龄上，只有手传递的信息才是真实的。这正是要把手作为判断女士年龄重要依据的原因。
当然，得出这种结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揭那些伪装成纯情少女的人的真面貌。女士的年龄应该保密，知道了也别说出来，甚至要明知老而夸其年轻。根据手去判断女士年龄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如何从大量信号中判别真假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现实世界中我们要根据信息做出决策，但信息量极大，真假信息难以识别。如何通过不同的信号来判断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在无数信息中，找出最关键的信息，是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在信息经济学中，找出关键信息称为信号筛选。如果把判断女士的年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例如，为婚姻中介机构工作，防止假信息骗人），我们应该筛选出的信号，就是那双无法化妆或整容的手。这个信号是真实的，而且获得这个信号又是容易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成本是低的）。
这种信号筛选方法帮我认清了一些问题的真相。记得看一些企业时，听汇报，营业额增加有多少，利润率有多少，讲得头头是道。看企业，处处工作有秩序，严肃而紧张。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回来也替他们说点好话。可是后来，有些原来看似不错的企业却垮了，或出了问题，这就在于我通过听汇报或正式参观得来的信息，或者说这类信号所传递的信息，是虚假的。正如凭一张整过容的脸去判断女士的年龄一样。
其实有一种判断一个企业状态的可靠而又容易得到的信号。这就是办公楼中普通卫生间的状况。我发现，如果一个企业管理有序而严格，其卫生间肯定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整体状况必定是好的。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得如此好，整个企业能管得不好吗？如果一个企业卫生间无论装修多高级，但脏、乱、差，这个企业的管理中一定存在问题，其企业整体状况也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不好，遑论其他？我把卫生间状况作为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信号，基本屡试不爽。
为什么卫生间成为传递真实信息、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真实信号呢？各种数字、工作状态等都可以作假，唯独普通卫生间极少有人注意。换言之，企业从不把一个普通卫生间作为自己的脸面，而且，CEO之类领导有自己专门卫生间，也很少过问这些事。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有适用的激励及惩罚机制，每个人权责利明确，不用任何人过问，不用刻意修饰，其卫生间的正常状态就是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当然运行状态是好的。相反，一个管理混乱，或者一切都要CEO说了算的企业，当然不会有人注意一个小小的卫生间，CEO又不去，脏乱一点是正常的。这样的企业缺乏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治代替法制，出问题当然难免。
当然，我找出的判断女士年龄和企业状况的信号也有局限。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造假也并不难。这时就要再寻找其他信号了。
经济学家往往迷信数字，什么GDP增长率多少，利润率多少，等等。讲成绩时，谈到这些数字往往如数家珍，精确到小数点以后若干位。其实数字是最容易造假的。判断一个经济的真实信号，应该是街上那一张张的脸。如果你看到街上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自信与乐观，不用说，这个经济肯定是繁荣的，有希望的。如果你看到街上的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失望或麻木，不用看媒体上告诉你什么数字，这个经济恐怕是困难重重。数字可以骗人，但人们的脸色是难以骗人的。所以，人们的表情才是真实的信号。
这世界太复杂了，各种信号传递着大量真假信息。信息经济学正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筛选出真实信号，以免上当。在房地产市场上别上开发商给的假信息的当——告诉你离市中心10分钟，其实指的是开一级方程式赛车，车速240公里以上。在婚介市场上，告诉你年轻漂亮其实是相对意义——相对于80岁老太太，60岁也是年轻，相对于残疾人，四肢齐全也可称漂亮。如果揭开这些假信号后的伪信息，找出反映真信息的信号，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回到开头的例子。当我一开始见到那位女士时，只觉得年轻而已，当她把以手判断年龄的方法告诉我，大方地让我们看她那双失去青春光辉的手时，则对她有了几份信任与尊敬。把真实信息告诉人家，发出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这是每个人赢得尊重、取得成功的起点。
道德以人性为基础
儒家学说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是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即“修身”。换言之，儒家思想的主体是道德说教。如果按儒家的道德标准去做，不敢说人人都是圣人，起码国人的道德修养相当高了。可惜儒教统治几千年，至今国人的道德仍不敢恭维。甚至连儒学大师的道德也在常人之下。儒学大师朱熹“虐待老母，不孝其老；与尼僧偕行，诱之为妾；儿女嫁娶，利在揽财；开门授徒，厚索束脩”。今之“大儒”郑家栋利用出国机会带六个女人外出，向每人收20万元。讲“思想品德”课的教授与考研女生色题交易。人们感叹这些道学家的两面派做法，故有“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之说。
为什么儒家的道德标准看起来崇高得很，却无法实现呢？关键在于它完全违背了人性，以神的标准要求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还是讲人性的，有“食色性也”之说，到了朱熹，要求“存天理，灭人欲”，就连他老人家自己也做不到，不想去做了。历来的统治者、道学家都摆出一副坐怀不乱的模样，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自己却又这样，又那样，久而久之，这种道德就成了只说不做的伪道德。说教者知其伪，说和做成了两张皮；受教者听其言，观其行，亦知其伪，信都不信，这个社会就成了物欲横流的无道德世界了。任何一种伪道德都是这个结果。
这种伪道德的另一个特点是只对下而不对上。只要求老百姓按这套标准去行事为人，并不要求统治者和说教者接受同样的道德约束。这就有了多元道德标准。皇帝玩女人称为“游龙戏凤”，不仅风雅还亲民呢；名人玩女人称为“浪漫的爱情”，被玩者也成名人了；普通百姓玩女人就是“万恶淫为首”，道德败坏了。同一件事判断的道德标准不同，这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无法不败坏。
如果一个社会流行的是这种对下不对上的伪道德，并按这个道德标准去取人，这个社会就是伪君子当权了。在这种社会中要能升上去，就必须作假，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好话不离口。也在公众面前做一点重义轻利的事，实际上是用“曲线救国”，来获取个人最大的私利。现实中开口国家、闭口民族，却借崇高的名义去发不义之财的人并不少见。“儒学”大师贩卖人口，“道德”教授为色泄密，只是众多伪君子中被抓到的个别例子而已。
一个人如果在这种伪道德环境中长大，从小被灌输了许多崇高道德观念，后来发现这些道德实际上做不到，或者教育他的人其实自己也没去做，这就会发生道德危机，最后索性自己也同流合污了。如果一代人都是这样，社会就是道德风尚败坏。今天把儒家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学派来研究，无可非议，但如果还要按儒家那一套道德标准来要求今人，以儒家思想来纠正道德日下的状况，那就南辕北辙了。郑家栋东窗事发后，不少人强调他的个人行为与儒教无关，其实他不就是儒教熏陶出来的伪君子之一吗？靠这种伪道德如何能改变不良社会风尚呢？
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制约人们行为的硬约束——法律，而且要崇高的社会道德。一个没有良好道德的社会是无法建成市场经济的。但市场经济需要的不是那种否认人性，崇高得无法做到的道德标准，而是以人性为基础建立和谐社会的道德规范。
人具有两重性，既有兽性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人性中既有利己，也有利他。利己是兽性，利他是天使，道德的基础就在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又引导人发扬利他的本性。从根本上说，市场机制是使人把利己和利他统一起来的制度。一个人不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地考虑如何为社会奉献，只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好自己的事，就会有利于社会。一个企业家不必先考虑如何有利于社会（利他），只要从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出发，提供好的产品与劳务就可以了。在法制的社会中，制假贩假，为非作歹，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只要有了市场机制，社会道德风尚就好，我们还应该提倡树立良好的道德，还需要进行教育。但这种道德不是高到违背人性，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难到常人难以做到。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道德规范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如尊敬别人，讲社会公德等做人的起码准则。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只要求每个人都是有教养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