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宝山距王力先生的墓碑不远处，即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的衣冠冢。施先生在1969年春病危时，遗嘱中说一定要捐献遗体用做医学解剖，身后献遗体的老中医，施先生当算中国医界第一人。施先生的骨灰于1971年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修建了衣冠冢。在他的墓碑上刻的他家室内曾挂的其手书条幅，文句的意思是：“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明白无误地表明勤奋用功才能获得真知，才能有效地服务于百姓。
在施先生仙逝30周年的时候，施小墨在翻检父亲遗墨时，发现了一帧与法制有关的手稿：“今墨医学本来浅薄，近更耄昏不耐劳作。此次来哈专系避暑养静。偶与朋友诊脉立方乃纯为友谊服务，供备参考。决非应诊性质。故不作诊断不开证明。倘有患者需要此项诊断证明，虽经介绍，请勿泽临。应请另到其他正式医疗机构诊治，自有正当处理规章，免得日后未能如愿，以致有所误解，反为不美。预先奉告，诸希见原。1959年7月1日。”从中可见先生的正直与直率。作为一代名医，始终把开具诊断证明视为医师神圣的职责，既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也对病人有着高度负责的精神。
施今墨出生在贵州，原名毓黔，行医之后他将黔字分开，改名今墨。他十分景仰墨子的“兼爱”精神，择医为业，对病人有爱心，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他献身医学，努力钻研，精益求精，力求达到当今医学墨绳的水准。他的名字，是他从医的座右铭。
施今墨一生为许多重要人物把脉诊疗，1925年孙中山先生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曾延请施为其诊病。1930年他应邀赴陕西为杨虎城将军治病，药到病除。何香凝、溥仪、李宗仁、郭德洁都多次延请施今墨看病。经他看好的普通百姓不计其数。“文革”期间，施今墨被抄了家，病重卧床。1967年9月的一天夜里，有人急促敲门，施小墨开门，一个中年妇女说，她儿子患乙脑合并肺炎深度昏迷一个多月，现正住院抢救。小墨十分为难：老父已是86岁高龄，且卧病在床。妇女的哭声惊动了施今墨，他挣扎着坐起来，连声说：“请进来请进来！”施今墨靠在床上，听那位妇女说完病情后，口念方子，由小墨抄方。小墨抄方大惊：一张处方竟动用14味贵重药！施老先生对儿子说：“做医生要‘胆愈大而心愈细，智愈圆而行愈方’吗，即使救不了病人的生命，也尽了医生的责任，怎么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呢？”
施今墨的医术取众家之长，无门户之见，以更加有效地治好病人之病为己任，形成了严谨的风格。他曾对学生说：“全面精察、苦心探索、灵活应用、严密掌握、选方准病、选药准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敦用少数之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他的学生发现老师在处方时往往双药并书，“白茅根、白苇根”、“桑叶、菊花”、“车前草、旱莲草”……整理了100多对药，请教于施先生。施先生在阅读古方书时，看到许多起关键作用的药物，往往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起到正反双向调节的作用，于是就一对对积累起来，形成自己用药特点。施先生在用参、认参方面，堪称专家，一根人参在手，掂掂分量，嗅嗅气味，看看色泽，即可说出这参的产地、品级、药效。人参用之得当可以“起死回生”，用之不当亦可伤生。施先生在写处方时，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尽量选价廉的药物，以减轻患者的负担，甚至对穷人还免费看病或赠药。他的医德有口皆碑。
施先生认证准确，善于组方，精于配伍，而且善用小方治疗重症。有人患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发作心悸、气短，求医于施老，他并未处方，嘱其购松子一麻袋，每日三次，每次一捧（约一两许），取松子仁细嚼咽下，待一袋松子食完，其心悸、气短未再发作。有一青年患腰椎骨质增生，行动困难，经施老诊治四次，定为肾虚所致，命其每日服枸杞子一两，一个月后腰痛大减，两个月后，健如常人。十数年后再遇，言腰痛再未复发，盛赞施老医术高明。
由于施先生的贡献和他的名望，被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对施老说：“我青年时就熟知你的名字，你是南北驰名的名医，希望你对祖国医学事业多做贡献。”后来，施老又献出上百个验方，都为国家所收藏。
（作者止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