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是杀不尽的，新的对手总会出现，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才是历史发展的真相，谁也无法改变这铁血的规律。
我不是不喜欢志气高昂的诗篇，只是更赞同从民众的角度去看待历史，所以更爱重陈琳、王翰等人所作的《饮马长城窟》——那些征伐、胜负，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好没有关系。
中国古典诗词有一个相当典型的现象，就是不惮意境和主题的不断重复及加深，从诗词歌赋到戏曲小说，几乎没有绝对无迹可寻、从天而降的。如果恰好你是熟悉古典诗词的人，你会很自然地从一个典故，联想到它的历史背景，以此加深对诗意的理解，亦能从中看出作者的功力深浅。
谙熟经典、熟悉创作规律，是必要的，就像《红楼梦》里香菱学诗时，黛玉教她的那样。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为辞害意’。”
香菱道：“我只爱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曹公借黛玉之口论道的，是延续至清代，作诗的基本法则。虽是闺阁女儿戏言，却也十分地切中要害了！书中，香菱潜心学诗，精于揣摩，时隔不久果有所成，虽然意境与黛玉、宝钗等人的诗作不可相提并论，但对初学者而言，已是难能可贵。可惜曹公安排她命途多舛——此时的悠闲，不过是日后更叫人生怜的插曲罢了！
除了谙熟格律技巧，掌握丰富的词汇积累，充满灵气地自由组合字句，对前人诗意的领会、提炼、再创作，也是中国古代诗人学习诗歌的重要技巧之一，由此产生了中国古典诗词中不得不说的一类——拟作。
对古诗、乐府、民歌的拟作，强势出现于陆机、谢灵运、鲍照、李白等人的诗作中，让人难以将其忽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诗歌就成为一种和过去的辉煌、沧桑不断重逢的过程。
拟作不能简单视为模仿和抄袭，它更应该被看作诗歌技巧的学习。前代成就需要重新理解和创造；尊重传统，才能创新。一个好的诗人、词人，总能用旧典翻出新意，将它娴熟地放置于自身造就的语言环境中，成为作品浑然天成的一部分——这种重生、延续，成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传承的重要传统。
几乎没有一个优秀的诗人，不是通过这种严苛的训练脱颖而出，直至形成自我风格的。区别只在于，最终令人记取的诗人，他们的才气和识见最终会消弭掉学习、造作的痕迹，不会让人觉得生硬——仲则是这类“诗歌之子”的典型代表。
拟作古题乐府有几种情况：一是仍能保持原题寓意和艺术风格；二是舍弃原题寓意，以旧题写新意。前篇提到仲则的《拟饮马长城窟》，便是对前人所作的《饮马长城窟》的拟作。他曾作了十七首《杂咏》，我挑出四首来，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寓意如何，他都在学习、延续乐府自然古朴的风貌。
生年三五时，瑶华比光彩。万事非所忧，此景若常在。既见故者非，旋见新者改。未觉少壮过，只增前日悔。所悔行乐迟，精役形乃殆。不知何事劳，但若有所待。贱躯一何眇，前后各千载。
——《杂咏》（其三）
朝行燕市中，夕宿夷门道。酒徒既寂寥，信陵亦荒草。壮士重一言，千金失其宝。万里拥头颅，朝在暮不保。当其悲来时，天地亦为老。抱此感区区，双鬓如蓬葆。眷言怀古人，忧心如捣。
——《杂咏》（其五）
皎皎明月光，延缘上空林。幽堂悄然白，仿佛来素心。素心日以隔，萧景日以逼。薄帏生虚寒，梦醒如在侧。揽衣起彷徨，横涕下沾席。寸心常不移，可以照颜色。
——《杂咏》（其七）
贫女中夜织，扃户绝四邻。荧荧一灯影，自落空草根。伊轧面虚壁，中织自悲辛。颜色不自达，谁知此女贫。贵贱异缯锦，各出桑蚕身。同生而异造，赋命安可论。惟当自努力，弗使机生尘。
——《杂咏》（其十七）
第一首感慨人生苦短，岁月惊忧。第二首追怀古风，赞颂古代侠义之士重诺轻生的高风亮节。第三首写月夜思人，欲求知己的惆怅。第四首用兴寄之法，借贫女夜织抒发文士怀才不遇的感伤。
他此时的诗作，若放在唐人中，也许算不得一流，比白居易、张祜等，那还是有差距的；但若想到只是习诗短短月余，便有如此笔力，就不得不惊叹他天赋过人了。
这几首拟作借题抒怀，意旨回归传统，涵盖了生死之忧、侠义之叹、怀人之苦、贫贱之哀，述说的都是古典诗歌里再寻常不过的主题。这种题材容易落笔却也格外考验作诗者的笔力。以他当时只有十八岁的年纪来说，这样的感慨或许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但是，毫不夸张地说，仲则这几首拟作，化用典故不见其痕，幽婉悲壮，放在唐人的作品里亦是毫不逊色，全然看不出道学之气——超越时代的桎梏，是富有才气的显现。
这四首杂咏看似意旨杂陈，却可看出仲则的一些思想轨迹。他仰慕高士、敬慕贤良，本性是一个任侠好义、积极进取的人，洪亮吉说他“读书击剑，有古侠士风”不算虚言恭维。
君子固穷，不堕青云之志。他青年后心意渐趋萧瑟，我深信是际遇的影响。试想一下，如果自幼丧父、丧兄，如果家境寻常到无可凭依，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进取；如果科举不利，难遂初志；如果颠沛流离，屡遭困厄；如果一生所爱，终成过幻……我们是否还有底气心志坚持到死，毫不怀疑、动摇？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这样的慷慨豪情，我相信是有的，但，做到委实太难了！
太多人是普通人，他们的际遇也是普通的，所倚仗的，不过是一点性灵和内心深处的一点自信，他们很难在经历重重磨折、打压后，最终成贤成圣。所以我怜惜他，理解他——实则不止是他，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人。
与《少年行》和《拟饮马长城窟》的激昂不同，《杂咏》组诗中，日后笼罩在黄仲则诗文中的感伤主义开始显现，他一生未能摆脱这种感时伤世的悲愁，但这份沉重，亦成为支撑他诗文的筋骨。
他的家世、际遇实在寻常，做不了名士，心有孤愤，却更被生计牵累，连狂生亦做得不自在。他这几首诗作，既是拟古乐府，也确实让我读出了《古诗十九首》的凄怆。
汉魏时代寒门士子的身世之悲，内心之痛苦矛盾，并未随着某个盛世的到来、时光的绵延流转而消弭。
声言及时行乐，实则又有何乐可言？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总会存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压抑的群体，他们是历史涌动中难以治愈的痼疾，一体同悲。
隋大业三年确立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贵族的限制，让出身庶族、平民的读书人有了实现理想抱负的途径和契机，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制度的极大进步。与此同时，思想道统的限制也加强了，这是难以两全的事。
越往社会的上层走，乱七八糟的事越多。越往社会的下层走，道德的约束越多。
总有些科举失利、才命相负的人辗转沉浮于世。我所欣赏的是，那些经历了巨大的成功或失败之后依然保持清醒的人，那些择善固执、坚持操守的人。
凌云壮志或可消解，风骨气节不可折堕，这可视作士这个阶层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不能急流勇退，起码也要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