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臣在军事上深谋远虑，灼见卓识，政治上也是老成持重，不随波逐流。他辗转沉思，要得形势稳定，社会长治久安，跟老百姓这根弦一定不能拉得过紧。他总结历代王朝统治的经验，认识到，凡压得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民众必然聚众造反，皇权不丢落也要丧失元气。因此他主张朝廷和民众的关系要缓解，特别和农民的关系要缓解，任用有见识有才华的大臣，限制和打击弄权舞弊、为非作歹、扰乱朝纲的奸佞。
北宋王朝与农民有两大矛盾：一是土地高度集中在大地主手里，二是繁重的赋役剥削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北宋建立初期，赵匡胤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对土地采取“不抑兼并”政策，在“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挥麈录·余话》卷1，《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的所谓理论唆使下，允许地主阶级肆意霸占土地，形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宋史·食贷志》。的局面。据史载，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大地主，却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耕地，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客户，则有少量耕地或没有耕地。那没有耕地的农民，全靠向地主佃田耕耘，交纳地租。但地租却高得惊人，一般要缴纳收获物的十分之五，有的为十分之六。不仅如此，遇到荒年或极需，还要向地主借高利贷，付两倍或三倍的利息。辛勤劳动一年，好容易盼到收获季节，却是“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宋史·食贷志》。北宋政府对农民征收的赋税，仍沿唐中期后的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交实物和钱两种。还把五代十国政权向农民征收的各种杂税，如牛革、蚕、盐、农具，鞋钱等名目沿袭下来。此外，又有“身丁钱”、“身丁米”、“和买绢布”，“和籴粮米”等杂税苛捐。所谓“和买绢布”及“和籴粮米”，就是开始用钱买民间绢粮，然后则不给钱而自取，最后把自取的东西折成钱（比实物价高）而令民众纳钱，且成为一项正式税收。差役更是名目繁多，大大小小不下十余种。沉重的地租和赋税剥削，使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与宋王朝的矛盾日趋尖锐化了。王尧臣目睹这些尖锐矛盾，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多次向皇帝赵祯奏本说：“上恩未尝及远人，而反牟取厚利，适足以敛怨”。
。三司是掌管国家财政大权的一个机构。过去的三司长宫，常以皇宫经济拮据和军费开支增多为由，不问民苦，横征暴敛，见物就取，连瓜果蔬菜都征集皇宫保藏，还美其名保证军需民食。王尧臣受命为三司使，一反常态，认为过去这种做法太苛刻了，他上疏皇上说：“如今国家和老百姓都很穷这是事实。但是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民众负担，而应紧缩开支，杜绝浪费。前者是末，后者是本，本末不可倒置。紧缩开支又应分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该用的钱要节省使用，不该用的钱一个也不能动，千万防止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尤其要警惕的是，现在有人借口困难，乘机增税从中捞取好处，这是犯法的。要坚决肃清贪官污吏，提倡廉洁奉公。教育各级官吏不得随意增加赋税，初犯者批评，不听者严惩不贷，切勿以小利害大体。”如何国强民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他把自己的主张报告皇上批准。具体意见是：灾年不增税，就是丰收年景亦不增税，把钱用足明年生产，多余的交给国库，估计每年可多数百万。又明年，生产发展了，还不加赋，再投资，国库收入就可达至数千万。数年反复，国库充足，民钱自然也会增多了。到那时，流落他乡为了生活的雇佣者均可复职就业，谁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而聚众造反呢？皇上觉得这个意见极妙，即谕示刑部在制定法律时要以此作为一项依据。都知张永和却不以为然，还借口以资助军费为名，要增收一般百姓和富人的房租钱和运输费，并秘密遣人向王尧臣行贿，企图要王尧臣应允办理。王尧臣狠狠地批评了张永和，说他胆大妄为，公然敢于违反朝律，因是初犯，不予追究。度支副使林潍，因惧怕张永和，暗中附和张永和的意见。王尧臣即上疏皇上，要求罢免林潍的官位。奏本中且举唐代泾原兵在京师哗变，朱称帝，唐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的事例，请皇上以此为鉴。皇上准奏，撤了林潍的职，公之于众，从而不问民苦之风得到控制。
王尧臣主张不增加民众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对稳定统治者地位是有积极因素的。但封建制度根深蒂圃，压迫剥削不改变，起作用也不过是暂时的，并不能根本解决民众与朝廷的矛盾，由此暴动和起义连绵不断。仁宗赵恒在位期间（1023—1063年），各地农民起义就有多起，以庆历三年为例，除小规模而外，声势较大的就有王沦、张海、郭貌山等人领导的起义和湖南瑶族人民的起义，搞得君主大臣日夜不宁。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欧阳文公全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扎子》，时在庆历三年。由此可见，王尧臣还是有政治敏感性的。
朝廷奸佞时常利用手中权力，一雨成秋，陷害贤臣，王尧臣伸张正气，扶植忠良，不时地与他们展开斗争；郭皇后原是平庐节度使郭崇孙女，与石州（今山西离石）推官张尧封女同时入宫。天圣二年（1025年）册封皇后，皇帝赵祯因张女生得秀慧，欲选为正宫。可刘太后（赵祯养母）反对，仍立郭氏为后，郭皇后虽立，但赵祯与她并不十分亲热，因而引起郭皇后在宫中时常与张女吵嘴斗殴。有一次，郭皇后在打张女耳光时，失手误打了皇上的颈颊，且掐成两道血痕。吕夷简、阎文应本与郭皇后不和，遂乘机在皇上面前唆使，促使皇上决计废后，移郭皇后住长宁宫。郭皇后离宫三年，皇上还颇加忆念，除经常派人前去问候外，还相互作诗相赠，以表昔日之情。皇上欲密召郭皇后还宫，郭皇后却要百官议定，正式受册，弄得赵祯左右为难。此事不慎在朝中传开，带头反对的是宦官阎文应。他知道，郭皇后还宫后，他的性命就难保全了。事有凑巧，郭皇后不久生小病，赵祯叮嘱速请太医诊治，阎文应认为时机已到，忙和太医密商，郭皇后突然谢世了。这是正月十五前几天出的事，可阎文应心怀鬼胎，忙发动京城官吏百姓，张灯结彩，大闹元宵佳节，转移视线。王尧臣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立即禀告，请求皇上责令御史对郭皇后之死彻底核查，以释天下之疑。又请立即停止张灯结彩。因郭皇后蒙恩复位仍是天子之后，且谢世还在殡。皇上准奏，立即诏示官民停办灯节，并责令御史查明郭皇后死因。灯节停办了，可郭皇后之死，奈因阎文应有力，他做事无人敢指言，只得说查无实据，以暴卒奏闻。王尧臣的书言虽没有全部兑现，但阎文应等人的丑恶嘴脸却暴露于天下，故阎文应死后，受到群臣们的怒颜横斥。
北宋抵抗西夏，委韩琦为主帅。好水（今甘肃甜水河）一战，宋军惨败，大将任福战死。在佞臣的挑拨下，韩琦被撤销招讨副使职务，知秦州；范仲淹因擅自去书西夏，招讨副使亦遭罢免，知耀州（今陕西耀县）。王尧臣从前方视察归来，深感此事处理不慎，又向皇上禀告：“韩、范二将，均从各地精选而赴前方，他们是仁义之父，智慧和勇敢名动夷狄，不能因有失误而作这样处理。据臣所知，大将任福之死，实是违背指挥意图而造成，其错不可深责主帅。”皇上阅而未言。来年，西夏军又由镇戎军、原州入侵，战定川，大将葛怀敏阵亡，乘胜夺取平凉、潘原，关中震恐，邻（今陕西彬县）、泾以东闻讯，皆闭寨自守。也就在这紧急关头，范仲淹不顾个人安危，尽管朝廷没有命令他，仍亲自率兵从庆州抗敌，西夏因而遁去。因此，皇上仔细想了以后，深觉王尧臣胸心正直，卫国精忠，遂复用韩琦、范仲淹为招讨使，派王尧臣按抚泾原。
王尧臣持法守正，不徇私情，且以身作则，为人表率，颇得皇上赵祯信赖。但朝中有人妒忌他，时常恶言贬低，造谣中伤，遏制他才能的发挥。别人可从郎中直接升为中书舍人辅佐，王尧臣则不能，宰相贾昌朝公开反对，说他才智疏浅；文彦博却与其相反，大赞王尧臣是学识满怀。文彦博做了宰相，即调王尧臣为中书舍人辅佐。王尧臣最不喜欢阿谀奉承的人，说他们是庸夫俗子，因而结下了怨仇。有人为了扳倒他，诬告他的匿名信满京城。王尧臣自知与这些人不能合作共事，主动上书请求去官。皇上不以为疑，劝说王尧臣在职。但在奸佞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王尧臣枢密副使的职务还是被免去了。离职时，皇上亲自去慰问，表示惋惜。后来皇上赵祯拟再调回他任枢密使，又遭学士胡宿的阻拦，未迁，任吏部侍郎，至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