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以后，吏治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国防和财政呈现严重危机。王安石一心想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他通过科举得任地方官，他以管辖的地区作为试验田，试行革新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于是他又向朝廷上万言书，以表示他立志改革的决心。
（1）试行革新措施
少年时代的王安石一直跟随父亲王益宦海四游，先后去过都城开封和南方的四川、南京、韶州等地。
王安石随着做官的父亲辗转南北十多年，北宋社会萧条衰败的景象在他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庆历二年（1042）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22岁的王安石终于考中了进士，名列第四名，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8月他到扬州赴任，做起扬州地方行政长官韩琦的一名幕僚。过了几年，王安石被任命为明州鄞县知县。
鄞县地处今浙江东部沿海，甬江的上游，奉化江从境内流过。他看到这块滨海的地方，虽然环境很好，但是百姓同样穷困。一种父母官的责任心驱使他顾不得休息，立即考察农田水利生产受到破坏的情况，并且马上向上级官员上报东南百姓饥馑的状况，指出其原因是官员豪绅只知鱼肉乡民，而从不问民疾苦和关心生产的问题。他要从改变这种县官脱离民生实际的弊病做起，因此，组织和带领县吏参加生产和水利情况的考察队，历时13日，查历力灵乡、育王山、东海滨、芦江、洪水湾、桃源、青道等十四乡，行程数百里，摸清了基本情况后立即着手兴惠除弊。动员百姓不分老少投入水利工程的修治，川渠河港的疏导，堤坝坡堰的兴筑，蓄水泄洪的兼顾，以谋求旱涝两利，有利农业生产的收益。考虑到当地渔农春汛出海捕鱼而青黄不接的困难，王安石决定以常平储粮，低惠贷与农民，秋收还粮付息，这就为渔农解决了春荒的困难。与劝课农桑的同时，还兴办学校，劝民入学。三年知鄞取得了缓解灾情，修复农田水利，生产与生活的面貌有所改观的业绩。这是王安石跨出社会改革步伐第一步的尝试。直到明代，还有鄞县籍的史家记述鄞县人民崇念王安石的德政。这个初期的改革尝试，虽对熙宁变法是有影响的，不过业绩效果是不同的。这是因为鄞县时的王安石的这些措施，确实是惠民为国，并没有后来的为理财开源，屈从于为国家聚敛的意图。王安石亲抓一个县的整顿也不允许奸吏从中渔利的情形公开发生。所以说，对于知鄞三年的政绩及由此而获得的政治声望，应予充分的肯定评价。
（2）屡任地方官
由于在鄞县政绩卓著，王安石调任舒州通判。当时文彦博任宰相，认为王安石恬退无竞，淡泊名利，应该破格提拔，以此激励下层官吏的奔竞之风。因此，舒州任满后，朝廷召他回汴京，任史馆之官，他坚辞不就。北宋时代，人们把史馆、秘书省等机关称为“储才之所”，在这些部门供职，是晋升上层集团最方便的阶梯，因此大多数中举的士大夫都希望呆在这里，但王安石却希望到地方去做官，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因而他的任职问题一直拖到夏天仍未解决。王安石离开了汴京，来到褒禅山（安徽含山县），写下了著名的散文《游褒禅山记》。欧阳修又推荐他做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事已高，需要有人照料为理由，推掉了这个官职。他上书请求任外官，希望多做些实际工作，整顿时弊。
至和三年（1056）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开封群牧司判官。群牧司是全国马政的管理机构，由包公孝肃为制置使，与司马光同领判官。但王安石对社会弊病的改革兴趣浓厚，而当时对马政改革至少兴趣还不大，因此，闷闷不乐。第二年改任常州知州，到任以后，他又锐意改革。他亲自说服富绅出钱集资，为子孙万年计而开挖运河，兴修水利。富绅迫于太守督促而勉强出了些钱，但在背后却向上级告讦而调走王安石。王安石临被调走尚不知内情，犹在督导水利。结果，他刚离开，水利工程就停了。
嘉三年（1058）春，王安石调任江南江路提点刑狱，在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办公。掌管监察、司法和刑狱，兼管农桑之事。江南原先有“榷茶法”。所谓“榷茶法”就是政府对于茶叶的专卖。我国民间饮茶的时尚始于唐代。到了北宋此风愈来愈盛，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因而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语。北宋时候产茶区主要在淮南和江东诸路，这里的茶叶由政府统一收购，然后在各地设茶场向茶商和消费者出售，目的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因此禁止私人私藏、私运和私贩茶叶，违者绳之以法。但各茶场茶叶由于长途运输及风吹雨淋等缘故，使得茶叶质劣价高，无法饮用，所以百姓饮用的茶叶都来自私贩。王安石因势利导，建议将茶叶由政府专卖改为商人运销、政府抽税的方法。北宋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官道上设置税官，征收茶税。这种做法收效极佳，收入不下专卖。
（3）上万言书
嘉三年（1058）十月，他又被调回京城开封，做了三司度支判官。时王安石年38岁，已有了十五六年做地方官的经验，对北宋社会和政治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同时，他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与社会阅历，他知道要想在国家政治中心实现政治抱负，推行变法，必须首先要打动仁宗皇帝。
嘉五年（1060）五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万言书》），对北宋中期的内外形势、问题和改革方向和任务作了一个总的考察论析，对于形成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个重要的前导。这里约而言其要者。
《万言书》的主要内容：①朝廷面临内忧外患，财力穷困、风气日坏、法度不合先前三代之政，说明变法是事势要求；②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的改革所以失败，在于人才不足，而真正合乎皇帝信赖的几乎没有，这里含有毛遂自荐之意；③当务之急在于培养有用的人才，这就要选择对象，而且要有一整套的教养之道，养廉之法，纪律约束，法律制裁，考察、赏罚的办法；④当今不能泛泛而学，需要根据国家的要求宋培养文武兼能、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⑤善于治理财政的，从未以开支不足为问题，主要应通其变，治财要有正确方法；⑥当前朝政的严重问题是从中枢到地方都是奸吏充斥、狼狈为奸、官官相护、贤者受法律束缚而不肖者逍遥法外的情形必须改变，关键在于得到优秀人才放手使用。
《万言书》中畅论政事、陈述富国强兵的计划，为他以后实行变革描绘了一幅蓝图。应该说《万言书》中对当时的内外形势、朝廷弊政、社会问题、改革之迫切性等方面，都是作了相当深刻的论析。在王安石看来，曾经支持过范仲淹改革的仁宗皇帝，有可能赏识自己的才能识见而支持自己变法。然而，这种估计错了。《万言书》对于暮年的仁宗，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已无能为力来变革现状了。仁宗只是在嘉祜六年任命曾公亮为宰相、张异、包拯为正副枢密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负责起草诏书的知制诰等一批新人来寄托改善朝政、维护统治以外，已没有可能支持一场新的变法运动了。然而，王安石还不甘心失去仁宗的支持，因为他深知如果仁宗不予支持，他很难实现改革的抱负。所以，又给仁宗《上时政疏》，明白指出，新任命的并非都是贤才，而当务之急在于“大明法度”、“众建贤才”，决不能再因循苟安，对时局抱侥幸心理。他警告仁宗皇帝，改变现在的统治危机，莫急于今日，过了今天，恐怕悔之晚矣。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王安石有这样的卓越的识见，清醒的头脑，敢于犯颜直谏当面批评皇帝的胆略勇气，确实是那个时代地主阶级中佼佼不群、忧国忧君的政治家。然而，仁宗已老而又生性懦弱，受制于习惯势力和言私利而不言公义之臣的包围。他已不能拔擢王安石来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了。
王安石要求改革的呼声，此时已引起士大夫的注目，并在社会上有所反响。他的名声也与日俱增，成为士大夫中要求改革的代表人物，大家也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嘉八年（1063），仁宗赵祯去世，他的过继儿子赵曙即位，即英宗。可以说，英宗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宋王朝。国库空虚，仅存空账，已难以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的开支了。
仁宗去世后，似乎给变法带来了一个新环境。英宗向大臣们提出了国家“积弊太多，如何裁救”的问题，欲进行改革。但这一年王安石因母亲过世，辞掉了知制诰，回金陵丁忧去了。这一去就是三年。在那个时代，守孝是衡量士大夫是否遵循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标准。
尚健在的仁宗皇后曹氏，是一个“祖宗法度不宜轻敌”的守旧派，她垂帘听政，常常和英宗政见相左，因而两个人关系非常紧张。后宫内如此，殿堂上的两位宰相，富弼和韩琦也不和，势同冰炭，使英宗大伤脑筋。再加英宗身体欠佳，体弱多病，没有太多改作，便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去世。
这一年王安石一直在金陵，英宗也几次想起用王安石变法，但他鉴于宫内的各种矛盾斗争，认为改革时机尚不成熟，因而屡召不起。王安石在金陵兴办私人书院，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此时都是王安石的高足。这为后来变法培养了一批人才，也为变法做了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