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摘自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
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以其无中外古今之别也。中国学术，隆于晚周，差比欧罗巴古之希腊。所不同者，欧罗巴之学术，自希腊迄今，日进不已；近数百年，百科朋兴，益非古人所能梦见；中国之学术，则自晚周而后，日就衰落耳。以保存国粹沦？晚周以来之学术，披沙岂不可以得金。然今之欧罗巴，学术之隆，远迈往古；吾人直径取用，较之取法二千年前学术初兴之晚周希腊，诚劳少而获多。犹之欲得金玉者，不必舍五都之市而远适迂道，披沙以求之也。况夫沙中之金，量少而不易识别；彼盲目之国粹论者，守缺抱残，往往国而不粹，以沙为金，岂不更可悯乎！
摘自独秀(陈独秀)《随感录(一)》《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学术何以可贵？曰，以牖吾德慧，厚吾生；文明之别于野蛮，人类之别于其他动物也，以此。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必明乎此，始可与言学术。盲目之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
国粹论者有三派：第一派以为欧洲夷学，不及中国圣人之道，此派人最昏聩不可以理喻。第二派以为欧学诚美矣，吾中国固有之学术，首当尊习，不必舍己而从人也。不知中国学术差足观者，惟文、史、美术而已；此为各国私有之学术，非人类公有之文明；即此亦必取长于欧化，以史不明进化之因果，文不合语言之自然，音乐、绘画、雕刻皆极简单也；其他益智、厚生之各种学术，欧洲人之进步，一日千里，吾人捷足追之，犹恐不及，奈何自画？第三派以为欧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格致古微》时代之老维新党无论矣，即今之闻人，大学教授，亦每喜以经传比附科学，图博其学贯中西之虚誉。此种人即著书满家，亦与世界学术，无所增益；反不若抱残守缺之国粹家，使中国私有之文史及伦理学说，在世界学术史上得存其相当之价值也。
摘自陈独秀《学术与国粹》《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西洋人立在西方化上面看未来的文化是顺转，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很有毛病，但是没有到路绝走不通的地步，所以慢慢的拐弯就会走上另一文化的路去；至于东方化现在已经撞在墙上无路可走，如果要开辟新局面必须翻转才行。所谓翻转自非努力奋斗不可，不是静等可以成功的。如果对于这问题没有根本的解决，打开一条活路，是没有办法的！因此我们对于第二种意思——调合融通的论调——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
摘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选)》(1921年)《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现在中国的文化问题，已不是东西文化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将来的中国，无所逃于此二者。
现在的问题，又不只是理想上的问题，而乃是现实可能的问题。中国现在能建设一个资本主义文化呢，还是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呢？
事实所昭示，现在中国处在世界公共殖民地的地位，在帝国主义重重束缚之中，想建立一个健全的资本主义文化，企图与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站在平等地位，那是绝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现在中国也不可能，然非永远不可能。且中国文化抬头之日，必在世界已成的社会主义的天下之时。
现在的中国，在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之前，只能是一个大过渡时代，在这大过渡时代，应能完成过渡时代的工作。现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准备工作。
在现在，西洋资本主义文化中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东西，须一概介绍过来；中国过去封建文化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亦拔夺而发扬之。而旧封建文化之有害的残留，应努力予以廓清。
“文化创造主义”即是一方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反对全盘承受西洋已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之创造。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未具备以前，主张充分的做准备工作。
摘自张岱年《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国闻周报》第12卷第19、20期1935年5月20、27日
一、研究文化须注意文化之对理。中国文化中之对立与西洋文化中之分裂，不应忽略。
二、发扬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是有益的，是必须的。对于吸收西洋文化并非阻力，乃是助力。
三、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且不必需的。我们对于西洋文化之接受，不应求量的全，而应求质的深。
四、对于文化，不应听其自然发展，应加以意识的计划的人为推进。
五、创造的综合是拔夺东西两方旧文化而创成新的文化，与半因袭半抄袭绝然无关。
六、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的创成。
摘自张岱年《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国闻周报》第12卷第19、20期1935年5月20、27日
用对理来看，则可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不同，并不是根本的不同，而只是偏重的不同。一切文化莫不大同，所异只在偏重。东方文化所有之种种，在西方非无，不过不发达，或只具萌芽。西方文化所有之种种，在东方非无，亦不过不发达，或只具萌芽。现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本不在同一阶段，东方文化并没有西方文化之近世阶段。其许多不同，都只是阶段的不同，而非根本的不同。不过除阶段的不同外，我们不能不承认还有一贯的偏重的不同。
沈先生说，“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精神有其根本上的不同，这不同的程度并不跟法国文化与德国文化之不同相等。”我也认为中西文化不同的程度并不与法德文化不同相等，然而也只是程度上的不相等。对中西文化精神我不承认其有根本上本质的不同。
沈先生说：“以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有融合为一的可能吗？”我则以为，原非根本不同，自有融合为一的可能。
摘自张岱年《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国闻周报》第12卷第19、20期1935年5月20、27日
研究西洋哲学，如只作历史的研究，当然只有介绍(然而如能写出一本新的与众不同的西洋哲学史，那也是创造)，如更作问题的研究，真下工夫，新的创发，是自会有的。在科学上，作问题研究之重要远在历史的研究之上。实际在实验室中下工夫，或以精练的数理的方法实际研讨时，大的创发固不易，小的发现或发明则绝非难，难在不肯真努力。在政治上，尤不能板刻的摹仿，在中国能实行的制度，是必一面考察西洋立制之意，一面考察中国现实社会之迹，而有所创定的。乃至于衣住等，欲完全不创，只有先养成一种奴性。
创造一个新文化，本非一旦即可完成之事，从远久看来，那是绝对的可能。我们今日谈创造，并非大言不惭，不过不妄自菲薄而已。
摘自张岱年《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国闻周报》第12卷第19、20期1935年5月20、27日
由对理来看，文化固是一个整体，而亦是可分的。说文化是有机体，在一意谓上是对的。西文有机体原字有二义：一活的生物体，二有复杂结构的整个。在第二意谓上说文化是有机体，才是对的。如说文化同于生物，是有生命的整个，只是谬妄而已。文化既非活的有生命的整体，我们随取其那部分都可以，都是无害的。
西洋文化可以说有许多要素或成分，亦可说许多单元。有些要素有必然关系，必须并取；有些要素则无必然关系，却可取此舍彼。如科学，科学与为科学之基础的哲学思想有必然关系；如取科学，便不能不取戡天、知即力等哲学思想。西洋于科学外，尚有耶教，且有一部分大科学家都是耶教信徒，在实验室中讲自然主义，在生活上皈依上帝，然而我们取西洋之科学，却可不必连带亦取其宗教。读西书却可不跳舞；讲西洋哲学，也可不穿西服；在生活上学西人的卫生的健康的习惯，却可不必一定说西洋话。凡此，都是可或取或舍，并不必一齐采纳。
从文化发展上看，文化之可析取，更为显然。如社会主义文化要否定资本主义文化，然而于资本主义文化亦非无所取，对于资本主义文化之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是要选择的承受的。
所以，文化并无不可分性，而是可析取的。文化各要素，并非都有不可解的必然联系。
摘自张岱年《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国闻周报》第12卷第19、20期1935年5月20、27日
我们不需要狭义的西洋文化，亦不要狭义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真实无妄有体有用的活文化真文化。……凡在文化领域里努力的人，他的工作和使命，应不是全盘接受西化，亦不在残阙地保守固有文化，应该力求直接贡献于人类文化，也就是直接贡献于文化本身。
摘自贺麟《文化的体与用》《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就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旧的，另一方面是发展新的。这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是不是说欧美的文化就一无可取之处了呢？不是的。问题是欧美文化中，往往是好的东西为帝国主义坏的方针服务。所以，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
这是反对旧的一面。另一面是要建设和发展新的。
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要为广大的人民服务……
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当然，我们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必须让这些东西象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壤上扎下根，生长壮大，变为中国化的东西，才能有力量。……
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凡是对我们国家有用的，我们都欢迎。
摘自周恩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1949年)《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