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龙不相见，忐忑十几年
明世宗朱厚熜只为自己考虑，连皇太子都没有立，忽视朱氏家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更不用提了。
明穆宗像嘉靖皇帝在位四十年，在位期间宠信严嵩等一干奸臣，搞的朝庭上是乌烟障气，小人结党，国事日下。世宗皇帝本人也有两大爱好，一是青词，二是丹药。这两大爱好又和他宠仙好道、追求长生分不开。世宗在位的后20年基本上没上过朝，并不断服用龙虎仙丹。很多宫女不堪折磨，导致后来发生了宫女谋刺世宗的事件。当时几个宫女合谋勒死世宗，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时，因为一个宫女临时胆小告密，世宗这才从鬼门关上捡回了一条命，但终因元气大伤，没过几年就驾鹤西归了。
世宗共有8个儿子，除长子、次子外，五子、六子、七子、八子也都早死。三子朱载（后来的穆宗）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母是杜康妃，早年失宠，因此其幼年很少得到过父爱。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杜康妃去世。不久，刚满16岁的朱载出居裕邸，开始了独立生活。未来的天子，却没有太子的身份，这让他的心灵深处蒙上一层阴影。四子景王朱载圳与朱载同岁，仅小一月。景王生母卢靖妃比穆宗生母杜康妃颇多几分姿色，因此为世宗所宠爱。景王出生时，世宗曾亲作《嘉善歌》，抒发心中的喜悦。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就藩德安府，那是世宗生父兴献王的藩府故地，也是世宗的龙兴之所。
朱载一直为太子之位惴惴不安，在世宗面前更是倍加小心。他并没有因景王之藩而减少内心的压力，说不定什么时候他的父皇就会下一纸诏令，召回景王，立为皇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朱载得子，按照古事百日当给小孩命名，可是他不敢向父皇请名，更不敢在裕邸大搞喜庆活动。直到他即位时，其子已我国自战国到汉初盛行炼丹术。炼丹家发明了由硝石、硫磺和木炭组成的火药。明代研制出各种火药三十余种配方。图为中国古代火药兵器模型。近4岁，才命名朱翊钧。朱载的疑惧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景王去世，才算解除。一个人心灵上受到压抑，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或放纵自己的行为，或更加约束自己的举止。朱载属于后一种，他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他在裕邸期间常常微服外出，北京的街头巷尾大都留下他的足迹。史载：穆宗即位不久，一日突然想吃果饼，叫身边内侍去办。不一会，尚食监和甜食房各开来做果饼的单子，需采买松榛、面粉、糖料等物，价值千两白银。穆宗笑着说道：“这种果饼何需千金，只要银五钱，便可在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买一大盒。”内侍闻言都缩颈而退。这说明他在这一时期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了解国计民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朱载也开始关心时事朝局。他亲眼看到明朝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内部，严嵩专权，朝纲颓废，官吏腐败，民不聊生。外部，“南倭北虏”之患愈演愈烈，特别是庚戌（1550年）之变，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竟然兵临北京城下焚杀抢掠，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他的父皇明世宗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在遭宫娥谋杀逃生之后，就移居西内，崇奉道教，与朝臣的接触越来越少，与自己儿子的接触也越来越少，这也让父子二人的思想越来越远。万幸的是，朱载身边有徐阶、张居正、高拱等几位贤明大臣的扶持和教诲，这对他未来的执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人在朱载即位后，都受到了重用，使穆宗一朝的发展保持了积极的方向，也为朱家王朝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明世宗之所以在太子亡故后，不立朱载为太子，倒不是想换人，只是因为他迷信方士陶仲文“二龙不相见”的说法。所谓“二龙不相见”是说皇帝乃“真龙天子”，皇太子亦未来之“真龙天子”，前者是大龙，后者是小龙。如果早立太子，二龙相遇就会相克。在嘉靖看来，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一直没有再立太子，没有为自己确定继承人。这种一心只为自己考虑，不顾家族和国家利益的做法，在历朝历代也很鲜见。
而朝臣们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站队，很多大臣们都在掂量着应该在这个时候支持谁，跟谁的队。这种政治猜测非常危险，尤其是对朱载相当不利。幸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朱载最后还是登上了属于他的皇帝宝座，也给朱家带来了一段短暂的光明。
2.执掌天下，革弊施新
穆宗朱载登上皇位后，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使明朝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延缓了明朝的衰亡步伐。
朱载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天下，嘉靖皇帝宠信道教，二十多年不理朝政。朝廷奸臣当道，政治腐败。明穆宗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发布遗诏，革弊施新，“百姓万民莫不感动号哭”。海瑞（1514—1587）回族所谓革弊，第一件事就是平反冤狱。朱载即位后立即宣布释放海瑞，恢复官职。之后，明穆宗又先后给弹劾严嵩、谏止斋醮、大礼议、李福达狱及议复河套等案中被迫害被贬斥的臣僚平反，或恢复名誉，起复官职，或平反昭雪，安抚恤录。穆宗出于励世之心，平反嘉靖一朝大量案件，收到两个明显的效果。首先是疏通了嘉靖朝闭塞的言路。此后，只要是有利于朝廷安定，有利于农田水利，有利于整饬边备的建议，他大多采纳。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沧州盐山县县丞王邦直条陈十事。明穆宗以其言多切中时弊，令吏部详议以闻，并叮嘱“勿以官卑废言”。所以隆庆一朝言路比较畅通，许多重要的决策均来自下面，竟有“群议毕收”，众思咸集之称。其次是相对地缓和了统治层的内部矛盾。嘉靖时，阁臣一旦失宠，不仅名声扫地，而且还有被杀抄家的危险，甚至有时还要连累不少官员。明穆宗则“优崇辅弼”。隆庆一朝先后有阁臣10人，阁权之争也时常发生，他从不轻率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方。其初，徐阶为首辅，人心向慕，羽翼亦广。高拱以藩邸旧臣自居，与之争衡，势力较为孤单。明穆宗调合无效，只得暂罢高拱。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致仕后，穆宗才又起复高拱，使之为内阁首辅。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懂得多数朝臣的倾向和内阁的协调一致对稳定局势、推行新政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每逢内阁出现意见分歧，他总是设法调解，从而保证了最高统治层在重大决策上的一致性。
革弊的第二项内容是颁诏削夺故真人邵元节、陶仲文官爵及诰命；罢除一切斋醮，撤西苑内大高玄殿、围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亭台斋醮所立匾额；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穆宗清除这些弊政，使朝纲整肃，法度修明，同时也减轻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至于施新，明穆宗在登极诏书中概括为“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等项。实际上，这四句话已成为隆庆新政的纲领。
“正士习，纠官邪”，也就是抓吏治。穆宗即位后十分重视吏治整顿，他认为各级官吏是否忠君报国、廉洁奉公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严格考察制度则是吏治清明的保证。明代对官吏的考察有京察和外察之分。京察是考察京官的制度。弘治以后，一般六年举行一次，于巳、亥之年进行。外察又称朝觐考察，是考察地方官的制度，一般三年举行一次，于辰、戌、丑、未之年进行。隆庆朝对官吏的考察次数远远超过了制度的规定。如隆庆元年（1567年）考察京官，二年朝觐考察地方官，三年考察京官，四年考察言官，五年朝觐考察地方官。依明朝旧制，王府官不予考察。中期以后，亲王在地方上侵田占土，为非作歹，家仆仗势欺人，鱼肉百姓，横行乡里。隆庆三年（1569年）明穆宗规定，王府官除良医、典乐、引礼舍人外，一律参与考察。像穆宗这样重视官吏的考察，在明朝皇帝中还是很少见的。由于穆宗严格了考察制度，所以隆庆朝的吏治比较清明，士风也相对地纯正。
在推行新政中，明穆宗还注意采取一些“安民生，足国用”的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
蠲免救济。穆宗即位以后，立即宣布蠲免隆庆元年（1567年）全国一半的田赋，同时免除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以前的逋赋。据统计，隆庆元年减免天下钱粮9098609石，以后每年蠲免也在二三百万石左右。隆庆年间自然灾害较多，特别是河患、地震频仍。灾害发生后，穆宗一般都能够做到即时救济。这对于灾后的百姓多少起到了一些安抚作用。
抑止兼并。明朝中期以来，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穆宗即位不久，曾一度清理庄田，限制了一部分皇族大地主无限度的扩充土地，但土地兼并的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如黔国公沐朝弼，不仅在云南有庄田174所，而且在甘肃平凉界内也占有大量的草场土地。大地主阶层一方面兼并土地，另一方面想方设法隐瞒田土，逃避赋税，把各种名目的赋税加派转移到贫苦农民身上。对此，穆宗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是限田；其二是清田。以后，张居正继承他的做法，在万历初年对全国土地进行了清丈，又把清田向前推进一步。
体恤商人。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国策。在明朝皇帝中，朱载比较注意恤商。在京师，对中小商人“横索多门，剥肤锥髓”的还是宦官控制的各监局。他们公开索取铺垫钱，而户、工二部不能据理而争。对此，穆宗多次亲加训饬，使“商困少纾”。隆庆四年（1570年）六月，穆宗又批准了户部条议恤商事宜，其中规定各监局“有需求抑勒者，悉治其罪”。穆宗还屡屡下诏察革官府私自在桥梁、道路、关津路口抽税。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当时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
3.开放边禁，促进蒙汉交流
穆宗朱载执政后，认清了中蒙边境的形势，适时开放边禁，促进了蒙汉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解除了蒙古各部对朱氏家族江山的外部威胁。
朱载最大的业绩还是在边务方面。从明初到嘉靖末年，明朝边防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蒙古部族。其间虽有封贡、互市，但是为时短暂，边患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朱载即位后，在边务方面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明朝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军事积弱，瓦剌、鞑靼相继挥戈南下，形成严重边患。明朝必须加强军事实力，起衰振靡，才能在解决北边问题上掌握主动权。第二，明与蒙古各部的战争最终不能割断蒙、汉人民之间经济上相互需求，互为补充的联系。从嘉靖中期起，称雄于蒙古各部的是俺答汗。他在与明王朝的对抗中，开始了重要的转变，要求与明王朝改善关系，通贡互市。而朱载的父亲民族偏见很深，多次斩杀来使，“绝彼通贡”，使本来可以缓和的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明王朝只有改变国策，才能适应蒙汉关系的新形势，而这对于朱家的统治是大有裨益的，朱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朱载即位后，对北部边防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选拔最优秀的军事将领统任北方边防总督、巡抚、总兵官等职务。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升王崇古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延绥、宁夏军务。四年（1570年）正月又改调总督山西、宣府、大同军事。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升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辽东、保定军务。隆庆元年十月，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第二年五月改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谭、戚是明代著名的军事家，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战功卓著。王崇古也曾参加过抗倭战争，立有军功，嘉靖四十年（1561年）调任宁夏巡抚，亲历行阵，善修战守，功劳显闻。张居正在给他的信中称赞说：“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公所谓非常之人也。”此外，用李成梁镇守辽东，方逢时为大同巡抚，都可以说是委任得人，足当一面。
朱载在用人方面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一经委任，信而不疑。无论是谭纶、戚继光，还是王崇古、方逢时，都多次被人弹劾，而穆宗却始终不改初衷，对他们正确的主张，即使有人非议，也支持到底。如谭、戚曾提出在居庸关、山海关间修建3000座墩台，加强边塞的防守，他当即批准。这是明朝继成化后又一次修长城。在建台过程中，流言四起，都说建台无用，谭、戚对此也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张居正则去信表示支持，朱载更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改变决定，于是流言始得平息，墩台终得修成。王崇古、谭纶、戚继光等都注重练兵，经过近两年的整顿，边防守御已告具备。这与其父嘉靖皇帝用人“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截然不同，而起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件事是大阅。大阅是一种军礼，亦称阅武，是指皇帝亲自检阅武装力量。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几朝都搞过，但规模不大。成化十一年（1475年）后，明朝94年未行此典。张居正在隆庆二年（1568年）提出在京师举行大阅，检阅京军。其目的一是整顿京营，二是扩大影响，从而扭转明朝军队的积弱之势。张居正的建议也曾受到过部分言官的责难，但明穆宗力排异议，断然决定举行大阅，并限期一年整顿京营。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二十日，大阅在京城北郊举行。大阅虽说只是一种形式，但在整饬军务方面却收到了显著的效果。首先京营战斗力加强，其次大阅振奋了军心、民心。从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起，至五年（1571年）二月俺答封贡前，鞑靼各部虽不时南下骚扰，皆被明军拒却，边境得以无事。后来王崇古在与俺答的谈判中，即以大阅为例，宣传明朝军事的振兴，促进了谈判的顺利进行。从此，明政府在处理北方蒙古问题上逐步改变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主动权。
第三件事是调整对蒙古各部的政策。首先调整了对蒙古地区汉族居民的政策。汉族居民的来源：一是蒙古各部每次入侵中原抢掠去的人口，天长日久，在塞外定居；二是山西、宣大等地军民不堪忍受明政府的残酷压迫，逃亡塞外谋生。大批汉人来到蒙古地区后，对开发蒙古地区起了积极的作用。嘉靖时，明政府对这些居民虽然也下达过招徕的命令，但实效不大。穆宗即位后，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招徕。规定“率众来归者，厚加抚恤”。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逃民白春等5人，闻风各率所部前来归附，穆宗当即予以奖赏。此事影响很大，据王崇古统计，继此之后，仅山西、宣大等地一年之间归降人数就超过了2000，其中不仅有汉族居民，而且也有蒙古族人民。
穆宗调整政策更主要表现在把汉那吉事件中。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之子，幼年丧父，由俺答的妻子——克哈屯抚养。成年后，娶俺答婿比吉女为妻。不久，又下聘兔扯金之女，准备迎娶。此时，俺答的长女哑不害所生三娘子也接受袄儿都司的聘礼。俺答见三娘子艳丽多姿，就将其夺为已有。袄儿都司闻讯愤怒，要起兵与俺答为敌。俺答不得已将把汉那吉所聘兔扯金之女嫁给袄儿都司。为此，把汉那吉与俺答结怨，声称“我祖妻外孙，又夺孙妇与人，吾不能为若孙”，于是率众投奔明朝。把汉那吉来降，颇有影响。如何处置把汉那吉，明王朝内部颇有争论。王崇古、方逢时主张接收把汉那吉，而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则以敌情叵测，反对收留。穆宗、高拱、张居正都支持王崇古、方逢时，认为把汉那吉是一部之长，有军事实力，对其他各部也有影响。于是朱载下诏，优抚把汉那吉，封他为指挥使。这时，叶梦熊再次上疏反对。为了平息异议，朱载指斥叶梦熊妄言摇乱，降二级，调外任。经过王崇古、方逢时的调解，把汉那吉又与俺答重归于好。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俺答为了与明朝改善关系，以实现多年的贡市愿望，把赵全、李自馨等执献明朝。明朝也劝说把汉那吉重回俺答部。双方在改善关系方面都主动向前迈出了一步。
北京金山岭长城明朝与蒙古部关系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封，指封俺答为王及其昆弟子侄为官；二是贡，指俺答及其部下，向明朝入贡；三是互市，指俺答及其属部在限定日期、限定货物，与明朝择地通商。王崇古主封、主贡而不主互市。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穆宗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先后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至于通贡互市，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穆宗采纳张居正、高拱的建议，表示立即执行封贡之议。总之，穆宗比世宗较少民族歧视思想，主张“华夷一家”、“胡越一体”，应当“并包兼育”。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俺答封贡，首先结束了蒙古各部与中原王朝近200年兵戈相加的对立局面，这是200年来未曾有过的形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其次，俺答封贡也促进了蒙汉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隆庆时的互市不同于嘉靖时的马市。马市是官市，不准军民生儒闲杂人入市。互市有官市，也有私市。私市准许边民贸易，于是交易扩大到了民间。隆庆六年（1572年）冬又开月市，每月市一二日。互市、月市深受蒙汉人民的欢迎，成为连接两族人民友好关系的纽带。
4.甩手掌柜，垂拱而治
“伴君如伴虎”是说君如老虎一样，对人很难信任。但穆宗朱载却做到了这点，他对身边的人信任有加，才不用自己费心劳神地去处理政务。他的统治已经达到了“不统而治”的最高境界。
朱载在位期间，如果只就政事而论，在朱家的十几位皇帝中还是不错的，为朱氏家族的延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朱载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能听得进去各种对国家有利的建议，从不与内阁成员相对抗。可以说，他是一个能忍的皇帝。朱载将朝政委托给自己信任的大臣，自己每天在后宫花天酒地。由于明朝的权力结构比较合理，即便是皇帝不在，朝政依靠内阁照样能够正常运行，所以，朱载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甩手掌柜。
浑仪明正统四年（1439年）造。装置有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用以观测全天恒星的入宿和日、月、五星的运行。
朱载很幸运，即位后满朝是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穆宗这个人还有些齐桓公的风范，非常信任自己的老师高拱，在后期所有政事都交给了高拱和张居正来打理。在军事上，辽东的李成梁正是忠勇奋发的时候，戚继光镇守蓟州也是井井有条。朱载本人常以桓公自诩，把高拱当成管仲，这样一来给了朝臣很大自由发展的空间，二来高拱也不负厚望，兢兢业业，大明国事也就有了中兴之相。不过终穆宗一朝隆庆帝只召见过两次阁臣，总体来说在勤政方面穆宗还是比较懒散的。
隆庆在即位后很快就将权力交给高拱为首的内阁，自己有了空闲就在后宫享乐，广修宫苑。野史上讲，穆宗皇帝这人特别的好色，曾服用大量的春药，每天要数名美女陪伴，隆庆帝在宫中的用品从小到茶杯，大到龙床，全部刻上了男女欢爱的雕塑和彩绘。由于不上朝，隆庆帝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去享乐，对于隆庆帝的纵情声色，很多大臣如高拱等都曾上书进谏，朱载闻言总是很温和地说，国事有先生我就放心了，家事就不劳先生费心了。由于纵欲过度，外加长期服食春药，隆庆帝的身子没几年就江河日下，摇摇欲坠了。
当然了，朱载做甩手掌柜也有他的条件，明朝中晚期的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非常特殊的，国家的治理已经逐渐由文官阶层来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权责越来越少，逐渐地成为一个大臣用来争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通俗地说就是，当大臣们意见一致的时候，皇帝就可以丢到一边去了，大家这个时候最不喜欢皇帝出来干预任何事，否则有成为暴君的危险；而当大臣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皇帝就被拿来做最后的裁决人，大家这个时候最希望皇帝出来为自己撑腰。否则，有被骂为懒惰的昏君的危险。同时，大家还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范，孝、仁、礼、信、勤、义缺一不可，否则也有被骂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险。比如朱载的伯父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他祖母去世的时候因为广场上下雨积水，就好心地要大臣们可以免于跪拜，结果却反而被大臣们抓住了“孝”字骂的狗血淋头。所以在明代中后期，皇帝当的是非常可怜的。如果说有谁能比较符合这个标准，也就明孝宗能算的上了，毕竟这位皇帝忍功相当强，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还不行吗？即便如此，孝宗想闲暇时候研究一下佛学，也最后被逼承认错误。当然，在文人的笔下，就写成了皇帝幡然醒悟，回头是岸。
朱载同孝宗一样，他绝大多数时间配合大臣们的要求，自己绝对不去干预那些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有自知之明，内阁和各部院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即使没有他也能照常运转。但他也不像孝宗那么压抑自己而求全于大臣，该寻欢作乐的时侯决不约束自己，不想上早朝就不上早朝，反正对那个时代的皇帝来说，所谓早朝根本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聊的仪式，有事写个奏章，他照批就是了。大臣们都把事情给做好了，如果有矛盾他再出面调解一下。所以朱载在位期间，国家开始出现中兴之象，而他的生活却比孝宗悠闲得多。古人所理想的“圣天子垂拱而治”，纵观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史，估计也就朱载最为接近了。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即位，以次年为万历元年。即位初，朝事主要依靠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张居正从事改革，使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所振兴。万历十年（1582年）朱翊钧亲政后，追夺张居正官阶，逐步废止其改革措施。他晏处深宫，不常视朝，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立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后人评论：明代亡国始自朱翊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