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历来被认为是荒淫无道的暴君典型。然而毛泽东却认为把他看作坏人是错误的，他其实"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他的失败只是在于"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这是近代为数不多的敢给纣王平反的人。
牧野之战的风云际会与喧嚣变幻，在后代史书上却被搞得模糊不清。《尚书》中说这次战役的牺牲是"流血漂杵、赤地千里"。我们看到的是战死者的血流成河，敌人踏着他们的血尸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商人拼死捍卫政权，周人则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夺取之。
周武王为了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编者以为这些罪状不管放在哪个朝代都不算严重，也完全没有后人形容纣王时的荒淫残暴。用现代价值观判断，甚至富于进步意义。如"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这里的"小人"是出身贫贱的下层人。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用人唯亲的血统论，用现代眼光来看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纣王的敌人——周武王都不原谅他。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人才取代腐朽的权贵，必然导致亲贵和旧臣集团的极力反对。部分贵族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出走，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
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的亲贵家族利益，加上其他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致有人为此而死。这也是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
至于第四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颇有作为，如商王武丁时期的妇好就是一位巾帼杰出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尊重女性的客观状况。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人心惶恐，各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女人妲己合计军国大事了，毕竟自己女人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共同自焚于鹿台。
而所谓第五、第六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的甲骨卜辞上看，到了纣王的父亲（帝乙）和纣王（辛）时期，祭祀祖先的典礼系统比起前代商王，倒是显得更加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还算是有点儿分量。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这是他们一贯的风气。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这表示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有些商代遗址中还曾挖出来好几坛子当时的酒呢！
但一个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商朝人崇尚音乐，边喝边唱，是很流行的。史学家分析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影响的。可是放眼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都是布什影响的？
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
成王败寇，于是，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锦上添花似的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
我们追溯所谓历史的轨迹，看看脏水是怎么一点点泼到纣王身上的。
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
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除了剖开比干的心，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想看看胎儿形态。
学者子贡早就意识到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也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得太差，否则后世的人想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涂抹了他来充数！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得非常了不起："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只是想证明自己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防微杜渐，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
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王亡国的主要原因简单归结于为纣王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是韩非子的肤浅与片面。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很吸引人，于是后人视纣王淫荡。
汉朝的刘向也不甘寂寞，他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嘉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掉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
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同时他可能觉得炮烙还不过瘾，又"亲自"为纣王和妲己设计了一个热铜斗，让商王朝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可是有常识的人都会在想到，千丈是一个什么概念？汉朝的丈的单位和古代丈的单位差不多，都是三尺一米，三尺一丈，也就是一丈差不多是3米，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造出千丈鹿台的！
据正史所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殷商末年，它有两个主要的敌手：西部的周方国及东部的夷人部族（甲骨文里被称作人方）。
由于周方国在西部行征伐之权，国势迅速强大，自周侯季历至西伯姬昌仅仅两代，周方国开辟的领土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不过文王曾与纣王在山西黎城恶一场，被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东夷作乱，恐怕文王的统一大业将就此完结，而文王被俘、囚于羑里很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最终姬昌很可能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家？
自此，武王姬发韬光养晦、励精图治，而纣王则变生肘腋、两面受敌。击败周军以后，纣王略作休整，便兵发东夷，无暇西顾，使周方国得以重整旗鼓。
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
夷人尽管善弓，但商军的箭镞以青铜打造，精巧而锋利，其射程远、杀伤力大，而且商军作战部队中甚至出现了"象队"，古书上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大象象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人的胸膛然后把尸体抛向空中，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被纣王指挥的商军一阵冲杀，层层包围，东夷人的部队大部分做了俘虏？
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从《左传》记载的时间看，他很可能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路过有苏氏部落掳获了妲己。
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带领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
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其实，从武王对纣王的处置来看，他也绝不是什么仁德之君。
周武王攻下鹿台，用大钺砍下商纣王烧煳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上，一并被割下脑袋的还有纣王的两个妃子：有苏氏（即苏妲己）和有莘氏。其中的有莘氏，据说还是周武王送给殷纣王的"贡品"。伍子胥对楚王掘墓鞭尸，还遭到后人的非议，为什么武王如此对待已死的纣王与妲己等人，却没人说他残暴。这就是历史是后人撰写的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