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能发出的音是多种多样的，也可以说是无限的，我国各种方言的形成就是人们以不同的发音形式形成的语言习惯。有些方言的发音和语法形式与普通话类似，但根本区别在于普通话是我国推广的标准语言，所以，了解方言与普通话的辩证关系是重要的。
“训练目标”
了解我国方言的基本特点，能在普通话口语实践中使用规范词语，选用正确恰当的句式，准确表情达意。
一、方言词语辨正训练
（一）对译训练
将家乡话中与普通话词义相同而词形不同，或词形相同而词义不同的词语一一进行对译。可由同乡同学结对训练，一人说方言词，另一人对译成普通话词；也可独自训练，先说方言词，再说相对应的普通话词。
“实例”
方言词语——（对译成）——普通话词语小娃儿（成都）小孩儿打头（上海）
洗头发
冇（音mao）（武汉）
没有
（二）分类训练
将地方辅助教材中列举的本地方言词语，分别改为相应的普通话词语，然后分类做成小卡片或编写成顺口溜，帮助记忆。
二、方言语法辨正训练
（一）改说训练
将你的家乡话中与普通话有语法差异的语句改说成普通话的规范语句。“实例”
语法现象类别 方言语句——（改说成）——普通话语句量词搭配一只人（梅县）一个人语序你饭吃（西宁）
你吃饭
（二）情境训练
1.训练方法
收集你的家乡人学普通话时容易出现语法错误的材料，设计成有一定情境的问答句。由一名同学提问，其他同学用普通话语句回答。
2.训练要求
答问者应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速度回答。“实例”（福建人）
老师：你的作业交了没有？
学生：交了。（不要说成“有。”或“有交。”）
老师：作业本是谁收的？
学生：我不知道。（不要说成“我不懂。”）
老师：昨晚的灯展怎么样？
学生：那些灯多漂亮啊！（不要说成“那些灯多少漂亮啊！”）
“资料”
普通话与北京语音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对此也会有人提出异议。从感性认识出发它是说不清楚的，因此，本文一开始就着重提出三个基本认识。首先，人类语言是包含有声性、系统性和社会性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其次，有声语言与书面语言既有一致方面，又有不同方面。它们最终都有总体一致的语言学功能属性，却使用两种不同的信息波实体，一种是可听声音；另一种是可视图形。最后，书面语言是复制有声语言的产品，不是独立的语言，它们有脱胎换骨关系。它们在不同的交际方式中起作用，因此，有声的和书面的语言体制会有局部的适度的独立性。
有了以上认识就可以进一步提到，文字读音是复制语音区别性质的结果。通过复制，它跟声音建立了固定联系。文字最终要靠人把读音属性恢复成声音。有声模子是全体社会成员言语产品的实体，任何成员随时都可以从中取得有声楷模，而且一般都从小就学会它了，然后每次使用它又都在校准它。正常人学习文字读音是在文字、语音、声音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它也在使用中不断得到校准。
跟语音系统比，读音是个小系统，它提供的有声信息往往是不充足的。我们所以能够读懂文字，不但靠字面，还要靠文字和语言的信息冗余度。有冗余就可以排除不可能成立的因素，才能够借助上下文、借助语言经验，甚至借助猜测或试读，去读懂它。中文缺少分词信息和词以上的大部分信息。行外人读“股骨骨折、股骨头骨折、英语语音音高高低变化”，分不清词就变成绕口令了。
在现代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促使下，20世纪初中文开始采用现代白话文，它是信息文明和精神文明新建设的重要内容。自那时起，从民族共同语到方言都发生了可以觉察的动荡。这一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然而，那种变化现在主要是推广普通话过程的变化，不是普通话本身的变化，尤其不是语音系统和语音音值的明显变化。普通话概念只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半个世纪太短，还谈不上有什么演变。
把普通话跟北京语音对立起来，是某种观念下的老生常谈。那种对立观念十分有害，会使普通话概念失去有声语言活的基础，以此为国策会把它推上文言文走过的僵死老路。那种观念也许本无其他混杂目的，只是为了申明自身观念的正确性。然而，说有容易说无难。要证明它不正确，十倍努力也往往无济于事。
任何个人或机构发表的词表，如轻声词表等，都有复杂因素，不能一概而论。那种词表的差别或改版一般并不代表北京语音或普通话语音的演变。它们反映的可能是不同侧面的事实，也可能是认识的深化。一部新辞典可能会改写部分字词的拼音形式，那里会有许多复杂问题，未必都是语言细节的演变，最好先把它看成是辞典专家的认识和处理问题。轻声的理论认识并不完全成熟，目前似乎不宜采用强制性词表或细则。
北京话与普通话的细微差别主要是词汇问题，包括词语的音类属性问题。例如，“亚、发”未用去声。音类分属有别，但就音类的系统属性和音值而言，它们依旧是普通话的音类。普通话群体里的北京人都能够随时切换用词方式，他们说北京话还是普通话按交际对象决定。他们也有混淆的场合，类似情况在各方言区普通话人群中都会出现，局部“出错”并没有严重到要把整个北京开除出普通话。
说“普通话语调与北京口语语调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别”，把它当作科学结论不但没有充足的理由，而且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关于汉语语调的功能机制，尤其是有声性质，要对它们做出科学解释来，必须面向人，必须采集有声样品来做具体研究。如果说普通话与北京语音无关，恐怕它也就只剩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的语调确实不是人类普遍语调。
当然，媒体语调也应该研究，而且很重要，有关成果会有直接的应用价值，但是媒体语言有一定特殊性。受众在通信系统外端，不能直接反馈，这是特殊的交际条件。媒体依旧要宣读文本，那种保守风格至今还在影响其他节目。我们不要以为类似那种风格的语调才是普通话的标准。如果规定平民百姓都要像播音员那样说话，社会生活可能会变得令人发噱，人民群众语言的生动活泼也就受到限制了。
职业语言和艺术语言里有口语对白，那种语调不但会有风格问题，而且还会有流派问题。有时候流派会发挥到超出受众可以接受的程度。职业语言里有咬文嚼字的特殊技巧，为了增加清晰度和可懂度不得不做那些加工。媒体或舞台上经常需要把记忆中的台词恢复出来，它跟普通交际过程不一样。从根本上来说，媒体语言的语调跟字正腔圆问题一样，不能脱离群众语言的基础，否则是会有生存依据问题的。另外，节目主持人、播音员和演员等也都是普通人，需要有普通生活，他们使用日常语言来过日常生活，那种语言是他们工作语言潜在的基础，甚至也是演员们刻意了解生活语言的切身经验。
现代人大都会承认，书面语言、语文知识、辞典和媒体语言等对个人语言的进步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问题的性质不同，是社会在制约一切。因为社会是由人类群体组成的，这是我们考虑普通话语音问题的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