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有权通过介入接受资金援助企业的决策方式来保护纳税人的税款，这一论断在政治上成立，而逻辑上缺失。权利不是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拿把锤子将自己拥有的房屋的每一扇窗户砸碎。但没有人相信，有权去做等同于智慧地做。政府的目的并不是为实践其所拥有的每一个想象得出的权利，而是实践所有可能拥有的智慧，为国家造福。
让接受资金援助的企业难以与其他没有受到薪水制约的企业相抗衡，因而竞聘到最高领导人的做法，很难说是保护纳税人税款安全的智慧的做法。如果沃尔玛开出5倍于通用汽车开价的薪水，那么，选择去通用汽车工作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同样，其他政治性的限制措施又如何能够保障纳税人的税款安全，当受此限制的企业必须与不受制约的企业形成竞争，而前者还需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限制？更何况，事实上，行政性的薪资“专制”同时也给某些政府援助的企业高管带来了薪水的实际增加，而这意味着，保障纳税人的税款安全或许仅是扩张政府权力的一个借口。
当前的经济危机本身便产自政客们对于企业和市场的干预，他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专长去做决策的制定，而且其间还会牵涉重大利益。为将同样的理念扩张到其他的经济领域，要做的是激起更大范畴的灾难，而不是终结当前的危机。断言有权如此行事完全搁置了问题的重点，即如果政客们继续依照造成当前经济困境的干预模式行事的话，国家究竟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奥巴马政府在就任前夕，即将成为总统幕僚总长的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e）发表言论，“我们绝不希望一次如此重大的危机白白地浪费掉。”接着，他又补充道，“我的意思是，危机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去实施一些此前无法入手的事情。”换句话说，伊曼纽尔的此番言论，再加上新政府的实际作为，已充分表明他们利用当前危机打造长期的政治导向型经济的真实目的。仓促通过立法，以终结危机的名义，而且选择新政府入住白宫之初的“蜜月”期间，以及公众和媒体尚无力批判之时，对于追求这样的目标来说，这样的时机完美无缺，尽管快速地拯救经济于危机之中的论断显得如此的苍白和无力。
相反，我们谈论的是利用危机从根本上、永久性地改变美国社会的架构。不论新政府有着怎样的信心和热情去改造美国的架构以符合自己的理念，这个架构都已经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今新政府的提议是，抛弃所有已有的，为了某种未经尝试过的理论，原因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势——政府干预而导致危机的恶果为如今更多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尤其是以“变革”的名义。
通过干预将银行家及其他借款人推入事与愿违的高风险信贷实践的一些政客，目前正积极寻求介入其他行业并再度出演的机会，例如汽车制造业。与此同时，不断变长的政府指令也正强加给接受了援助的各个银行：
获得政府援助资金的金融机构被告知，它们务必为那些痛苦不堪的购房者延期收回房产或修改抵押贷款合同，也务必削减红利，取消员工培训及道德建设培训，撤销给予外国公民的就业机会。
无论这些政府指令单独来看有着怎样的优缺得失，它们总体体现的东西是美国宪法从未授权政府的事物。此外，一切指令都紧随在援助之后，而非接受援助的前提条件，因此，更是留下了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问题，即未来究竟还会有多少强制性的指令？这无疑增加了有碍于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某些银行会试图退还联邦政府依照《问题资产援助法案》信贷给它们的款项，而奥巴马政府为何拒绝这样的退还，这将意味着放弃已经通过《问题资产援助法案》获得的权力。
市场已经展示了自己如何应对房地产市场崩盘而快速响应。仅仅几年之后，无首付抵押贷款、仅付利息式抵押贷款，以及其他“创新性”的购买房屋的融资手段在加利福尼亚州急剧下降。但是，政治舞台却依然充斥着同样的政府宏观管理的论调，以同样的特色，它们将房地产市场，以及最终整个经济，置于毁灭的道路之上。
除了时间不同，特色有别之外，新政之下的基础理念与当前政府的基础理念从根本上来讲，极为相似。不论坚信这一理念的人们如何构想和表达这一理念，都无碍于这个理念的本质，即联邦政府实施了超出美国宪法所赋予的更多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权力。政府耗散巨资购买的，是宪法从未授予它的向乙方发号施令的权力。政客们所作所为的实质，其实就是用纳税人自己的税款购买我们纳税人自己的自由。
总结与推论
作为一个国家，在我们继续前进之前，最好回头看看来时的路，不管需要多么紧急地立刻采取行动，事实上，尤其是当需要紧急地立刻采取行动之时。
不论是整体地看待美国经济还是单独地看待房地产市场，我们都会看到历史上一代又一代人所取得的显著进步，以及近年来快速演变形成的糟糕局面。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产出一直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有这一切是如此的理所当然，以至于没有人会认为今天的3亿美国人民制造出比超过10亿人口的印度更多的产出这个事实有任何值得夸耀的地方。诚然，美国的产出甚至超过印度和中国的总和，而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总和却超过美国人口八倍之多。我们的产出也超过了日本、德国、英国以及法国的总和。
当然，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同经济中的其他方面一样。但这是否就意味着①我们需要改变某些近期糟糕的政策，或者②我们需要重塑已经良好运转了几个世纪的整个经济系统？更具体地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允许政客们在美国企业应该如何运作这个问题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借款人开始不得不借款给那些无法达到历经市场多年考验而确定的传统信贷标准的人群。这些高风险贷款的发放完全得益于政府监管部门和政客的施压，以及司法部门司法起诉的威胁，如果贷款申请的批准率出现不符合政府构想的借款人。
加大发放给无法达到通行多年的贷款审批标准的人群的贷款力度，是完成强制指标的一个途径。信贷指标是政府医治前期政治“解决方案”造成的问题的许多政治狗皮膏药中的一块。通常，这样的干预都集中在几个有限的目标上，而缺乏更宽泛的、通盘的、系统性的现实思考，甚至是意识。让人不禁怀疑的是，过去，立法禁止银行开设分支机构的绝大部分政客们，心里考虑的事情究竟有没有远过保护地方银行，避免其与更大、更知名的银行分支机构竞争。似乎更不可能的事情是，这些地方政客会感觉到自己对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数千家银行倒闭的责任。
多年来一直秉持“房屋自有”为房地产政策试金石的这个时代的政客们，同样不太可能意识到自己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以及广泛的失业负有责任。这一点意味着，选民们必须保持对于政治倾向性的报道最少的怀疑，不论媒体怎样地应和。最好再培养出一种警觉，即任何事物“都与价格关联，因此，一个要素的微小变化都将顺沿着关联的链条传递到其他万事万物”。当有人大力鼓吹时下某种“天大好事”的政治革命时，尤其要引起警觉，无论它是房屋自有，还是抵押贷款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减少，或是整个经济的重构。
认为政客们不会“白白浪费”当前的经济危机，而是乘着公众尚无力反对之时，利用危机而火速通过某种经济的根本上的重构的观点，至少要让我们屏息片刻，如果我们不能立刻竖起警钟的话。
2009年9月，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美国货币历史权威阿伦·梅尔泽（Allan Meltzer）教授在一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写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坚信，衰退有望在大部分政府支出到位之前结束。”不论公众有多么欢迎这样的预期，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放任经济自行复苏从来都不是政治的切实之选，因为这将意味着，当政客们希望“有所作为”的时候，危机这个大好时机将被“白白浪费”。
从那些寻求重塑美国经济架构的人们的立场上来说，最糟糕的剧情便是，在他们能够将充当救世主的蓝图置入立法之前，经济开始自行出现了复苏的明显迹象。仓促通过“刺激计划”立法背后的急迫性是真实存在的，即便如此仓促的理由并不是快速耗散巨资以加速经济的复苏。政府努力于2009年8月国会休会之前通过大规模的医疗保健议案，即便如此该法案也要到2013年才生效，背后类似的急迫性正是又一次竭力通过立法，缓慢真实执行的行为模式的重复。
新政及大萧条的历史会自己重演吗？或者，经济会向某些经济学家深信的那样从当前的衰退中迅速复苏吗？当然，没有人能够预先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哪一种类型的政策会导致哪一种后果，而此类政策的重复很可能导致当今的局面。如果说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错误通常被重复，即便打着创新的名义，即“变革”的名义。多年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评论对如今的时代依然生动贴切：
研究历史，是医治当代人傲慢气焰的一剂猛药。当我们发现我们原以为何等新奇、何等言之凿凿的肤浅论断，原来早已被人类付出的巨大代价不止一次地验证为彻底的错误时，尽管它们可能呈现出无数不同的伪装，我们才能感觉到羞愧而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