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吗？想一想他吧。你不向蚕借一根丝，不向野兽借一张皮，不向羊借一片毛，也不向麝猫借一块香料。嘿！我们这三个人都已失去本来的面目，只有你才保留天赋的原形；人类无处栖息时，不过是像你这样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
——《李尔王》
相似犹如差异的影子。两个事物相似，是通过它们与第三者的差异得以区分的；两个事物有差异，是因为其中一个与第三者相似。个体也是如此。一个矮个男人和一个高个男人之间存在差异，但如果他们和一个女人做比较，那他俩又相似了。物种方面亦是如此。男人和女人有很多不同点，但如果与一只黑猩猩相比，他俩的相似性一定更为醒目——拥有无毛的皮肤、直立的姿势和挺立的鼻梁。不过，要是与狗比起来，黑猩猩则与人更为相似，都有脸、双手以及32颗牙，等等。当然，狗也和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二者与鱼则有更大的差异。差异与相似如影随形。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那个天真的年轻人当时的感受吧。1832年12月18日，他上岸登上火地岛，第一次遇到那些人，现在我们会称为原始社会狩猎者，他当时称其为“生活在自然状态里的人”。也许他来自己讲述这个故事更好：
毫无疑问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奇特也最有趣的场景。我简直不敢相信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这比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得多。这让我觉得人类就像是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推动改善过一样……（我）相信即使找遍世界的角角落落，也不会发现更低层次的人了。
查尔斯·达尔文之所以如此震惊，是因为他并不是第一次见到火地岛土著人。他曾经与三个被运往英国见国王的火地人同船，只不过那会儿他们穿着长袍和大衣。那时候达尔文认为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然而在这里，他们的同类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人。他们让他想起了……嗯，想起了动物。一个月以后，他在更偏远的地方看到一个帽贝采集者的住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发现了他睡觉的地方——这个供他栖息的场所，绝不比一个野兔窝好。这样的一个存在者，他的习性不会比动物习性强多少。”
我们可以突然意识到，他这里写的不仅是差异（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差异），还包含了相似性——这样的火地人与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火地人与这位剑桥毕业生之间差异太大，反倒更倾向于类似一个动物。
达尔文遇到这些火地土著人6年之后，也就是1838年的春天，他参观了伦敦动物园，第一次见到一只大猿猴。她是一只红毛猩猩，名叫珍妮，是入住该动物园的第二只猿猴。上一任是一只黑猩猩，名叫汤米，于1835年开始在该动物园展览，不过它几个星期后死于肺结核。1837年珍妮入园，和汤米一样，她的出现在伦敦社会里引起一场小轰动。她是一个像人的动物呢，还是一个像动物的人呢？猿猴引发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该如何区分人类和动物，以及如何区分理性和本能。珍妮的照片登上了《实用知识传播协会大众期刊》（Penny Magazin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的封面，杂志中的社论安抚读者说，“也许与其他兽类相比，红毛猩猩显得非同寻常，但它绝不会侵入人类道德和思想的领地。”但是，1842年维多利亚女王曾经在动物园见到另一只红毛猩猩，她有着不同的见解，因为她把猩猩描述成“一个可怕的、让人觉得难受和讨厌的人”。
在1838年达尔文第一次见到珍妮几个月以后，他又去过动物园两次。他带了一只口琴、一些薄荷和一根马鞭草。珍妮对这三样东西都很喜欢，她还对自己镜子里的模样“万分震惊”。达尔文在笔记中写，“人们去参观驯养的猩猩……了解它的智力……然后便为自己突出的优势而洋洋自得。傲慢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件伟大之作，值得与神灵并置。谦卑一点的看法是，这也是我的观点，人是由动物进化过来的。”达尔文将学到的本用于地质学的方法用来研究动物，即均变原则，该原则认为形成如今地质的条件与远古时期地质的形成条件是相同的。同年9月的晚些时候，当他读着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时，达尔文灵光一闪，想到了如今众所周知的物竞天择。珍妮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她从他手中拿过口琴并放到嘴边，这帮助达尔文意识到一些动物可以超越原本野性的状态，就如同火地人让他明白人类可以沉沦到文明的最底层。动物与人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吗？
他并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事实上，一名苏格兰法官蒙博多勋爵（Lord Monboddo），曾在18世纪90年代就设想通过训练让红毛猩猩说话。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启蒙主义哲学家里为数不多会问这个问题的人之一，如果猿猴与“野人”不相延续，那会是怎样？然而，达尔文改变了人类对于本性的思考方式。在有生之年，他终于得出结论：人类和其他猿猴一样，有着共同的祖先，一步步演变进化过来。
但是在说服他的同伴接受这样的观点时，达尔文则出师不利。从达尔文阅读大卫·休谟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所做的最早的笔记，到他最后一本有关蚯蚓的著作，他的观点始终如一，认为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之间存在相似性，而非差异。他把试验珍妮的镜像测试同样用于自己的孩子们。他不断思索人类情感、姿态、动机和习性在动物身上的对等表现，以及它们的演化起源。他明确地指出，心智和身体一样需要进化。
然而在这一点，他从前的许多支持者却倒戈相向，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是个显著的例外。例如，物竞天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之一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就提出人类心智太过于复杂，不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这一定源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华莱士的推理颇具吸引力和逻辑性。华莱士在他那个时代里以没有种族偏见思想而著称。他曾与南美和东南亚的土著人生活在一起，他视对方与自己是平等的，即便智力也许有时会有差别，但是彼此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这让他坚信所有的种族都有着相似的心智能力，但这也让他困惑，在许多最“原始”的社会里，人类智力最伟大的方面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你的一生都将在热带丛林里度过，那么即便你会阅读和做长除法，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华莱士说，“一种更强的智力在指引人类种族的发展过程。”
我们现在知道，华莱士的设想是有道理的，达尔文在这方面却错了。最低级的“人”与最高级的“猿猴”之间并非只有一线之隔，而是有着巨大的空白地带。从谱系的角度看，我们都有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它生活在15万年以前。可是人类和黑猩猩最近的共有祖先至少生活在500万年以前。在基因上，人与黑猩猩的差异至少是两个最不相似的人之间差异的10倍。但是，华莱士由这样的设想推理出，因为不同于动物心智的发展，人类心智的发展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么说是没有根据的。两个动物有差异并不代表它们之间没有相似性。
17世纪里，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曾断定：人是有理性的思维，而动物就像是自动的机器。动物的“行为不是源于思维，而是源于器官的控制……野兽不只是理性程度小于人类，而是完全没有理性。”
达尔文的观点一度弱化了笛卡尔的划分法。在最终摆脱神灵创造了人类心智的想法后，达尔文同时代的一些人有了自己的观点，“本能主义者”开始认为人是由本能机械式操控的，“心智主义者”则相信动物的大脑也具有理性和思想。维多利亚时期心理学家乔治·罗曼斯（George Romanes）在著作中将心智主义者的拟人论推向巅峰。他大力称赞宠物的智慧，例如狗可以打开门闩，猫似乎能够听懂主人的指令。罗曼斯相信，对动物这些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做的是有意识的选择。之后他还提出，每一种动物都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人类一样，只不过它们的思维可能被冻结在某个阶段，类似于儿童在某个年龄段的思维。因此，黑猩猩的思维大约等同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狗的思维和一个小一点的孩子差不多，等等。
这种观念得以维持，是因为人们对野生动物缺乏了解。人们对于猿猴的行为知之甚少，以至于将其视为人类的原始版本，而不是表现相当出色的某种复杂的动物。1847年，在发现看起来十分凶残的野生大猩猩以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人与野生猩猩的相会，全都是短促并伴随暴力的。当猿猴被带入动物园后，它们很少有机会来展现全部的野生习性。它们的饲养员会更多地关注猿猴“模仿”人类习俗的能力，而疏忽了它们本来的一面。例如，从黑猩猩第一次抵达欧洲起，人们就着迷于让它喝茶。法国伟大的博物学家乔治·勒克莱尔，布丰伯爵（Georges Leclerc，Comte de Buffon），是第一批见到被捕捉的黑猩猩的科学家之一，大约是在1790年。他发现了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呢？当时他亲眼看见那只猩猩“拿起茶杯和托碟，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放糖进杯子，并倒茶进去，但它没有立即喝，而是让茶水晾一会”。
几年以后，托马斯·比维克（Thomas Bewick）兴奋不已地报道，一只“多年前曾在伦敦展出的猿猴，竟学会坐在桌子边，用刀叉来吃给它的食物”。
18世纪30年代，汤米和珍妮抵达伦敦动物园后，人们很快教会它们坐在桌子边吃喝，当然这是为了取悦那些交钱来参观的观众。猩猩茶会的传统由此诞生。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已成为伦敦动物园里的一项日常仪式。猩猩们所受到的训练，既模仿人类习俗，又打破这些习俗，“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性，它们的桌面礼仪显得太过于雕琢了。”
动物园里的黑猩猩茶会持续了50多年。1956年，布鲁克邦德公司（Brooke Bond Company）制作的茶产品电视广告里，首次采用黑猩猩茶会的场景，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此后其他公司也纷纷效仿，直到2002年狄得利（Tetley）公司才放弃使用黑猩猩茶会的题材。到了1960年，人们知道的更多地仍然是黑猩猩们学会桌面礼仪的能力，而不是它们在野外是如何表现的。难怪猿猴会被视为滑稽的人类学徒。
在心理学上，不久后心智论便遭到了贬低和驳斥。20世纪初的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证实，罗曼斯所说的狗其实只是偶然学会那些聪明的小把戏的。它们并不懂得门闩是如何运作的，只不过在重复那些偶然令它们打开门的动作。针对心智论的盲目性，心理学家很快提出了相反的设想：动物行为是无意识、自发式的，只是一种反射活动。这个设想很快被视为信条。10年里，激进的行为主义者无视那些心智论者，刚好同时期布尔什维克也是对孟什维克置之不理。行为主义者言之凿凿：动物不会思考，没有理性，只是对刺激做出回应。谈论动物有心智已成为异端邪说，更不用说将人类心智发展归于和动物一样的范畴了。不久，在伯尔赫斯·斯金纳（Burrhus Skinner）的影响下，行为主义者将同样的逻辑用于人类。毕竟，人类不只将动物拟人化，他们还将不好用的面包机说成是任性，将雷暴说成是上天发怒。当然，他们也会将别人赋予某种定性思维，认为他们受理性的操纵太多，受习惯的影响太少。可是，试试给一个对尼古丁上瘾的人说道理看看。
但是，由于人们没有完全接纳斯金纳分析人的观点，行为主义者在不经意间重新恢复了人类心智和动物心智之间的区分，正如笛卡尔所做的一样。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强调人类拥有独特的属性，也就是文化，因此要禁止所有有关本能的说法。到了20世纪中期，讨论动物心智和人类本能都成了异端之说。人类与动物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相似。
类人猿的肥皂剧
1960年，一切发生了改变。那一年，科学界的一个新人，一位年轻的女士来到了坦噶尼喀湖岸边观察黑猩猩。后来她这样写道：
我真是太天真了。在我还没有接受自然科学的本科教育时，我并不知道动物被认为是没有个性、不会思考、不能感受情感或痛苦的。正因为不知道，所以在我最初的描述里，我自由地使用了那些被禁的术语和概念，竭尽所能地记录了我在贡贝看到的无比惊奇的一切。
结果，珍妮·古道尔对贡贝黑猩猩生活的描述，就像是简·奥斯汀（Jane Austin）写的有关玫瑰战争的肥皂剧情节那般曲折生动——富含了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我们可以感知到猩猩们的雄心、嫉妒、欺骗和感情，我们可以区分它们的不同个性，了解它们的行为动机。我们会忍不住和它们感同身受：
渐渐地，埃弗雷德（Evered）找回了自信，部分原因无疑是费甘（Figan）没有一直和自己的兄弟法本（Faben）待在一起。法本和汉弗莱（Humphrey）还是很要好，而费甘也会很聪明地避开强壮的雄猩猩。而且，即便兄弟俩在一起时，法本也没有总是帮助费甘。有时候他只是坐在一边看着。
尽管后来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古道尔对猩猩的拟人描述给了人类例外论狠狠一击。猩猩不再被描述成是笨拙的自动式机器，无法和人做比较，而是成了和人类一样有复杂和微妙的社会生活的存在者。我们之前估计的要么是人类更多地受到本能的支配，要么是动物更有意识。此时，人类与动物的相似性，而非差异，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当然，古道尔的说法缩小了笛卡尔所指的人与动物间的空白地带，但这个消息在有着明确区分的人类科学和动物科学界传播得很慢。如同古道尔的导师、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所设想的那样，她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给研究人类远古祖先的行为提供线索，可即便如此，一直以来，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被灌输的观念是动物界的发现与人类研究是不相关的。1867年，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著作《裸猿》（The Naked Ape）中详细说明了人类和猿猴的相似性，大多数研究人类的学者都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