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类型的基因会导致基因变化呢？一个基因相当于合成一个蛋白质分子的一组指令。由这种数字式的简单缩写跳跃到构成个性的复杂层面，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这个似乎不可能的想象首次实现了。人们正在探索导致个性变化的基因序列中的变化：虽说是大海捞针，毕竟已可以捞到几根了。让我们以构成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这种蛋白质（BDNF）的基因为例，它位于11号染色体上，是一个短基因，其DNA 片段只有1335个字母组成——实属巧合，恰好与本段原文的英文字母数一样。该基因组成4个字母的遗传密码，指导蛋白质分子的合成。这个蛋白质就像是大脑中的肥料，可以促进神经元的发育，以及其他更多。在大多数动物中，该基因的第192个字母是G，但在有些人中是A。人类中大约有3/4的人该基因带有G 版本，余下的带有A 版本。一个微小的差异，仅仅是一个长段中的一个字母，合成了一个稍有不同的蛋白质——在该蛋白的第66个位置上有的是蛋氨酸，有的是缬氨酸。因为每个人体内的每个基因都有两份拷贝，这就意味着有三种情况出现。一些人的BDNF 中有两个蛋氨酸，一些人的BDNF 则有两个缬氨酸，余下的人则是各带一个蛋氨酸和一个缬氨酸。如果你发一份问卷调查来测试人们的个性，并同时确定他们带有何种BDNF，你会得到一个令人大为吃惊的结果。带有两个蛋氨酸的人的神经敏感度明显弱于各带一个蛋氨酸和一个缬氨酸的人，而后者的神经敏感度又明显弱于带有两个缬氨酸的人。
在抑郁、害羞、焦虑和脆弱这些情绪方面——它们构成了心理学家说的“神经过敏症”6个层面中的4个，带有两个缬氨酸的人表现得最为强烈，带有两个蛋氨酸的人则症状最轻。在其他关于个性的12个层面中，只有一个（感情的开放度）体现出相关性。换一句话说，这个基因尤其影响神经过敏程度。
不要太得意忘形了。这个发现只能够解释人类差异中的很小一部分，大约是4%。也许它只能证明研究所在地，即密歇根的蒂卡姆西地区的257个家庭所独有的特征。它绝不是什么神经过敏基因。但是，至少在蒂卡姆西地区，该基因的差异解释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些个性差异，而且这种解释与描述个性的标准方式是相符合的。它也是所发现的第一个与抑郁有紧密关系的基因，这给医学界带来了一线希望，也许我们可以应付这一最难治疗又最常出现的现代生活中的紊乱了。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体会，这个特殊的基因并不是多么意义重大，但它证明了一点，DNA 密码中的一个拼写变化就可轻而易举地跳跃至一个真正的个性差异。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人，都无法说出这样一个微小的变化是如何或者为什么导致了不同的个性，但它的确做到了。行为遗传学的批评者总喜欢带着质疑的态度，“基因只是用来维持蛋白质合成的，绝不可能成为个性的决定因素。”这样的说法已经行不通了。蛋白质合成中的一个变化确实导致了个性的变化。此外，其他的一些类似基因也呼之欲出。
因此，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无稽之谈：相比于那些在不同家庭长大的人，拥有不同基因的人体现出的个性差异会更大。赫米娅和海伦娜在一起长大，但她俩的相似程度远不及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和维奥拉（Viola）之间的相似度，尽管这对孪生兄妹从小就被分开养育。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发现，丝毫不能让人激动。任何有不止一个孩子的父母都会注意到孩子们个性上的明显差异，而且知道并不是他们造成了这些差异。之后他们也一定会发现孩子们有一些天生的差异，由于父母在同一个家庭养育孩子，孩子们的成长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分开养育的双胞胎研究的奇妙发现在于，即使环境有所改变，双胞胎个性的差异仍然大多是天生的。即使家庭环境变了，它也没有给个性的形成留下些许痕迹。双胞胎研究对这个结论做出最主要的贡献，它也充分获得了其他诸如收养子女研究以及双胞胎与收养子女关系研究的支持。
在同一个家庭长大所形成的对心理特征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或者：在形成成人个性差异方面，共享的环境所起到的作用极其微小，几乎无关紧要。不知不觉中，这样的表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成了一种断言，家庭一点也不重要。这样的逻辑似乎在说，放手向前吧，别在意你的孩子，他们的个性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一些人谴责研究者们带给大家这样的想法。可是，稍微读些细节，你会发现书中一直在小心地否定这种谬见。一个快乐的家庭会给你除了个性以外的东西，例如幸福。家庭对个性的形成也很重要；一个孩子绝对需要在家庭中成长，这样才能使个性得到好的发展。只要她可以生活在家庭里，那么无论这个家庭是大还是小，是穷困还是富裕，是群居还是隐居，是成立已久还是新近组成，这些都无所谓。一个家庭就像是维生素C，你需要它，否则你会生病。但是你一旦拥有了，储备过多也不会使你更健康。
对于那些执着于精英统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发现。它意味着，人们没有理由去歧视出生于低层次背景的人；也不必用异样的眼光打量那些来自不寻常家庭的人。一个各方面条件匮乏的童年并不会令一个人形成某种个性。环境决定论和基因决定论一样，都是不合理的，我在整本书中都会谈到这一点。幸运的是，我们不必相信其中任何一种。
双胞胎的个性研究引发这样一种批判意见，我会将它穿插到接下来的论述里，即基因是后天的代理人，其程度至少相当于它们是先天的代理人。该批判依赖这样一个事实，遗传度完全取决于环境。在一群经历同等甚至是相同的培育模式的美国人中，个性的遗传度也许会很高。但是，把几个来自苏丹的孤儿或新几内亚人的后代丢到他们之中去，个性的遗传度就会迅速下降，现在就是环境在起作用了。如果维持环境稳定不变，那就是基因起决定作用。多么神奇啊！“在法庭上我都可以证明，”研究记忆基因却无暇从事双胞胎研究的蒂姆·塔利（Tim Tully）说，“遗传度和生物学毫不相干。”
在某种程度上，双胞胎研究者若是说测量遗传度就是他们的研究目的，那这就是在自我欺骗。而且，他们已经得到明显的证据，显示基因的确影响个性，那接下来他们还会做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在揭示到底哪些基因能发挥影响作用方面，孤立的双胞胎研究一向都爱莫能助。
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通常情况下，人性中某些特征的遗传度最高，这些特征由众多基因所决定，而不是受单独几个基因行为的影响。而且，越多的基因参与其中，遗传度就越高，这是由基因的附带影响而非直接影响造成的。例如，犯罪就有相当高的遗传度。一些收养的孩子后来留有犯罪记录，他们的行为更像是其亲生父母的，而非养父母的。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定的犯罪基因，而是因为他们特殊的个性让他们容易违反法律，这些个性是遗传下来的。正如双胞胎研究者埃里克·特克海默（Eric Turkheimer）所言，“难道真的有人认为，那些愚笨的、讨人厌的、贪婪的、冲动的、情绪不稳的人或酗酒的人不会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罪犯吗？这些性格特点真的完全不受基因遗传的影响吗？”
智力
尽管双胞胎研究大获成功，但人类行为中的少数特征仍显示出较低的遗传度。幽默感就是一个低遗传度的例子，收养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有着相似的幽默感，但分开养育的双胞胎的幽默感却相当不一样。人们的饮食偏好也几乎没有遗传度——你的饮食偏好来自早时的经历，而不是由基因决定。
（老鼠也是如此）
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来自共享环境的强烈影响——自由派或保守派父母也会将自己的偏好传给子女。宗教派别也是通过文化而非基因传递的，不过不包括宗教虔诚度。
那智力呢？有关于IQ 遗传度的争论自从出现以来便饱受争议。最初的IQ 测试设计粗陋并带有文化偏见。20世纪20年代，由于相信智力具有高遗传度，并担心智商低的人过度生育，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下令给心智缺陷者做绝育手术，以防止他们将不好的基因遗传下去。之后，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自此以后，甚至有关IQ 可遗传的论断都会遭到尖刻的谴责，反对者会抨击提出者的声誉，并强烈要求他们撤销此言论。第一个遭难的便是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他于1969年在《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立刻受到不少攻击。
到了20世纪90年代，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理·默瑞（Charles Murray）在《弧线排序》（The Bell Curve）中宣称，如果人们都进行选择式婚配，按照和自己相符的智力以及种族来选择，那么社会便可以划分出不同阶层。这个论断引起了一大批学者和记者的又一波愤怒抨击。
但是，我怀疑如果你在普通人中展开一次民意调查，你会发现他们很难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改变原有的观点。大多数人相信有“智力”这回事，即是否具有与生俱来的才能来进行脑力活动。他们的孩子越多，就越相信这一点。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相信，可以发掘有天资的孩子的智力，然后将其通过教育的方式传给没天分的孩子。但他们仍然认为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
分开养育的双胞胎研究明确支持以下观点，尽管一些人擅长做这些事，一些人擅长做那些事，但仍然有整体智力这回事。这就是说，智力的大多数测量尺度相互关联。那些在综合测试或词汇测试中得分高的人，通常也擅长抽象推理或数字归纳推理的任务。一个世纪以前，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首次发现了这一点。他是高尔顿的追随者，以“g”因素来指代一般智力。如今，不同的相互关联的IQ 测试中所得到的g 因素，仍然是一个有力的标尺，可以预测孩子将来在学校的表现。在心理学领域，对g 因素的研究比其他任何研究都要多。多元智力理论总是来来去去，但智力的关联性研究一直是热点。
什么是g 因素？它是统计测验中得到的一个真实数据，以大脑中的智力活动的方式体现出来。它关乎思维速度或大脑尺寸吗？或者，它是一种难以察觉的东西吗？首先我要说的是，到目前为止，对g 基因的寻找只带来了莫大的失望。一些基因在遭到破坏后会造成智障，但它们若只是发生细微的变化，还没有哪个基因能导致智力程度的改变。在智力超凡的人中，研究者们随机调查他们的基因，以求发现在哪些方面与常人的基因不同，可迄今为止，他们只发现一个像样的统计相关性（指的是位于6号染色体的IGF2R 基因），以及其他2000多个未经证实的相关性。这就像大海捞针，大海太大，针又太小。一些候选基因，例如可能会影响神经元信号传递速度的PLP基因，却只能在很小程度上解释反应时间的长短，与g 因素并没有多少相关性。由此可见，高智力等于高速运行的大脑说法看来没什么前途。
一个可以清楚预测智力的物理特征是大脑尺寸。脑容量和IQ 的相关性约为40%，这个数字为小脑袋天才和大脑袋傻子的存在留有很大余地，但这仍是一个较强的相关。大脑由白质和灰质组成。2001年，大脑扫描仪已经可以用来比较人们大脑中的灰质容量。在荷兰和芬兰两地分别展开的独立研究中，研究者发现g 因素和灰质容量有很强的相关性，尤其在大脑中一些特定部位。两地的研究还发现，同卵双胞胎的灰质容量相关性高达95%，而异卵双胞胎的灰质容量相关性只有50%。这些数据说明有一些东西完全受到基因的控制，它没给环境影响留有多少余地。用荷兰研究者丹尼尔·波斯迪玛（Danielle Posthuma）的话来说，灰质容量“完全归因于基因因素，与环境因素无关”。这些研究虽没有让我们更接近了解哪些属于真正的智力基因，但它们确定了智力基因的存在。灰质由各组神经元组成，这个新发现的相关性说明了，比起普通人，更聪明的人在理论上会有更多的神经元，或者神经元之间有更多的联结。在研究者发现ASPM 基因可以通过神经元数目决定大脑尺寸以后（见第1章），g 因素的某些基因似乎很快也会浮出水面了。
然而，g 因素不是一切。双胞胎研究也揭示了环境对智力的影响作用。和个性不同，智力受到家庭的强烈影响。对双胞胎遗传度的研究、对收养子女遗传度的研究，以及对这两类的综合研究最终汇成同样的结论。IQ 大约有50%是“叠加遗传”的，25%是受共享环境的影响，剩下的25%是受个人独有的环境因素影响。因此，智力和个性截然不同，它更容易受到家庭的影响。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的确令你更容易成为一个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