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1942年2月1日
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之不可变；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乐的许多属性都可以“和”字统摄，礼的许多属性都可以“序”字统摄。程伊川也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
摘自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1942年2月1日
乐的精神在和，礼的精神在序。从伦理学的观点说，具有和与序为仁义；从教育学的观点说，礼乐的修养最易使人具有和与序；从政治学的观点说，国的治乱视有无和与序，礼乐是治国的最好工具。……易融贯礼乐为一体，就其论“天下之赜”言，是礼；就其论“天下之动”言，是乐。礼乐兼备是理想，实际上无论个人与国家，礼胜乐胜以至于礼失乐失的现象都常发见。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评论一个人的修养，一派学术的成就，一种艺术的风格，以至一个文化的类型。
摘自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1942年2月1日
也许有人说：我们既然把钱穆先生所指为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孝”与“中庸”都否定了，那就不免大大损害民族的自信了。因为钱穆先生说：“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
我们必须郑重地回答说：纵然我们民族历史的精神文化方面，有的只是“孝”与“中庸”，那么当我们发现了他们已不合于新时代的生存时，就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抛弃，这才能使我们对于民族的新生有充分的自信。敝帚自珍并不就是自信的表现。而且我们更应指出，“孝”与“中庸”也不是二千年来民族文化的唯一代表，它们只是二千年来民族文化中占着统治地位的一部分，而在被统治的方面，代表了广大的人民大众的，也有反孝与反中庸的文化传统。虽然因为那是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而不能充分发展，但我们在回顾民族的历史时，却只能从后一方面获得前进的力量。因为今后民族的生存，必然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
是的，从这古老的民族中必须产生新的力量，争取新的生存，但在初生的过程中就有死亡，让新生的东西新生起来，让死亡的东西死亡下去。这才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态度。难道因为民族还要生存下去，所以，两千年来的祖传梅毒也有要求生存的权利么。
摘自胡绳《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1944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卷第852页
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孝”确不只是用在家庭关系中的概念，而且还被用来推演到一般的社会政治关系上面。所以历代专制君主及其策士们最喜讲“以孝治天下”和“爱民如子”一类的话。而其实的意义却无非是说：我做君主的人把你们老百姓看做是我的儿子，因为你们也要像孝敬父亲一样地孝敬我，可别把我当做压迫你们的人。他们以为这一来，天下就自然“治”了。二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就是像这样地利用“孝”的观念，利用“孝”的文化的。
摘自胡绳《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1944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卷第849—850页
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原，万有之基，即此仁体。……后儒如王阳明，以致良知为学。亦与孔子言仁相类。夫良知即本心。
摘自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60—261页
真善美是人类文化最高的理想，所以英雄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或贡献者，也可以说是使人类理想价值具体化的人。
摘自贺麟《论英雄崇拜》《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第四节）习俗文化
夫饮食者，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婴孩一出母胎则能之，雏鸡一脱蛋壳则能之，无待于教者也。然吾人试以饮食一事，反躬自问，究能知其底蕴者乎？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学已大有发明，而专门之生理学家、医药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家、化学家、有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至今已数百年来，亦尚未能穷其究竟者也。我中国近代文明进代，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至于中国人饮食之习尚，则比之今日欧美最高明之医学卫生家所发明最新之学理，亦不过如是而已。何以言之？夫中国食品之发明，如古所称之八珍，非日用寻常所需，固无论矣；即如日用寻之品，如金针、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实素食之良者，而欧美各国并不知其为食品者也。至于肉食，六畜之脏腑，中国人以为美味，而英美人往时不之食也，而近年亦以美味视之矣。……是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足表文明进步之深也。
摘自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1918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上卷第107—108页
一、食吾国食品的丰富，烹饪的优越，孙中山先生在学说中，曾推为世界各国所不及；然吾国人在食物上有不注意的几点：（一）有力者专务适口，无力者专务省钱。对于蛋白质、糖质、脂肪质的分配，与维太命的需要，均未加以考量。（二）自舍筵席而用桌椅，去刀而用箸后，共食时匙、箸杂下，有传染疾病的危险。……
二、衣中国古代衣冠，过于宽博，足以表示威仪，而不适于运动。满洲服式，便于骑射，已较古服为简便，但那时礼服，夏季有实地纱、麻纱、葛纱的递换，冬季有珍珠毛、银鼠、灰鼠、大毛貂褂等递换，至为繁缛。民国元年，改用国际通用礼服，又为维持国货起见，留长袍、马褂制……
三、住吾国住宅，北方用四合式，南方用几进几间式，都有大院落，通光通风，视欧式为胜。然有数缺点：（一）结构太散漫(南式尤甚)；（二）多用木料，易于引火；（三）厕所不洁。所以交通便利的地方，多有采用西式的，尤以旅馆为甚。又冬季取暖，北方多用煤炉，南方或用炭盆，均有吸入炭酸的危险；现都用有烟筒的煤炉代他，也有用热气管的。个人所用的手炉、足炉，现均用热水瓶或热水袋代他了。
摘自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1931年)《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卷第74—75页
在衣食住行方面：人之齿牙，兼有肉食蔬食作用，相安无异；旧时惟佛教以戒杀之故，提倡蔬食，然未尝注意于卫生方面也。至近数十年，欧洲学者始有提倡蔬食之风气；且于戒杀而外，兼阐卫生及经济之优点焉。人类之有衣服，本起于装饰之需要，而并非专为御寒，亦并非先有羞耻之观念，此民族学上所可证明者也。其后各种观念，交互错综，而衣服遂为人身之桎梏。近自日光浴之疗病，日著成效；而德、法诸国，渐行裸体生活之试验；其他各国之卫生家，亦多有划地设奋、与定期集议者。中国人之住宅尚大，常有几进几院之布置；西人尚高，欧洲人建筑，大抵自三层以至七层；而美国人则或至数十层；习焉不察，视为固然。近数十年，欧洲有花园新村之运动，住宅多以一层楼为限，而面积不大，惟四周必环莳花木，是为住宅上革新之一端。陆行以车，水行以舟，自古而然；近世科学发达，利用汽力电力，速力骤进。最近三十年，德国之飞艇、法国之飞机试验成功，航空之具，各国竟出新制，而旅行更益便利矣。
摘自蔡元培《六十年来之世界文化》(1932年)《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卷第209页
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
不知怎样，中装中服，暗中是与中国人之性格相合的，有时也从此看出一人中文之进步。……
大约中西服装哲学上之不同，在于西装意在表现在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身体。然而人身到底像猴狲，脱得精光，大半是不甚美感，所以与其表扬，毋宁遮盖。……只有没有美感的社会，才可以容得住西装。……中国服装是比较一视同仁，自由于等，美者固然不能尽量表扬其身体美于大庭广众之前，而丑者也较便于藏拙，不至于太露形迹了，所以中服很合于德莫克拉西的精神。
致于卫生通感方面，更无足为西装置辩之余地。……带这领子，冬天妨碍御寒，夏天妨碍通气，而四季都是妨碍思想，令人自由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