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地球卫星发射成功，那时我正在国防科工委总字815部队（即现在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设在驻马店附近的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看见卫星在天空划过，听着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心里既感到兴奋，又为几年异乎寻常的研制过程唏嘘。这里既有确定方案的困难抉择，又有人们很难想象的艰苦工作，还有现在人们不可思议的生死考验。
我于1962年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导弹无线电制导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远动室工作，开始在张翰英教授指导下辅助他编写科技大学的《远动学讲义》。后来贯彻“以任务带学科”方针，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这让我有机会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的一项“当量”测量设备研制任务，该系统在1964年10月4日原子弹爆炸时，成功地记录下爆炸当量。1965年我通过科学院选拔出国留学生的考试，派往北京语言学院（现语言大学）出国部学习英语，预定于1966年9月赴英国留学。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的发生使我留学作科学家的理想泡了汤，不过却使我有幸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
1966年7月学院通知我及计算所的李树贻等同学回原单位参加运动。当我回到研究所时，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工作已经开展一年多了，我所属的研究室承担的任务是短波遥测及标识信号（即后来的《东方红》乐曲）分系统，当时处在摸样研制阶段。1967年初，我作了研究室的所谓“革命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开始介入卫星分系统研制的组织协调工作，技术方面仍由原来的负责人张翰英、杨俊发等人负责。我首先遇到的棘手事，就是有关方案的论证。记得我、张翰英、杨俊发和叶万庚参加了一次由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主持的第一颗卫星方案讨论会。会上张主任宣布，经中央批准卫星名称定为“东方红一号”，识别信号采用《东方红》乐曲。会议快结束时，一位著名科学家给我们出了一道题。他说：你们方案中的短波发射功率3瓦是否太小了，我们现在已经具有发射一吨重卫星的能力，如果把功率提高到100瓦，使战斗在山区中的拉丁美洲游击队员都能听到《东方红》，对他们该是多么大的鼓舞，你们回去论证一下。
回来，我们首先讨论了提高发射功率的可行性问题。经过认真的核算，一致得出的意见是：鉴于第一颗卫星的能源采用的是蓄电池，其能量转换效率非常低，原设计卫星重量是173公斤，如果把功率增加到100瓦，会带来一系列当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仅能源系统本身的重量就要吃掉所有有效载荷；另外，3瓦的发射功率已经可以使一台灵敏度稍高的短波收音机在世界各地收到信号。因此，我们建议维持原方案不变，并把这一结论意见上报国防科工委，得到认可。接下来就是确定《东方红》乐曲的实现方案。当时有三种可能的选择：八音盒、磁带录音机和全电子方式。经过论证，八音盒方案最先被否定，这是因为，尽管八音盒可以产生音色十分优美的乐曲，但它的机械结构和材料没有经受过严酷的空间环境考验；其次，可以采用在我国弹道导弹中使用过的一种小型数据磁带记录器，其可靠性毋庸置疑，但功耗大，还有那时解决不了的抖动问题，会使乐曲产生干扰，甚至变调。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四十年前正值“文革”高潮，设想如果发射到太空的卫星向全球发送的《东方红》乐曲走音跑调，这不但不能彰显国力，反而会成为世人笑柄，而任务承担者就可能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可以想象当时作为科研人员，我们既感到责任重大，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放弃了磁带记录器的方案；又经过相当长的论证与实验，最终确定采用“阻容振荡器”加“节拍控制器”的全电子方案，这个设计在当时是很有创意的。卫星上天后，国外媒体大多猜测乐音是由磁带录音机产生的。他们不知道的是，为了电子乐音产生器能够在极端恶劣条件下音准调稳，科研人员如何发挥他们的智慧，如何付出超常的精力来保证优美动听乐曲的产生。
为了确保电子震荡器产生的乐音准确，我们特别通过江苏省革委会，聘请苏州口琴厂的调音师傅参加研制工作。非但如此，还要对乐音进行客观的测量。为此，我跑遍北京城，才打听到中央音乐学院有一台音准仪。记得我和钱绪亮立刻拿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介绍信，欣喜无比地借回这台仪器，运回所里，这样我们就有了判断乐音准确性的科学标准。当然，真正较劲的工作还是保证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当时还没有大规模集成电路，采用的都是分离的晶体管、电阻和电容，尽管我们采用的都是国内可以拿到的最好器件，但在苛刻的条件下，如高温60度到低温-40度交替变换的情况下，这些器件就现了原形，晶体管的内引线断开，电阻、电容的参数极大地偏离标称值，甚至损坏，在实用中这就意味着乐音产生器变成噪音发生器。记得晶体管是采用上海一家电子元件厂的产品，为了引线断开的事，我们专门派钱绪亮到该厂蹲点，与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一起解剖管子，分析原因，反复实验，成功地把问题解决了；而电阻、电容随温度变化变值的问题，在乐音小组的不懈努力下，最后采用老化筛选的办法破解了。这些基本问题解决后，乐音小组为了使乐曲好听，还增加了模仿铝板琴声音的装饰音电路，乐曲听起来不但音色丰富，还有余音袅袅的效果。
到了1968年，乐音产生器和遥测分系统进入到正样（即正式产品）生产阶段。这里需要说明，空间技术研究院是在中国科学院的卫星研究院基础上，加上七机部部分人员及军事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室于1967年组建起来的，本院没有生产过军用设备的工厂，也就是说院、所所属工厂没有严格的工艺流程，缺乏受过严格培训的技工。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择了七机部的遥测设备厂作为正样生产厂，尽管该厂位于全国武斗的重灾区重庆。我和704所（该所是其对口厂）的张清玉带着10个人的小分队，怀里揣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介绍信，在两路口车站下了火车，登上卫戍区派来的军车，在一路枪击声中到达该厂住进招待所。因为以前张清玉是704所与该厂的联系人，人头很熟，由他带着我拜会厂领导，商量加工的事。领导们说现在厂子已经瘫痪，没有人上班，要组织包括铸造、机加工、印制版制作和电子焊接等工序的生产线是不可能的。我们便不厌其烦地宣传，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下达的光荣任务，最后领导们同意找工人师傅商量，他们通过逐个做工作，终于组织起一条临时生产线，并于一周后正式开工。到底是军工厂子的素质高，大约两个月左右就高质量地完成全部的加工生产任务。直到现在每当想起那一段峥嵘岁月，我对当时生产线上的工人与干部还是由衷地钦佩，那时厂子已经停产，他们完全可以以个人安全没有保障为由拒绝上班，而且上班也没有任何补助。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为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做出贡献。当然，我们下厂的科研人员也毫不逊色，枪炮声已经习以为常，当地人说如果没有枪声，就意味着要发生大规模武斗，我们住的房间曾两次遭到枪击。生活更是艰苦，我们每天在食堂买五分钱的莴笋叶和变了质的糙米饭，就连这样的饭食也经常因为武斗，粮店关门而断炊，大家只好跑到镇上吃一碗五分钱的红油素面充饥。有件事令我终生难忘。一天，我从卫戍区要了一辆军用嘎斯卡车，带了几个人到火车站提北京托运来的测量仪器。去时一路没有遇到麻烦，我们感到庆幸。回来当车开到上清寺向石桥铺方向行进时，突然在车的前方出现十多个穿便衣端着冲锋枪的人，有的带着钢盔，一字排开端枪对着我们的车，高喊停车。这种阵仗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我只好叫司机停车，硬着头皮第一个跳下车，说实话，那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硬着头皮”，其实就是感到头皮麻木，当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我又应该如何应对。我下车后，一个看上去斯文的人走上前来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赶紧说：“我们是从北京来这里289厂（该厂对外的代号），执行中央下达的生产任务，刚从火车站拉托运的仪器回来。”
并把中央文革的介绍信递给他。他似乎对这个当时最高的介绍信不屑一顾，两眼直盯着我，用命令口气对我说：“把提货单拿出来，我们要检查！”
看来此人非同一般，他知道要害，并且是个头儿。此时一些围观的群众为了听清我们在讲什么，逐渐围了上来。只见一个头戴钢盔的小个子，把冲锋枪高举过头，向群众喊道：“散开！”
砰！砰！砰！向天空射出了一梭子弹。效果非常明显，那些人顿时作鸟兽散。原来这些人拿的是真枪实弹，不是吓唬人的。接着那位头儿叫来两个人，拿着提货单一起登上车检查。他们逐一对照，并把木箱摇晃摇晃，然后跳下车来把提货单交还我，说：“你们可以走了。”
我一直紧绷的头皮到这时才松下来。那个头儿转过来把司机训了一顿：“你是军人，这是军车，怎么搭载老百姓？”
我忙上前解释，随后他一挥手，给我们让出一条路，我们赶快上了车，飞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回到北京后，我们向总体设计部移交了产品。1969年末，我被安排到干校劳动。1979年被公派到美国南加州大学作访问学者，1985年离开航天部，从事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
四十年过去了，那些为“东方红一号”做出过贡献的普通人常令我怀念，他们不仅付出了辛劳，更付出了他们的心和血。我记得张清玉同志在执行完这次任务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是那种勤勤恳恳、默默奉献的人。我们一起在289厂“战斗”的那段时光，到现在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作者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