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注意，人类文化的产生是一项社会活动。单独一个人的心智无法产生文化。有先见之明的前苏联人类学家利维·谢苗诺维奇·维果斯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指出，描述一个孤立的人的心智是抓不住要点的。人类心智从不孤立。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心智在文化之海里畅游。他们学习语言、使用技术、遵循习俗、共享信念并习得技能。他们既有集体经验，又有个人经验；他们甚至共享集体倾向。维果斯基于1934年去世，年仅34岁。他在世时，他的观点仅以俄语出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为西方世界所知。然而，近来他成为教育心理学和人类学边角领域里引人瞩目的对象。不过，从我的出发点来看，他最重要的见解是，他坚持认为使用工具和语言之间有所关联。
如果我坚持认为基因既是先天的根基，也是后天的根基，那么我就得解释基因如何造就了文化。我做这个解释，并非通过提出有文化实践的“形成基因”，而是通过说明对环境做回应的基因是存在的，基因是机制而非原因。这是个艰巨的任务，而且我得承认，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成功。我相信，人类掌握文化的能力并不是源于与人类文化共同进化的一些基因，而是源于一系列对偶然事件的预适应，从而在不经意间赋予人类心智无限的积累并传递思想能力。这些预适应的基础是基因。
知识的积累
人类与黑猩猩在基因上有95%的相似度，这个发现使我的问题更加棘手。在描述涉及学习、本能、印刻和发展的基因时，我可以轻易地用动物来举例，因为人类和动物的心理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只是程度不同。但是，文化是另外一回事。一个人和即便最聪明的一只猿或海豚之间的文化差异也犹如一道鸿沟。将一只祖先猿的大脑转变为人类大脑，你只需稍作调整。如果将此过程比作烹饪，那便是：原料完全相同，你只不过要在炉子上多花一点时间。然而，这些小小的改变却可产生深远的影响：人类有了核武器和金钱、信仰和诗歌、哲学和火。这一切都是通过文化而产生的，通过一代代人积累思想的能力和发明创造而获得的。人们将这些传承下去，于是活着的人和已故的人的认知资源汇聚到了一起。
例如，一个普通的现代商人，在工作中则离不开亚述人的语音字母表、中国的印刷术、阿拉伯的代数、印度的数字、意大利的复式记账法、荷兰的商业法、加利福尼亚的集成电路，以及数世纪以来在各大洲之间传播的许多发明。是什么使人，而非黑猩猩，能够把这些伟大的发明积累下来？
毕竟，似乎很多人都肯定黑猩猩能够拥有文化。它们在喂食行为中表现出浓厚的地方传统特色，并将这些传统通过社会学习传递下去。一些群体用石头砸开坚果；另一些群体则用木棍。在西非，黑猩猩吃蚂蚁时，用一根短棍慢慢插入蚁穴，将蚂蚁一个个放进嘴里；在东非，黑猩猩则用一根长棍探入蚁穴，一次收集许多只蚂蚁，将这些蚂蚁从棍子上剥下来全部放到手里，再一次性塞进嘴里。在整个非洲，目前已发现50多种诸如此类的文化传统，年幼的黑猩猩可以通过观察来学到每一种传统。（移居至一个新群体的成年黑猩猩很难学会当地的习俗。）这些传统对它们的生活十分重要。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过于夸张地说，“黑猩猩完全依赖文化以获得生存。”和人类一样，黑猩猩若没有后天习得的传统则活不下去。
拥有传统或习俗的动物并不仅限于黑猩猩。1953年9月，动物文化首次发现于日本海岸线不远处的一个小岛科希马上。一个年轻的女子美都三户（Satsue Mito）5年来一直用小麦和甘薯喂养小岛上的猴子，以此让它们习惯人类的观察者。某天，她首次看到一只叫作伊莫（Imo）的幼猴用水洗去甘薯上的沙子。自此3个月以内，伊莫的两个玩伴和它的母亲也采用这一做法。5年以内，猴群中大多数的年轻猴子也加入了它们。只有一些年老的猴子没能学会这个习俗。伊莫很快还学会把带有沙子的小麦放入水中，沙子沉淀下去，从而小麦与沙子可以分离。
脑部较大的物种通常拥有丰富的文化。虎鲸具有传统的后天习得的捕食技巧，它在每个群体中都有所区别。例如，南大西洋虎鲸的一项特殊技能便是去浅滩抓捕海狮，该技巧需要多次练习才可完善。因此，通过社会学习传递传统习俗，这当然不是人类特有的技能。但是，这让问题更难以解答了。如果黑猩猩、猴子和虎鲸都有文化，那为什么它们不曾表现出文化腾飞呢？它们未能发展持续的、积累的创新和改变。总而言之，它们在文化方面没有“进步”。
让我换一种说法来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如何取得文化进步的？我们如何在偶然间得到了积累的文化？这类问题在近些年里引发了大量理论推测，但予以支持的经验数据却很少。为确定答案而付出最多努力的科学家是哈佛的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他对成年黑猩猩和年轻人做了一连串实验，从中得出结论，“只有人会认为（其他人）和自己一样，都是有意向的行为主体；只有人类可以进行文化学习。”这种区分出现在动物出生后9个月时——托马塞洛将其称为九月革命。就在这时，在发展一些固定的社会技能方面，人类将猿类远远甩在后面。例如，人类会指着一个物体，只是为了让别人和他共同注意该物体。他们会看着别人指的方向，并跟随他人的视线。猿类从不会这样做，自闭症儿童也不会这样做（直到很久以后才可以），因为他们很难理解其他人也是有心智、有意向的行为主体。在托马塞洛看来，猴子和猿类从来都不能将一种错误信念归属于其他个体，但这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是件自然而然的事。通过这一点，托马塞洛推测，只有人类才能够进行换位思考。
这一论断游走在人类例外论的边缘，人类例外论曾让达尔文大为光火。像所有人类例外论的声明一样，一旦有人提出首次明确发现一只猿会按照它理解的其他猿的想法来行动，这个声明就会遭到攻击。许多灵长类动物学家，尤其是弗兰斯·德·瓦尔，认为他们早在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中见过这样的行为。
托马塞洛坚决不同意这一点。除人以外的其他猿类可以理解第三方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已超出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能力），通过复制他者行为来学习。如果给它们展示翻转一根原木以露出下面的昆虫，那么它们也能学到在原木底下找到昆虫。然而，托马塞洛说，它们不能理解其他动物行为的目的。这限制了它们学习的能力，尤其限制了它们通过模仿来学习的能力。
我不确定是否赞同托马塞洛的全部观点。我受到苏珊·米尼卡所做的猴子实验的影响，那些猴子无疑可以进行社会学习，至少在精心设计的对蛇产生畏惧的情况下是如此。学习不是一种通用机制；它是针对每个输入信息而特别设置的，甚至黑猩猩也可能对一些输入信息进行模仿学习。而且，即使托马塞洛设法搪塞灵长目动物文化传统中的模仿——猴子学会洗去甘薯上的沙子，黑猩猩互相学习砸开坚果的方法——他也很难证明海豚不能考虑彼此的想法。毋庸置疑，人类移情和模仿能力所达到的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就如同我们使用符号交流的能力所达到的水平一样——但这只是程度差异，而不是类型差异。
尽管如此，程度差异也可由于文化的棘轮效应扩大为难以逾越的鸿沟。让我们承认托马塞洛的这种观点是对的，当模仿者理解模仿对象的想法时，当他有心智理论时，模仿即成了某种更加深刻的东西。让我们也承认这种想法是对的，在某种意义上，向自己表达一个想法即可产生一种表述，这种表述又可以通过符号系统得以表达。也许这就是促使人类比黑猩猩习得更多文化的原因。因此，模仿成了罗宾·福克斯（Robin Fox）和李奥纳·泰格（Lionel Tiger）所称的文化习得装置的第一个候选者。
还有其他两个前景不错的候选者：语言和动手能力。有趣的是，这三者似乎都汇合于大脑的同一区域。
1991年7月，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在帕尔玛的实验室里得出一个引人瞩目的发现。他记录猴子大脑中的单个神经元，设法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了神经元的激发。通常情况下，这类实验在高度人工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让基本上不能动的猴子做既定的任务。里佐拉蒂并不满意这些人工设定，他想记录正常生活的猴子。他的实验由喂食开始，试图将每个动作与每个神经元反应关联起来。他开始猜测，一些神经元记录了行为目的而非行为本身，但他的同事对此不屑一顾：支持这个猜测的一些证据太过轶事化。
因此，里佐拉蒂又把实验的猴子们放回到一个受到更多人工控制的仪器中。通过时不时地给猴子递一些食物，里佐拉蒂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当猴子看见一个拿食物的人，它的一些“运动”神经元似乎会做出反应。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认为这只是巧合，猴子一定同时也在移动。但是，有一天，他们记录到一只猴子的一个神经元，只要实验者以某种方式拿着食物，该神经元就会被激发；而且该猴子是完全静止的。接着，实验者把食物递给猴子，当猴子以同样的方式拿着食物时，这个神经元又一次被激发了。“那一天，我开始确信这个现象是真实的，”里佐拉蒂说，“我们都非常兴奋。”
他们发现了大脑中有一个部分，既可表述行为，又可表述该行为形成的意象。里佐拉蒂将这个神经元称为“镜像神经元”，因为它有种不同寻常的能力，既可反映知觉，又可反映行为控制。之后，他发现了更多的镜像神经元，其中每一个在主体观察和模仿一个高度设定的动作时都很活跃：例如，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抓握东西。他做出结论，大脑中的这个部分可以使一个感知到的手部动作配合一个已完成的手部动作。他相信自己看到了“人类模仿机制的进化先兆”。
此后，里佐拉蒂和他的同事们运用大脑扫描仪对人类重复这个实验。当志愿受试者既观察又模仿手指动作时，其大脑中有三个区域得以激发：这又是一个“镜像”活动。其中一个区域是颞上沟（STS），位于与知觉相关联的感官区。当受试者观察一个动作时，一个感官区域得到激发，这并不奇怪；但令人吃惊的是，该受试者之后做这个模仿动作时，同样的区域也很活跃。人类模仿行为的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让一个人模仿右手动作，她常常会用左手来做该动作，反之也成立。（试着告诉一个人她的脸颊上有东西，并同时触摸自己的右脸。这个人有可能会触摸她的左脸以示回应。）与此一致，在里佐拉蒂的实验中，与用左手模仿左手动作相比，志愿受试者用右手模仿左手动作时，其颞上沟会更加活跃。里佐拉蒂总结出，颞上沟“感知”主体自己的动作，并让它与观察到的动作的记忆相匹配。
近来，里佐拉蒂的团队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神经元，它不仅在执行和观察某个动作时被激发，而且听到该动作时也会得到激发。例如，他们发现，当受试者看见或听见花生破壳时，有一个神经元会做出回应，但它对撕破纸的声音却没有反应。这个神经元一听到花生破壳的声音就会有反应，而并非只回应视觉意象。声音的重要性在于让该动物知道，它已成功地破开了一颗坚果，这一点很有意义。但是，这些神经元敏感至极，以至于它们仅仅通过声音便可“表达”一些行为。这已非常接近于找到一个心理表征的神经元表现：在这里，心理表征指的是这个名词短语“花生破壳”。
里佐拉蒂的实验让我们几乎能描述出一种文化神经学，即使只是以最粗略的方式。它就像一套工具，至少可构成文化习得装置的一部分。会找到一组构成这种“器官”设计的基因吗？在某种意义上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大脑回路的特定内容的设计无疑是通过DNA 遗传的。它们也许不是大脑中某个部分所独有的，其独特性在于大脑特定内容设计的基因组合，而非基因本身。大脑中将会产生汲取文化的能力。但是，这只是对“文化基因”
（meme）这个短语的一种解释；我们也能发现与设计基因完全不同的一组其他基因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建造文化习得装置的轴突导向基因将受到长期的抑制。替代它们的将是一些操作和修改突触的基因，一些分泌和吸收神经传递素的基因，等等。当然，这些基因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它们是在真正意义上将外部世界的文化传递到大脑中的装置。它们是文化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来，安东尼·摩纳哥（Anthony Monaco）和他的学生塞西莉亚·赖（Cecilia Lai）发现，有一个基因突变可明显导致言语和语言障碍。这也许是第一个可通过语言来改善文化学习的候选基因。很久以来人们便知道，严重的语言障碍在家族中世代相传，与智力几乎没有关联。它影响的不仅是说话的能力，还有在书面语言中总结语法规则的能力，甚至还包括听到和理解他人言语的能力。当这一特征的可遗传性首次被发现时，有人称这个基因为“语法基因”。这让一些人大为光火，认为这种描述是决定论的罪过。但是，如今可以确认，7号染色体上的确有一个基因，在一个大家族和另一个稍小一点的家族中造成了言语障碍。该基因对人类正常的语法和说话能力的发展，以及喉部的运动控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该基因是叉头框P2基因，或简称为FOXP2，其任务是打开其他基因——它是一个转录因子。当一个人的FOXP2受损时，他就无法发展出完整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