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922年，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启动改革运动，立志将房客转变为房主。1927年，国会立法鼓励银行发放更多的贷款。这样政策的最终结果是房屋自有率提高，以及紧接着的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的相继提升。随后30年代罗斯福总统政府时期，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为推升房屋自有率还设立了多个新的政府机构，其中某机构以手握200000多宗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贷款案子而寿终正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另一轮政府干预房市再揭幕，接着另一轮高风险信贷再登台，再接着，另一轮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高潮重现。近年来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过去发生过的房市故事中又一次更盛大、更灾难的演绎。
如果说，政客们似乎从未吸取教训，那么一个问题便油然而生：为什么？政客们其实学习到了足够的东西，那就是，推进房屋自有率能够获得丰厚的政治利益，却又不必在随后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大潮中支付任何的政治代价。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客们的行为完美合理。至于对于那些满心期待用政治干预改善房市的人来说合理不合理，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监管
对更多、更好的监管的广泛号召落实起来却缺失具体的着力点，因为实际的运行中，完全缺失常规性的“监管”。由联邦住房企业管理局承担的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监管很特别，与由各类政府机构对银行的监管完全不同，后者不遗余力迫使银行达到具体的借款指标，放宽贷款的审批标准。银行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监管细致到抵押贷款的各项标准，而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监管部门仅仅审核它们的现有会计准则，即便这样也发现了重大的违规。更为重要的是，推进放宽抵押贷款审批标准的银行监管部门所做的，正是政客们所希望的，而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会计制度纳入审计的联邦住房企业管理局，却限制了这些混血企业的运作空间，从而激怒了参议员基特·邦德、众议员巴尼·弗兰克等为代表的政客们。
监管只是对规则的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巡警对超速的驾驶员开具罚单一样，也如同联邦住房企业管理局看到房利美的会计违规后所做的那样，但这些都与基于强制力的监管极大不同，后者或是要求银行审批抵押贷款时符合某些政要所秉持的人口统计格局，或是要求银行履行《社区再投资法案》规定的义务，否则不批准银行常规的商务决策。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监管和干预一直是引发当前房市灾难的核心要义。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监管都是失效的，甚或是适得其反的。而是说监管的具体要点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具体要点中，必须包括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动用何种权力进行监管？如何具体地界定监管的权力？监管如何做到屏蔽政治干扰？监管的责任及监管的结果？如此种种细节才能够描述清楚何为常规的“监管”，而不仅只是某种政治辞藻。
由手握各种司法权的各类联邦机构负责对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现有监管五花八门，还大多重叠，不仅如此，极大比例的信贷机构还同时受到州级政府机构的监管。此外，随着抵押贷款由银行流向华尔街金融公司并被打包成为股票或证券，银行监管机构的司法权也同时流向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所有这些叠加的监管机构之间实现持续的监管协调一致的希望无异于纯粹的乌托邦。
抽象地谈论监管的人不仅忽视了监管之间的重大差异，更没有认真地思考过究竟有多少监管机构在监管多少借款人，以及这些借款人所进行的日益复杂和五花八门的信贷条款。“在加利福尼亚州房市高涨的顶峰时期，”一项研究表明，“不超过30名州政府监管人员在监察超过5000家的消费金融公司，”最终结果便是，抵押贷款公司“完全可以期待大约每四年一次的来自州政府监管部门的检查”。这一时间已然长于房地产市场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不仅如此，许多的监管机构还“时常感受到那些地方政要的压力，后者希望抵押贷款信用自由地流动”。
一个问题同样应运而生，即参与房地产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普通大众是否最好被告知要信赖政府对自己利益的保护——要认真做到这一点，或许需要大量专业而负责的监管人员，而且每一位都需要毕业于会计专业，其中一些还需要拥有法律或经济学的学历背景——或者，不如直接坦然相告：自己保护自己吧。换句话说，政府保护的虚幻一定优于“货物售出概不退换”的直白吗？所有这些均有赖于具体的内容，而不是大而概之的政治修辞。
内战之前，美国没有联邦贮备管理局，也没有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更没有监管银行的美联储，“当时银行的资本-资产比却远远地高于当今银行的资本-资产比，”格林斯潘曾谈到。换而言之，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银行远离高风险的运作，因为如果银行选择如同今天银行那样的小资金、大业务量的高风险运作，那么，储户便会将自己的资金转投其他的银行。
资金援助与“刺激”
2008年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股票市场和金融机构受到拖累一路向下，其中一些甚至破产终结，失业率大幅上升，国会投票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TARP），这笔巨额的援助资金将在布什政府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内投放，以期拯救各大金融机构。此后，进入奥巴马政府时期，国会再次立法通过和追加了787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力图重振经济。
第一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初衷是防止更多的金融机构陷入破产，这无疑将降低信用的易得性，而信用则是需求、产出，以及雇用的重要依据之一。2009年2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几个最大救助对象包括摩根大通（250亿美元）、富国银行（250亿美元）、美国国际集团（400亿美元）、美国银行（450亿美元），以及花旗银行（500亿美）。然而，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资金很快便被移为他用，例如对通用汽车公司，以及其他非金融企业的资金援助。
尽管国会中许多人公开表示对于援助资金的使用偏离既定方向的震惊，但是，这样的偏离却并不新鲜——更不惊讶！只要分析一下政府的政治动机，查阅政府在很多地方和时间点上的历史作为，便可窥见一斑。回顾到遥远的1776年，当时，亚当·斯密斯便曾警告说，英国政府设置的一项专项用于偿还国债的基金“被明显地、便捷地挪为他用”。另一位经济大师大卫·李嘉图同样反感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基金，理由是，对该基金的运作，“我担心，我们既不足够睿智，也不足够道德。”随后，李嘉图指责该基金“鼓励浪费”，并将之称作“妄想”与“欺骗”。
退回到所谓“更早、更简单的时代”，或许还存在过对政治动机和政治制约更为现实的理解。也许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政客和政府的预期更为无知和愚昧。
当今的救援重点是那些被武断地选出来给予纳税人金钱的人，却很少去探讨那些超能力选择高风险金融工具的房主的情况，更没有提及投机客从房地产的繁荣中获得丰厚收益之后却陷入不可避免的损失的境地。不论是资金援助计划，还是刺激计划，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尽管并不总是那么的严重，这些问题包括效果的滞后问题，如此庞大的无法预测的赤字支出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的风险问题，以及一个关键的问题——“刺激”计划是否真的能够刺激经济复苏等。
时机问题
即便利用最佳的干预手段，投入最优秀的专家，在实际生效之前，也很难预测一项既定的开支能够取得怎样的效果。即便是美联储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常规举措，其效果的显现也是滞后的，滞后的时间有时甚至超过一年，而没有人能够确保一年后经济形势会是什么情况。当整体经济出现需求不足时，通常的举措便是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其效果的充分体现则或许需要等到通货膨胀压力显现之时，这时，继续增加货币供应便会使得通货膨胀恶化。
目前政府的大笔开销据说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效果或许需要相当长的滞后才能够体现，因为建设几乎涉及一切，它需要遵守联邦的、州际的、地方的各种法律法规，首先需要的便是环境研究，其次，各类听证会务必举行，各种反对意见必须考虑和仲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预测当前拨发的资金具体何时支出的确相当有挑战性。
如果划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用于维修现有的道路、桥梁，或其他类似的已有设施，而不是用于新建设施，那么，该资金或许能更快地进入经济循环，也更容易预测。然而，对于基础设施的维护和修缮的普遍忽视的真正理由是，出于政治动机更乐于修建新的事物，而不是修缮或维护现有的东西。新建一幢大厦，一个社区中心，或一个小艇船坞所创造出的剪彩仪式的机会，对于当选官员来说可是最可宝贵的宣传和广告。而填补路面的凹坑，或是维修桥梁或下水道，则显然不可能配备光鲜的剪彩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