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年看成年，犹如早晨可预示一天。
——约翰·弥尔顿，《复乐园》
后天是可以逆转的；而先天则不能。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世纪以来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都偏爱振奋人心的环境改良论，而反感阴郁严苛的加尔文主义的基因论。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情况完全相反的星球，又将会怎样呢？假设科学家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许多有智慧的生物居住于此，它们不能改变后天的一切，但它们的基因却对其生存的世界具有高敏感度。
不要再假设了。在这一章里，我的目的就是要你相信，你就是生活在这个颠倒的星球上。若说人类是后天的产物，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父母养育，那他们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受到早期不可逆事件的影响。若说人类是基因的产物，那他们也会在成年以后表现出新的特征，而这些全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这是科学家们乐于传播的逆向惊喜之一，也是近些年来最少得到认可却最具重大意义的发现之一。即使是它的发现者，在先天后天那冗长的争论中沉浸已久，也只能模糊地察觉到这些发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1909年，在奥地利东部阿尔滕堡附近的多瑙河湿地，一个叫康拉德的六岁小男孩和他的朋友格蕾特从一个邻居那儿得到了两只新孵出的小鸭子。这两只鸭子对两个孩子产生印刻效应，会一直跟随他们到各处，误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父母。“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到，”64年后康拉德说，“鸭子对我形成了印刻……一个持续一生的行为源于幼年时期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验。”
1935年，已经和格蕾特结婚的康拉德·劳伦兹以更加科学的方式描述，一只出壳不久的雏鹅会把所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的东西作为追逐的对象，并一直跟随对方。这个移动的东西通常情况下是其母亲，但偶尔也会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教授。劳伦兹意识到，发生印刻效应的时间要求极为严苛，似乎也就是打开一个小窗口的时间。如果这只雏鹅出壳后不足15个小时，或已经超过3天，它都不会产生印刻效应。可它一旦对什么形成印刻以后，就会坚持下去，绝不会跟随另一个不同的养育者。
事实上劳伦兹不是第一个描述印刻效应的人。60多年前，英国自然学家道格拉斯·亚历山大·斯波尔丁（Douglas Alexander Spalding）曾提到，动物幼时的经历会给其心智“盖上印章”，这基本上用了同一个隐喻。我们对斯波尔丁知之甚少，不过仅了解的那点事也足够新鲜奇特了。约翰·穆勒在阿维尼翁遇见斯波尔丁，给他介绍一份家教的工作，对象是伯特兰·罗素的哥哥。罗素的父母安伯利子爵夫妇认为，斯波尔丁患有肺痨，不应该繁衍后代；但他们也觉得若是剥夺一个男人天生就有的性欲望是不公平的。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即由安伯利夫人亲自代劳。她的确履行了这个职责，但是她于1874年去世；两年后她的丈夫也去世了。安伯利子爵去世前曾提出让斯波尔丁成为伯特兰·罗素的监护人之一。这件事情被揭露后，伯特兰年迈的祖父厄尔·罗素大为震惊，他立刻接管了年幼的伯特兰的监护权，直到1878年过世。斯波尔丁已于1877年死于肺痨。
这个希腊式悲剧般不为人知的男主角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预先提出了20世纪心理学研究领域里的许多重大主题，包括行为主义。他也描述过一只新孵出的小鸡会“跟随任何移动的目标。而且，当只受到视觉引导时，它跟随一只母鸡的倾向性，和跟随一只鸭子或一个人的倾向性在程度上并无差别……是本能促使它跟随；耳朵，优先于经验，吸引它们去找合适的目标”。斯波尔丁还观察到，如果一只出壳四天的小鸡一直戴着头罩，当他将它的头罩掀开后，小鸡会立刻从他身边跑开；而如果在前一天他掀开它的头罩，小鸡则会一直跟随他。
然而，斯波尔丁的研究从未获得注意；是劳伦兹将印刻效应（德语是Pragung）绘进了科学地图。劳伦兹还创立了关键期的概念——即环境对行为发展产生不可逆影响的时间段。劳伦兹认为，印刻效应的重要性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种本能。对于新孵出的雏鹅来说，对其母亲产生的印刻是天生的。这种行为不可能是学会的，因为这是幼禽的第一个经验。在行为研究以条件反射和联结理论为主导的那段时间里，劳伦兹明白他的任务是要重树天生论的权威。1937年的整个春天里，尼科尔·廷伯根都与劳伦兹待在阿尔滕堡，两人一起创立了动物行为学——即对动物本能的研究。一些概念得以诞生，如转移行为（在做想做之事受阻时，转而去做另一件事）；释放物（诱发动物本能的环境刺激物）；固定行为模式（本能的子项目）。廷伯根和劳伦兹由于那个春天开始进行的研究而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但是，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印刻效应，视其为环境的产物。毕竟，除非有东西可跟随，要不雏鹅也不会跟随。它一旦跟随自己认定的“母亲”，就会偏向于跟随与之相似的东西。但是在那之前，它对“母亲”的模样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想法。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劳伦兹发现外部环境对行为的塑造作用，绝不亚于内部动机的作用。印刻效应既可归入先天之营，也可归为后天之营：我们可以教会一只雏鹅去跟随任何移动的物体。
然而，小鸭子就不同了。尽管劳伦兹在孩提时代成功地让鸭子对他形成了印刻，但成年以后的他却无法轻易地让绿头小鸭对他产生印刻效应。直到他模仿发出绿头鸭的声音，那些小鸭子才兴高采烈地跟着他走。小鸭子需要看到并听到它们的母亲。20世纪60年代早期，吉尔伯特·戈特利布（Gilbert Gottlieb）做了一系列实验来探知这是怎样运作的。他发现，无论是新出壳的绿头小鸭，还是新出壳的小树鸭，都会对其同类的叫声有选择偏向。这就是说，尽管之前从未听过自己同类的叫声，它们在听到时仍会知道这是正确的声音。但是之后，戈特利布使情况复杂化了，并得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结果。他对还未完全孵化出的小鸭的声带做了手术，使它们无法发出声音。这样一来，出壳的小鸭便不再对其同类的母亲有选择偏好了。戈特利布总结出小鸭子能识别正确的声音，是因为它们在孵出前就已听到自己的声音。他认为这推翻了本能的整个概念，因为这体现了一种出生前的环境触发因素。
妊娠的伤痕
如果环境的影响有一部分是发生于出生前的，那么环境听起来就不太像是一种可塑的力量，而更像是命运之为。这到底是小鸭子和小鹅的好奇心所致呢，或者是否人类也会对早期环境形成印刻，从而留下不会改变的特征呢？让我们从医学线索入手。1989年，医学专家大卫·巴克（David Barker）调查研究了5600多位男性的命运，他们都是于1911～1930年出生于英格兰南部赫特福德郡的6个区。那些出生时以及1岁时体重最轻的人后来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概率最高。体重偏轻的婴儿的死亡风险几乎是体重偏重的婴儿的3倍。
巴克的研究结果引来了许多关注。体重偏重的婴儿会更加健康，这一点不足为奇；可是奇怪的是，他们患一种老年病的可能性也较小，对于该病病因，我们早已经充分了解。这证明了，患心脏病并不是因为一个人在成年后吃了太多奶油，而是因为他1岁时过于瘦弱。巴克继而收集世界其他地方关于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的资料，来证实同样的研究结果。例如，1934～1944年在赫尔辛基大学医院出生的4600位男性中，那些出生和1岁时偏瘦和体重偏轻的人后来死于冠心病的概率相当高。巴克这样说道，如果这些人在婴儿时没有偏瘦的话，那么后来他们中只会有一半人患上冠心病，这对于公众健康研究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潜在式收获。
巴克提出，心脏病不能被视为人一生中各方面环境影响累积的产物。“相反，一些影响因素，包括儿时体重过高，取决于发育早期关键阶段中发生的事件。这体现出以下概念，环境触发了发育的‘开关’。”
根据由这项研究发展而来的节约基表型假说，巴克发现了婴儿对于营养不良的适应。一个缺乏营养、发育不良的婴儿，由于之前对出生前的经历形成印刻，出生后便“预料”自己一生中都生活在食物匮乏的状态里。他的整个新陈代谢都调整为适应体型偏小的身体，储存热量，以及避免过度运动。然而，当婴儿发现在自己处于一个各方面物质都很充足的环境里，他便会通过快速生长来予以补偿。但这样一来，就会给其心脏带来较大负荷。
这个饥荒假说也许有更奇特的暗示，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大规模的“偶然实验”所揭示的一样。该实验始于1944年9月，康拉德·劳伦兹和尼科尔·廷伯根这两位之前的合作者这时都身陷囹圄。劳伦兹被捕不久，待在一个苏联战犯营；廷伯根即将获得释放，他已在德国战俘营里被扣为人质长达两年时间，以其生命来威胁荷兰的抵抗运动。1944年9月17日，英国的空降部队抵达荷兰的阿纳姆市，攻占莱茵河上被纳粹控制的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8天以后，在击退前来救援的地面部队以后，德军迫使他们投降。至此，盟军放弃了解放荷兰的尝试，一直到当年冬天结束以后。
荷兰铁路工人发起了一场罢工运动，以阻止德军的增援部队来到阿纳姆。为了报复，纳粹德国特派员阿图尔·赛易斯——英夸特（Arthur Seyee——Inquart）发布一条禁令，禁止荷兰国内的所有民间运输。结果，荷兰迎来一场持续7个月的毁灭性饥荒，人们将其称为“饥饿的冬天”。但是后来引起医学研究者们重视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饥荒给未出生的胎儿带来的影响。在饥荒持续期间，荷兰大约有40000个胎儿，它们的出生体重和之后的健康状况均有记录。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的一个研究团队对于这些数据进行了研究。他们所预料的母亲营养不良会引起的一切后果均得到证实：畸形婴儿、婴儿的高死亡率和高比率死胎。但他们也发现，那些在妊娠期最后三个月的胎儿受到的不良影响仅体现在出生时体重偏轻。这些婴儿生长正常，但后来却易患糖尿病，这也许源于他们的节约基表型发育与战后充足的食物环境的不相称。
在饥荒时处于妊娠期前6个月的胎儿之后出生体重正常，但当他们成年以后，生出的婴儿则体型偏小。这种奇特的隔代影响很难用节约基表型假说予以解释，尽管帕特·贝特森注意到，蝗虫历经几代才由害羞独居及专食蜂类转为密集群居和多样化饮食，再历经几代以后转为之前的模式。如果人类也要花上几代时间才能在节约表现型和富足表现型之间转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芬兰人死于心脏病的概率几乎是法国人的4倍。自19世纪70年代的普法战争以后，法国政府便开始增加本国孕妇的食物配给。直到50年前，芬兰人一直生活在贫困中。也许，正是由于有了充足食物，前两代才会易患心脏病。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如今美国人的心脏病死亡率急速下降。然而在英国，人们享有充足食物的时间还不够长，于是在这方面落后了。
指长与生命
出生前的一次事件可能会有着深远的影响，绝不可能在日后的生活中被抵消。即便是健康人之间的细微差别，我们都可以将其归为出生前的印刻效应。手指长度便是一个例子。大多男人的无名指比食指要长；而大多数女人的无名指和食指长度通常一样。约翰·曼宁（John Manning）意识到，这体现了胎儿在子宫时接触的产前睾酮浓度。一个人在子宫时接触的睾酮越多，他的无名指就会更长。这种联系可以通过一个生物学理论予以解释。支配外生殖器生长的同源基因也控制了手指的生长，子宫里各个事件发生次序的一个细微差别就会导致手指长度稍有不同。
曼宁的无名指测量大致说明了人们出生前接触的睾酮素的多少，你也许会说那又怎样呢？好吧，让我们忘记手相说，这是真正的科学预测。无名指比正常人的长（睾酮素多）的男人患上自闭症、阅读障碍症、口吃和免疫功能障碍的风险较高。
而无名指过短的男人则更易患有心脏病和不育症。而且，男性的肌肉也部分受到睾酮的影响，因而曼宁曾在电视上贸然预言，在一群赛跑选手之中，那个无名指最长的选手会赢得比赛。结果那个人真的赢了。
无名指的长度，事实上还有它的指纹，都是在子宫时便被印刻下来的。它们是后天的产物——显然子宫就是后天的化身。但这并没有令它们具备可塑性。后天比先天更具可塑性这种安慰人的说法，部分程度上依赖一个谬论：后天是出生后发生的一切，先天是出生前发生的一切。
也许你现在可以隐约理解第3章提及的悖论解释：行为遗传学既揭示了基因的作用，也揭示了非共用环境的作用，但它却无法揭示公用环境的影响。兄弟姐妹没出生前的环境是非共享性的（除双胞胎以外）；每一个婴儿在子宫中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在子宫里的遭遇，如营养不良、流感或睾酮素，取决于当时母亲身上发生的事件，而不是整个家庭里发生的事。出生前的后天环境越重要，后天在出生后就越难以发挥作用。
性与子宫
整个印刻效应有点儿弗洛伊德理论的色彩。年迈时的西格蒙德相信，人类心智带有其早年经验的印记，尽管其中许多一直在深藏在潜意识中，但它们依然存在。重新发现它们是精神分析学家们在诊疗中最感愉悦的事情之一。弗洛伊德继而提出，通过重新发现这一过程，患者可以治愈自己的各种神经症。一个世纪以后，人们对于这个提议有了明确的判定：很好的诊断，糟糕的疗效。精神分析在改变人方面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它可以谋取高额利润的原因——“下周见”。但是，它存在的前提是正确的，人类的确有“成长经验”，这些经验形成得很早；它们依然存在于成人的潜意识里，并有很强的影响力。由此类推，如果它们仍然存在，具有影响力，那么它们一定很难被逆转。如果成长经验一直存在，那么它们一定是不可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