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0年起，这对情侣所做实验的对象是一个名叫艾伯特B（Albert B）的小孩，他从出生起便一直在医院里生活（有传闻说他是华生和一个护士的私生子，但我并未找到相关证据）。艾伯特11个月大时，华生和雷纳给他看了一系列东西，包括一只白色小鼠。艾伯特对这些东西毫无畏惧；他甚至喜欢和那只小鼠玩耍。然而，当他们忽然用锤子敲打钢筋时，艾伯特吓哭了，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以后，每当艾伯特触摸小鼠时，两位心理学家就开始敲打钢条。短短几天后，艾伯塔一看到小鼠就会开始啼哭，这是一种条件式的害怕反应。现在他对白色兔子也表现出恐惧，甚至看到白色的海豹皮大衣都会害怕。很显然，他已将恐惧转移到任何白色的、毛茸茸的物体上。带着他所特有的讥讽口气，华生宣布了这个故事的寓意：
自现在起20年后，弗洛伊德主义者除非改变了他们的假设，否则当他们来研究艾伯特对海豹皮大衣的恐惧时，他们很可能会从他口中套出一个梦境。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个梦境表明艾伯特在3岁时曾试图玩母亲的阴毛，结果被狠狠地呵斥了一顿。（如果你问我的看法，我想说华生才应该受到责怪。）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华生已经确信，条件反射不是人类对世界的学习的一部分，而是其最关键的主题。他的学术热情渐涨，坚信后天胜于先天，并发表了这个令人震撼的声明：
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并让他们在我设定的特定环境里成长。我敢保证，随意挑选出其中一个，我都可以将其训练为我所选择的任何一类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巨商，甚至是乞丐或小偷，无论他的天资、爱好、脾气、才能以及他祖先的职业和种族是怎样的。
重新设计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华生发表此声明的五年前，列宁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和巴甫洛夫一样，列宁受到谢切诺夫环境主义的影响，他通过阅读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csky）的著作了解到了这些。在俄国革命爆发两年后，据说列宁曾悄悄参观过巴甫洛夫的心理研究所，并问他是否可以设计人类本性。
这次会面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所以我们无从知晓巴甫洛夫对此事的看法。也许他得去关注更为紧要的事：内战导致饥荒，研究所的狗都处于饥饿状态；研究者们为了让狗存活下去，只能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与它们共享。巴甫洛夫开始在研究所里培育一块菜地，以身作则带领学生们收获园艺的果实，就如同带领他们收获科学成果一样。
我们无法了解列宁是否从巴甫洛夫那里得到了政治鼓励。巴甫洛夫曾对革命做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不过当人民委员们对他表示支持时，他的态度也会稍有缓和。
毫无疑问，列宁认为，人性可以接受训练而获得一套新系统。“人可以被矫正，”他说，“一个人可以被塑造为我们想要的样子。”托洛茨基（Trotsky）回应道，“创造出全新的人的’改良版‘，是共产主义未来的任务。”
但是这个国家在将理论付诸实践方面的步伐却很缓慢。在纳粹主义统治德国以后，一个拒绝优化人种的理由出现了：人类遗传学研究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信条。苏联的优化人种论者很快由于其遗传论信念而遭到批评，因为他们没能“握住社会的杠杆”。
那个能握住社会杠杆的人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苏联陷于饥荒之苦，政府发现了一个年迈并偏执的怪人在科兹洛夫附近培育苹果，他是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米丘林（Ivan Vladimirovich Michurin）。米丘林曾提出许多荒谬的主意，例如他可以给梨树浇糖水从而使第二代的梨子更甜，或者通过嫁接来培育一个杂交品种。忽然间，政府给予的荣誉和资助金铺天盖地向他涌来，因为此时政府急切想要得到快速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米丘林主义被推广成一门新兴的科学，取代了孟德尔主义。
这为一场科学政变铺设好了舞台。一个名叫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的年轻人想方设法得到了《真理报》的注意，因为他用米丘林主义的方式培育出一种生长期更短的小麦。那时，除了苏联最南方以外，冬天播种的小麦全都因霜降而冻死，而春天播种的小麦常因抽穗过迟而死于干旱。起初，李森科声称，他已通过“训练”的方式培育出了耐寒的小麦品种。到了1928年和1929年，700万公顷的土地里全用了他的技术，可是种植的小麦全死了。李森科没有气馁，又转向春季小麦，提出在种植前将种子浸泡，进行春化处理，可以让小麦更快吐穗。但这只是再一次加剧了饥荒。到1933年，春化育种已被彻底放弃。
然而，李森科在政治上比科学上更有作为。他的权势不断壮大，不久后他开始吹捧自己的想法是一门新科学，可以否定基因论和摧毁达尔文信条。他说，进化的关键是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竞争。基因论是形而上学的虚构；还原论则是一个错误。“在一个生物体中，没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可以与身体分离……我们否定微小碎片，否认遗传细胞。”（1961年以后，苏联科学家们获准可以研究DNA，但李森科仍保有他那种混乱的思维，并提出双螺旋是个愚昧的概念，“它处理的是事物的倍增，而不是将一个事物分裂成两个对立面；也就是说，它在重复，在增加，但没有发展。”）
李森科主义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性”的科学，也是一首“歌颂人与生存环境自然联合的赞歌”。李森科压根不理会别人提出用数据来证明观点的要求，其实他的观点更像是具有田园风味的民间智慧。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李森科主义的追随者为了在苏联生物学领域里凌驾于基因论者之上，进行了一场日渐艰苦的战斗。他们逐渐占了上风，而且在1948年，李斯科最终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基因论受到压制，基因学家遭到逮捕，死了许多人。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并没有改变什么，上台的赫鲁晓夫是李森科的老朋友和支持者。然而，对于苏联科学家来说（尽管对一些继续维护李森科的外国生物学家来说并非如此），有一点愈加明显，这个人是个疯子。他信口开河地说自己已培育出可以结榛子的角树，还有长出黑麦粒的小麦，还说自己看见莺的蛋里孵出了杜鹃。
1964年，李森科随赫鲁晓夫一起下台。事实上，他在部分程度上造成了赫鲁晓夫的垮台。李森科主义被列入罢免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议程；自1958年以来，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这成了反对者们对这位领导人的主要控诉。李森科名誉扫地，但许多年来他并未遭受大肆批评。他的科学研究彻底消隐，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别无他说
这个农业上的故事似乎与人类本性关联不大。毕竟如研究李森科主义的历史学家大卫·乔瑞夫斯基（David Joravsky）所言，“它若与真正的科学思想有任何相似之处，那全是出于偶然。”然而，它提供了苏联一切生物学研究的背景。极端的后天论早在俄国革命以前就始于谢切诺夫，在李森科的带领下登上巅峰，它奠定了苏联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切事情的基调。而且，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它也回响在整个西方世界里。巴甫洛夫和华生对学习如何发生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当作证据，说明人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学习而已。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一种双胞胎式的观点，即人类是后天与文化的产物，与动物截然不同；这既具备道德必然性，也具备科学必然性。这样的观点在整个西方世界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广为流传。
“如果基因决定论是正确的，”史蒂文·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Gould）这样写道，“我们就要学会与之共处。但是我想重申一个目前没有证据支持的声明，过去数世纪中那些粗略的基因决定论版本都已明确遭到否定，而这种观点继续流行，只是因为那些从现状中获益最多的人持有的社会偏见仍在发挥影响作用。”
这样的推理引来了麻烦。从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到史蒂文·品克，生物学家们纷纷提出，将道德和政策建立在人性可塑这种假设的基础上，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生物学家一旦开始发现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天生的遗传因素，那么一定有人会为道德找到相关支撑论据。如品克所言：
一旦（社会科学家们）押注在这个荒谬的论断上，即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战争和政治不公平之所以不合逻辑或不符合事实，是因为压根不存在人性这回事（与道德卑劣相对，无论人性的细节是怎样的）。那么通过他们的推理，一切有关于人性的发现都相当于在说，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战争和政治不公平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
我再重复说明一下，以求更清楚地表达。提出人类能够学习，对关联刺激产生条件反射，对奖赏和惩罚做出回应，以及学习理论中的任何其他要点，事实上这些并没有错。它们全都属实，也是我正建造的人性之墙上关键的砖块。然而，这并不能推理出，人类因此没有本能，更不能说人类如果有本能就不能学习。两者可以同时成立。错误在于非得要在100～0或0～100中做出选择，也就是沉溺于玛丽·米奇利所称的“别无他说”。“别无他说”的权威捍卫者是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他是华生的追随者，将行为主义推向教条主义的新高度。斯金纳说，有机体就像是一个无须打开的黑匣子：它只需将来自境中的信号加工成为合适的回应，在此过程中没有添加任何天生的知识。比起华生，斯金纳更倾向于用与人性不符的东西来定义心理学：人类没有本能。即使在晚年时，他承认人类行为中包含天生的成分，他也是将其等同于命运——“（天生的特征）在个体孕育出以后便不再受到控制”。这再一次证明了我的观点，即比起支持天生论的人，天生论的批判者构建的基因模型更具有决定论色彩。后天论者比先天论者在对待基因方面更像是宿命论者。
当阅读斯金纳的作品时，我努力保持积极的心态。毋庸置疑，他所做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实验非常出色；他设计了斯金纳箱，箱内的鸽子可根据实验的设置受到奖赏或惩罚；这可谓是一个技术奇迹。他在学术上的正直也是无可挑剔的。和许多行为学家不同，他从未佯称环境主义不是决定论。在生活中，我常常遵循他的信条。当我用飞钓式钓鱼的时候，我就像是斯金纳箱里的那只鸽子在活动。正是斯金纳学派的人发现了一种非预测式的随机奖励机制，于是鸽子可以极其准确地啄某个标志，就像渔夫不断将网抛入水流中。每当我试图通过奖励和惩罚机制培养孩子的餐桌礼仪时，我本人就像是一个斯金纳箱。
然而，我无法敬佩一个将自己的女儿黛比（Debby）在其出生两年内常常放入斯金纳箱的男人。这个“空中摇篮”是一个隔音的箱子，带有一扇窗户，提供过滤后的湿润空气。小女孩只能在安排好的玩耍时间和吃饭时才能从箱子里出来。斯金纳还出版过一部作品，抨击自由和尊严已是过时的概念。1948年，也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问世那一年，斯金纳出版的作品中虚构了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简直与奥威尔描述的地狱一样恐怖。我之后还会谈到这本书。此处我只想叙述斯金纳主义的衰退和消亡，因为它在学习研究史中掀开了一个崭新而又激动人心的篇章。这一切都要从威斯康星的一只幼猴说起。
哈利·哈洛是美国中西部一位快乐、爱交际的心理学家，他对双关语和押韵十分着迷，有点儿讨厌自己在行为主义培训中所受到的限制。他出生时的名字是哈利·以色列。后来他在斯坦福大学师从心理学权威专家刘易斯·特尔曼（Lewis Terman）。（特尔曼建议哈利把名字中的以色列改为哈洛，因为这听起来不太像犹太人的名字，会增加他找到工作的机会。）哈利从来都不相信，只有奖励和惩罚便能决定心智。由于没能建成小鼠实验室，1930年他搬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开始在一个自制的实验室里饲养幼猴。然而不久后，他发现自己饲养的这些幼猴，如果自小与其父母分离，生活在一个非常整洁、没有疾病感染的隔离环境中，成年后就会变得畏畏缩缩、不爱交际以及郁郁寡欢。它们会紧抓着布，像是在海里抓着救生筏一样。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天，哈洛坐在从底特律飞往麦迪逊的飞机上。他看着密歇根湖上空蓬松的白色云朵，想起了他那些紧紧抓着布的小猴子们，于是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实验。为什么不让一只幼猴在没有奖励的布偶母亲模型和有牛奶作为奖励的铁丝母亲模型之间做出选择呢？它会选哪一个？
哈洛的学生们和同事们对这个想法大感震惊。对于行为学这样的硬科学来说，这是一个过于空泛的假设。最终，哈洛说服罗伯特·齐默曼（Robert Zimmerman）来做这个实验，因为他承诺罗伯特之后可以留下这些小猴子做更有用的研究。于是，8只幼猴被放入8个独立的笼子里，每个笼子里都有一个铁丝猴妈妈模型和一个布偶猴妈妈模型。后来这些模型还被装上了栩栩如生的木制脑袋，这主要是为了让人类观察者感觉舒服一些。在4个笼子里，每只布偶母猴拿着一瓶牛奶和一个奶嘴。在另外4个笼子里，牛奶则在铁丝母猴那里。如果这4只幼猴阅读过华生或斯金纳的作品，它们一定会迅速将铁丝模型与食物相关联，于是爱上铁丝猴妈妈。它们的铁丝猴妈妈给它们丰厚的奖赏，但布偶猴妈妈却无视它们。然而，这些幼猴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都和布偶猴妈妈待在一起；它们只有在从铁丝母猴那儿喝牛奶时，才会离开给它们安全感的布偶母猴。在一张著名的照片上，一只幼猴用自己的后腿缠着布偶猴妈妈，倾斜着身子去喝铁丝猴妈妈那里的牛奶。
许多相似的实验接踵而至——摇晃的母亲模型比静止的母亲模型更受喜爱；温暖的母亲模型比冰冷的母亲模型更受喜爱。1958年，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年会上做报告时，哈洛宣布了这些研究结果，并煽情地将自己的演说标题定为“爱的本性”。他给了斯金纳主义致命一击，因为后者持有一个荒唐的立场，认为婴儿对母亲的爱完全是因为母亲是其营养的来源。然而，爱不只是奖励和惩罚；一个婴儿喜爱柔软和温暖的母亲，是由于一些天生的因素和自我奖励决定的。“人类不能仅靠牛奶生存，”哈洛诙谐地说，“爱是一种情感，无需用瓶子或勺子喂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