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如欲以同一标准明晰显示各个时代文化特征的异同时，我认为可以使用社会与个人、精神与物质(圣与俗)、过去与未来这三组相反的生命意向——即基于时间、空间、物心(乃至圣俗)之关系的三对概念，这样足以能较为全面地把握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这恰似从正面、侧面、背面三个方向观赏一座雕像，基本上能够以此捕捉住该雕像的美学特色。
摘自(1日本)石田一良《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第3章第113页
文化史学从关系方式(文化)的展开来把握历史。关系方式虽然存在于历史世界之中，但历史事实(历史世界的事件)并不等同于关系方式(文化)。关系方式(文化)不是单纯的历史事实，还具有更高一层含义。我们可以把关系方式(文化)比拟为深深扎根于超历史的命运世界之中，在历史世界中萌发出历史事实枝叶的树木；也可以将其喻作一座冰山，它的下部隐没在超历史世界的大海深处，而上部则坦露在历史世界的海面，冰山在水中“历史生因”之潮的推动和空中“历史动因”之风的吹拂之下，沿着历史的水平面漂浮游动。比喻终究是此喻，关系方式(文化)是属于历史世界与超历史世界交错之处的——即上述两个世界的对立在此得到扬弃的——第三个世界。
以这种关系方式(文化)为媒介，历史事象在命运之中找到自己的根源，命运则在历史事象之中发现自己的形象。因此可以说，关系方式(文化)把瞬间连结于永恒，把永恒显现于瞬间。如是，任何时代、任何事件尽悉通过关系方式(文化)而与命运串连在一起。我们借此懂得：在历史中，一切永恒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一切现实的东西皆是永恒的。所以说，命运是过去、现在、未来之统一原理。
摘自(日本)石田一良《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第4章第134—136页
当我们想要深入某一文化的民族精神的时候，只用科学的正攻法，有些方面会无法接近。为了使自己的理解能够到达这种文化的世界观深处，还需要有对这种文化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提高洞察能力。当然这种方式可能伴随着极大的危险，避免主观推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文化模式论的方法论在一个不具备这方面素质的观察者手中会变成一件非常不得力的工具，使人看问题肤浅。但是，我们应反复强调。对建立一门创造性学科来说，丰富的想象和直觉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面临数不清的抉择时，一定要有敏锐的直觉，善于寻找突破口，有穷追不舍的精神，这与新学科能否创建有直接关系。
文化模式论正是本尼迪克特出色地依靠直觉，在文化人类学中独树一帜的创造。
摘自(日本)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第4章第47—48页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与类型论完全不同。文化类型论，指的是将我们所知道的各种文化，硬塞到预先准备好的框框里去加以整理和分类；而文化模式论则论述各种文化的特征，将一种文化看做具有个性而又行动一致的统一表现形态，不可能按预先确定的类型进行分类。
摘自(日本)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第4章第39页
由于殖民统治和两次世界大战，亚洲人民之间没有能够建立紧密的文化接触。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不少亚洲国家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成千成万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人民从奴役下解放出来。以和平共处这一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不仅仅是可能而且已经在亚洲国家之间建立起来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生活保证了我们能充分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文化关系。
摘自(蒙古)达斯顿达夫《蒙古文学》《外国文学参考资料》第3页1957年第5期
吉田龙夫博士也曾叙述过：“在泰国北方，有许多居住在山中的少数民族——瑶族、苗族、阿佧族等，他们的同伴几乎都居住在照叶树林地带。他们离不开照叶树林。这表明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照叶树林地带是紧密相联的。现在，日本正依据制作淀粉的水漂技术，使得橡树、日本的七叶树的果实等坚果类得以食用，依据后、晚期旱稻、谷子、高粱等杂谷和白芋等薯类的栽培等为中心点，讨论像这样的东南亚照叶树林文化和日本本州南半部的绳文文化的关系。因而据日本上智大学调查团对瑶族、苗族及阿佧、傈僳、拉祜等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耕作形态和文化生活的详细的调查，促进了对这种照叶树林文化的研究，并且对探讨日本的绳文农耕问题，也给予很大影响。”
摘自“《东南亚山地民族志》序言”(日)江上波夫著金少萍译载《民族译从》1983年第4期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