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理查德·左尔格以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身份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三年的中国之行。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特工，名义上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他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以及西方列强、特别是德日的对华政策，等等。
左尔格到上海后，首先拜会了德国驻沪总领事，随后去南京结识帮助蒋介石改组军队和抓军工生产的德国国防军军事顾问团。他在社交场合风度翩翩，气宇不凡，颇有人缘，在欧洲同行和朋友中很快博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视为精通中国事务的记者。但左尔格清楚，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重建因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到破坏的情报网。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革命正处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和武装割据的转折时期。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移至上海。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奉命于同年11月，经香港来到上海，作为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主持中央工作（直至1931年底去江西苏区）。
面对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斗争环境，周恩来到任后首先在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特科，即中国式的“契卡”（肃反委员会），作为中央的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等。其间，周恩来两次赴苏：一次是1928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并与斯大林、布哈林切磋中国革命问题；一次是1930年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并出席联共十六大，作《中国革命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1929年春夏间，一度撤消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移到上海，负责与中国共产党和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联络。其前期领导人为原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埃斯勒、波兰人任斯基，后来又来了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和持美国护照的阿瑟·尤尔特。远东局下设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即政治部、组织部和军事顾问。1933年进入苏区任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就是属于这个顾问组的。远东局作为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包括左尔格的情报组，与中共领导层和其相关部门都建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和横向联系。中国共产党还应共产国际之邀，派遣了一批自己的党员充实情报队伍，以协助其工作。
左尔格在上海落脚后，莫斯科给他配备了几个核心骨干。他们是：军事顾问：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无线电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摄影师、波兰人约翰，电报译码员：爱沙尼亚人克尔曼，联络员：德国人鲁特·维尔纳（女）等。维尔纳在法租界的家一直是左尔格与特科的合作人聚会、交换情报的隐蔽场所。
美国进步女作家、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报》驻华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交际很广，她为左尔格情报网的建立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经她引见结识的就有日本《朝日新闻》驻华资深记者、后来担任近卫首相私人秘书兼顾问的尾崎秀实。随后，尾崎又介绍了川合贞吉、船越寿雄、水野成等在华日本记者或报人加入情报小组。
左尔格在上海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上述国际组；一是，中国组。关于国际组，中外相关著作已多有涉及介绍。然而，关于中国组，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这是由于保密工作性质决定的。
经济学家王学文及夫人刘静淑、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及夫人都是经史沫特莱介绍与左尔格相识，成为他的合作人的。他们不仅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又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更是维尔纳家每周一次碰头会的“常客”。不夸张地说，左尔格中国行的关键，是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当然，这需要他广结人脉，独立开展工作。
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重大史实也开始浮出水面来，使后人有幸得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从革命老人张文秋发表的回忆录中，即可窥见其一斑。尤其是周恩来在上海秘会左尔格一段历史，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日本时事社2008年5月8日以《左尔格和周恩来在上海秘密接触——1931年在情报领域合作》为总题作了长篇报道。日本东京一桥大学著名教授加藤哲郎说，“这个新解密的、饶有趣味的史实，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左尔格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袭击沈阳，随即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此时的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决定，正准备撤退、前往苏区。一天，他找到中央机关联络员张文秋——又名张一萍说，因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需要，经组织研究决定，同意她到远东局协助左尔格工作。说那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机密，希望她不要辜负党和共产国际的期待。张文秋回忆说：
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房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我认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见过的那个外国人。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左尔格高兴地给我们让坐，同时回答说：“请你放心，我会给她安排适当工作的。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你给我把张一萍调来了。我还要求你，再帮我调几位来好吗？”周恩来同志满口答应，说：“你点名要谁，我就给你调谁来。”左尔格说：“我不认识党内什么人，不知道点谁好，你看着办把！”周恩来笑了笑，表示同意了。左尔格高兴得连连称谢。
周恩来还就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作了介绍。随后，便和左尔格握手告别。
原来这次会面之前，张文秋曾见过左尔格。一天，史沫特莱特约她在董秋斯（她把女儿思齐寄养在董家）家相见。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个陌生的外国人，他就是左尔格。不过，左尔格并没有做自我介绍。
送走周恩来，左尔格转身对张文秋说：“我已经很了解你。董秋斯和史沫特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所以我指名要求调你来。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把国际的工作开展起来。”随后，他把助手吴照高请来，建立机关。
按照左尔格的指示，她和吴照高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和吕班路分别租下两栋三层洋楼，开始情报收集工作。吴照高还向她宣布了国际的工作纪律和保密原则：从此切断与中共的一切关系，只接受国际分配的任务。
据张文秋回忆，左尔格当年三十七八岁，颇有风度，公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兼学者，住在福开森路一栋大洋楼里。吴照高是她的顶头上司，年纪和左尔格相仿。他是德共党员，原籍福建，出生在德国。公开身份是旅欧华侨资本家，妻子是苏联人。他领一班人马住在吕班路。
开始，交给张文秋的工作是，每天翻阅公开发行的十多种报刊，如《每日新闻报》、《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字林西报》等，从中摘录国民党的军政、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包括各地的所谓“匪情”和蒋介石的“围剿”计划等，并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整理成第一手资料。其他同事则分管翻译、打字等，最后汇集到左尔格处，由他核对印证，再用密码电报或经微缩技术处理，经哈尔滨，转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
后来，张文秋被任命为南方站站长，负责与南方情报网的联系。有一次，她还化装成阔太太，乘英国“皇后”豪华客轮去过香港，送机密文件和传达左尔格的指示。离沪前，周恩来又给左尔格推荐了一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来的高材生章文先做他的中国助手。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告别上海，经广东、福建等地，于12月15日进入江西瑞金，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会合，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一个核心骨干，他在左尔格情报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此人，便是左尔格在《狱中手记》中唯一提到的，在上海时一道工作的“王君”，即方文，又名张放、刘进中，是左尔格和史沫特莱去广州时经董秋斯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得力助手。燕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时任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随后，他把进步学生柳忆遥、肖炳实也发展为小组骨干。因他们精通英语，平时在小组里做中译英工作。方文夫人鲁丝也是小组成员，后来协助丈夫去南京建立新的情报网。
至今得知的，中国组还有以下人员：
吴仙青（女），当年29岁。1928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时，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她受总参四部别尔津将军的青睐，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她组织能力极强，参加小组不久，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20多个网点，并发展了沙文汉（解放后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沙文汉妻子，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沙文威（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人入党。中共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吴仙青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蔡叔厚，早年是共产党人，留日学生（机电专业）。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秘密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特科的李强，并调蔡叔厚协助他。时过一年半载，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便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仍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1932年，蔡叔厚被左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截止到1932年8月，左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包括上述国际组和中国组，已发展到近百人，其间还向苏联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
1931年4月下旬，中央特科曾遭到一次严重挫折，参与领导特科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投敌。多亏周恩来从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处获悉后，当机立断，在陈云等人协助下迅速采取转移领导人、销毁机密文件、更换秘密工作方法等一系列紧急措施，才使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共产国际的派驻机构在接到警报后，也立刻搬了家。左尔格除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外，还为此添置了十支手枪，以备自卫反击之用。这些枪支是方文从外国武器商手中购得的。
周恩来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后，对中央特科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特科领导人是陈云（总务科）、康生（行动科）、李强（通讯联络科）。潘汉年则接替陈赓的情报科，负责情报、侦察和反间谍以及与国际情报机构的合作等工作。
1930年代初，党领导的游击区扩大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等12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等大小15个根据地。工农红军则扩大到10万人，其中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力量最强。蒋介石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发动一次次“围剿”，企图将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
一天，左尔格对方文说，中共中央现在急需国民党策划中的“围剿”计划，包括它的进攻方向、兵力、装备以及部队集结的日期，等等。“现在要建立一个情报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两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数日后，方文按左尔格所说的一家咖啡店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在交谈中提出了特科对国际的要求，方文则将事前准备好的材料交给了他。从此，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多个渠道的有效合作。
1932年夏，蒋介石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将枪口对准苏区，筹划第四次“围剿”。为此，在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德国顾问魏策尔退役大将同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官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左尔格从顾问朋友处得到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他们得到情报后，立即作战术转移，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工农红军在反“围剿”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多月，又一次彻底打垮了他们消灭红军的图谋，随后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左尔格对工农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功不可没。
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对于左尔格这一段工作，前苏联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录中曾说，“左尔格搜集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莫斯科制定其远东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军方情报系统、持有瑞士护照的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们的儿子和保姆。罪名是特务嫌疑。同年8月14日，主要由于顾顺章的出卖而被认定为国际间谍，秘密引渡给了国民党军事当局，并传言将被判处死刑。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
牛兰只是他多个化名中的一个，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支·鲁特尼克，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著名指挥官。在中国，他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老板做掩护，登记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2.5万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几倍。
牛兰是有丰富经验的“契卡”人员，为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判两年徒刑。从审讯记录看，牛兰夫妇被押解南京后也保持沉默，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因他身兼“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书记职务，营救活动遂发展成为抗议蒋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权的世界性运动。然而，南京方面对此始终保持缄默，从不作公开表态。
1932年新年刚过，左尔格奉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之命，开始介入此案。他一方面请史沫特莱进一步动员国际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另一方面责成方文秘密侦察牛兰被押解南京后的下落，并疏通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
国民党特务系统当时操纵在中央俱乐部CC派，即陈立夫的中统手中。情报小组里的柳忆遥是浙江人，因工作关系与浙江派的国民党高官很熟。左尔格便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果然，柳忆遥通过一个可靠的亲戚得知，CC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不仅知道牛兰的下落，而且还是此案的主管。
左尔格没有满足于这点信息，认为最好有个文字依据，比如让牛兰亲笔写一个字条，证明他确确实实在南京。有了这个证据，国际进步势力才能进一步开展反蒋抗议活动。于是在左尔格的积极支持下，方文和柳忆遥设法派人与张冲秘密接触。双方经过一番周旋，最终达成一项协议：以三万美元换取牛兰在狱中的手迹。
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不过，左尔格考虑张冲的为人以及他在20年代曾留学苏联等经历，认为他竟然敢冒“暗通共党”之嫌，同意做这笔交易，必然另有企图。
左尔格只要求一条：先交货，后付款。对方对此也未表示异议。于是左尔格当即电告莫斯科，莫斯科欣然采纳他的建议，并告知携款人已上路。左尔格拿到牛兰俄文手迹并鉴别其真假后，照价付了款，从而给这笔政治交易画上了句号。
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开庭审理牛兰案件，于1932年8月以扰乱治安、触犯“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随后援引大赦条例，减刑无期徒刑。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2月8日），他们逃出监狱，后在宋庆龄协助下回到了苏联。
关于这一次交易，事态的后续发展证实，正如左尔格当年估计的那样，张冲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数年后，在周恩来的帮助和指引下，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在当时只是一种乐观的估计，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这次交易，无形中留下了左尔格情报网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自己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1932年5月，左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
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1932年10月10日，总参四部的别尔津将军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扎身上靠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
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为安全起见，莫斯科要求相关人员迅速撤离中国，从而导致左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在被召回莫斯科时，他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左尔格于1932年底告别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同他一道撤离的，还有方文、柳忆遥和肖炳实等。左尔格的离去，也意味着他在中国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张文秋等一批中国情报战士回到了中共党内。
回到莫斯科后四个月，左尔格于1933年5月被派往东京，揭开了他特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左尔格和他的“拉姆扎”小组在日本工作八年，其间准确无误地预告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南进的国策，在“二战”情报史上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手笔，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左尔格于1941年10月在东京被捕，1944年11月7日和他的终生战友、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一道被送上绞刑架，结束了他49年的光辉生涯。
（作者杨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