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绞尽脑汁地思考康德的上帝、自由和不朽的概念，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不久后神经科学便可以通过大脑图像，揭示出构造这些心智结构和形成这些幻想的真正的物理机制。
——汤姆·沃尔夫
在基督纪元即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后期，人们发现了基因，也发现哲学领域里已经有一个为其准备好的位置。它们是古代神话所说的命运，是神谕的核心内涵，也是占星术中的巧合。它们是命中注定的，是被决定的，是选择的敌对者。它们约束了人类的自由。它们是神灵。
难怪如此多的人不喜欢它们。基因被冠以“首要原因”的标签。如今，既然人类可以运用基因组进行观察，了解基因的运作，一幅没有那么可怕的基因图景正在浮现。我们可以从先天——后天之争中推断出基因的诸多寓意，我将在本章提出其中的一些。这些寓意大多是令人欣慰的。第一个也是最普遍的寓意是，基因是赋能者，而非约束者。它们为有机体创造新的可能性，同时也没有剥夺其他选择。后叶催产素受体基因允许一雄一雌制的形成；若没有它们，草原田鼠就不会形成单一配对的选择。CREB 基因允许记忆；若没有它们，学习和记忆就不可能存在。BDNF 基因允许双目视觉通过经验得到校准；若没有它，你就不能如此容易地判断深度并以三维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FOXP2神奇地让一个人可以习得本民族的语言；若没有它，你无法学会说话。这样的基因还有很多。这些新的可能性对经验是开放的，并不是预先被规划好的。基因不会约束人性，就如同附加程序不会限制计算机的运行一样。一台装有Word 、Powerpoint 、Acrobat 、Internet Explorer 、Photoshop 之类程序的计算机，与一台没有这些程序的计算机相比，不仅能处理更多的任务，还能从外部世界获得更多的东西。它可以打开更多的文档，搜寻到更多的网址，以及接收更多的电子邮件。
和神灵不同，基因是由条件引导的。它们非常擅长简单的“如果——就”逻辑：如果给定一个特定的环境，就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发展。如果离得最近的移动物体是一个长了胡子的教授，那小鸡小鸭会认为他就是母亲了。如果在饥荒环境中长大，就会发育成一种不同的体型。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的青春期会来得更早，这也是由一组仍然神秘未知的基因所导致的。
我怀疑，到目前为止，科学一直大大低估了以这种方式起作用的基因组合的数量，该方式就是根据外部环境调整自身的输出。
因此，这就是基因的第一个寓意：不要被基因吓到。它们不是神灵，只是小小的螺丝钉。
寓意2：父母
接下来我们来看基因的另一个寓意。1960年，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收到了心理学系主任乔治A.米勒（George A.Miller）的一封信，信上说她已被开除了，不能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原因是她的成绩不够水准。请记住这个系主任的名字。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慢性病待在家里，朱迪思·里奇·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开始撰写心理学教科书。在这些课本中，她忠实地传达心理学的主导范式，即个性和许多其他方面都是从环境中习得的。在离开哈佛35年以后，无业在家、为人祖母的哈里斯幸运地逃脱了学术教化，她坐下来写了一篇文章，并将其投给权威杂志《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文章发表后轰动一时，好评如潮。很多人好奇地问作者是什么人，让哈里斯应接不暇。1997年，单单凭着这篇文章，她被授予心理学的一个最高奖项：乔治A.米勒奖。
哈里斯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父母对孩子个性的发展有任何重要的长期影响吗？本文经考察相关证据后得出的结论是：答案是否定的。
大约从1950年起，心理学家们就已开始研究他们称为儿童社会化的问题。尽管起初他们失望地发现，父母的养育方式与孩子个性之间很少有明确的相关性，但他们仍坚信行为主义者的假设，即父母通过奖惩手段培养孩子的性格；他们也坚信弗洛伊德的假设，即很多人的心理问题是父母造成的。这种假设似乎成了一种必然性，以至于时至今日，如果某篇传记中没有提及主人公的怪异之处是父母的缘故所导致，它就是不完整的。（“很可能，他与母亲的痛苦分离是造成他精神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新近一位作家在提及艾萨克·牛顿时这样说）
公平地说，社会化理论不仅是一个假设。它确实产生了证据，而且是大量的证据，全都表明孩子最终会成为父母那样的人。满口脏话的父母的孩子将来也会满口脏话；神经质的父母的孩子将来也会容易神经过敏；冷漠的父母的孩子也会对他人冷淡；书呆子般的父母的孩子也会是书呆子，等等。
哈里斯说，这一切无法准确地证明什么。孩子当然会像自己的父母：他们共有许多相同的基因。一旦有了对分开养育的双胞胎的研究，证明出个性的高遗传度，你就不能再忽视这种可能性，即父母塑造孩子的个性是在其胎儿期，而不是在其漫长的童年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似性体现在先天本性上，而非后天培育。由于双胞胎研究的确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共享环境几乎对个性没什么影响，因而遗传假设是个无效假设，举证的负担便落到了后天一边。如果一项社会化研究不能控制基因因素的话，那么它就什么也证明不了。然而，社会化的研究者们年复一年地发表父母养育与孩子个性的相关性，甚至都没有在口头上提及另一个选项，遗传理论。
事实上，社会化的理论学者们也用了另一个论点：不同的父母养育方式与不同的孩子个性恰好一致。平和的家庭培养出快乐的孩子；在家里经常挨打的孩子会对一切充满敌意，等等。但是，这些情况中的原因和结果是混淆不清的。你也可以合理地提出，快乐的孩子促成了一个平和的家庭，听话的孩子会得到父母的拥抱，敌意满满的孩子会常常挨打。有一个老笑话说，强尼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哦，我不会惊讶——强尼会使任何家庭破碎。社会学家乐于说，与父母的良好关系有一种使孩子远离毒品的“预防效果”。他们不太喜欢说，那些吸毒的孩子与其父母相处不好。
因此，父母良好的养育与孩子某些个性的相关性不足以成为父母塑造孩子个性的证据，因为这些相关性没有区分出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哈里斯说，显然社会化不是父母带给孩子的，而是孩子带给他们自己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社会化的理论学者们曾假设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通常实际上是孩子给父母的影响。父母会根据孩子的不同个性采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
最明显说明这一点的是令人困扰的性别问题。那些儿女双全的幸运父母知道，他们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是不同的。无须有人告诉他们那些实验的情况，在实验中，成人漫不经心地对待穿着蓝色衣服的女婴，温柔拥抱穿着粉色衣服的男婴。但是，大多数这样的父母会强烈抗议，他们对待孩子们的方式不同是因为男孩和女孩本身是不同的。他们在男孩的柜子里放上恐龙模型和玩具剑，在女孩的柜子里放上布娃娃和裙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会让每一个孩子开心。那些就是小家伙们在商店里一直索要的东西。父母也许用后天培育强化了先天本性的差异，但他们没有创造差异。他们没有强迫孩子接受性别角色定型；他们只是对孩子们先行存在的偏好做出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偏好并不是天生的，没有所谓的布娃娃基因。但是，布娃娃的设计是为了迎合某种预先设定的偏好，如同食物的设计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口味一样。此外，父母的回应本身也可能是天生的：父母由于遗传因素而倾向于稳固而不是破坏性别角色定型。
这又一次显示，支持后天培育的证据并不会成为反对先天本性的证据，反之亦然。我刚刚听到一个广播节目，节目中讨论究竟是男孩比女孩生来就更擅长踢足球，还是他们的父母促成了男孩比女孩踢得更好。支持任何一个观点的人似乎都隐约同意，双方的解释是相互排斥的。甚至没有人提议这两个观点可以同时成立。
身为罪犯的父母生的孩子以后也会犯罪——的确如此，但是，如果孩子是他们领养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丹麦的一项大型研究中，出生和领养的家庭都遵规守纪的话，孩子违法的可能性是13.5%；而如果收养家庭中有罪犯，这个孩子违法的可能性会稍微上涨到14.7%。然而，父母是罪犯的孩子被收养到一个遵规守纪的家庭里，其犯罪的可能性会跳跃至20%。如果亲生父母和养父母都是罪犯，这个百分比会高达24.5%。基因因素预先使人们倾向用不同的方式对引起犯罪的环境做出反应。
同样，父母离异的孩子在将来也更可能离婚——这是真的，但是仅仅当离异父母是其亲生父母才会如此。养父母离异的孩子没有表现出效仿的倾向。双胞胎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离异没有任何影响。对异卵双胞胎来说，如果其中一个离异，那另一个离异的可能性是30%，这与和离异父母的相关性是一样的。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离异，另一个离异的可能性是45%。一个人离异的可能性约有一半是由基因决定的，其他则取决于环境。
哈里斯终结社会化理论以后，皇帝的新衣被彻底揭穿。对那些有不止一个孩子的人来说，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抚育是大多数人的天生能力。假定你现在是负责塑造一个人个性的主教练和雕刻家，你会发现自己的角色只会沦落为一个无助的旁观者兼私人司机。孩子们会把自己的生活划分清楚。学习不是他们从一个环境带到另一个环境的背包；它在不同的环境里有着不同的特性。但这不是许可父母让自己的孩子不高兴——让另一个人痛苦是错误的，无论这是否改变了这个人的个性。一直坚称人们选择环境以适应个性发展的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说，“父母最重要的工作是给孩子提供支持和机会，而不是竭力塑造孩子持久的个性特征。”
当然，真正糟糕的父母养育仍然会使孩子的个性扭曲。但是，父母的养育就像是（我曾提过的）维生素C；它只要充足就好，多一点或少一点不会产生可辨别的长期效果。
哈里斯既赢得了鲜花，也收到了板砖。许多人对哈里斯的观点做出回应，这其中包括社会化理论的女元老伊利诺·迈克比（Eleanor Maccoby）。哈里斯的批评者们调查了一些可证明父母最终确实影响了孩子个性的研究。
他们勉强承认，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学者们夸大了父母的决定性作用，双胞胎研究也应纳入考虑，以及父母的行为和孩子的行为是互为因果的。他们强调，一个易犯罪的个性，即使部分由遗传导致，也更可能在一个犯罪环境中表现出来。而且，他们注意到有一系列的研究显示，父母非常糟糕的抚育会对孩子的个性产生永久性的影响。例如在罗马尼亚，六个月时被收养的孤儿，一生中都保持较高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
他们还注意到斯蒂芬·索米（Stephen Suomi）对猕猴所做的研究。索米是哈利·哈洛的一个学生，他在马里兰的国家卫生研究院里建了自己的猴子实验室，以继续进行哈洛的母爱研究。他首先选择性地培育出一些神经高度紧张的猴子，然后又把一些刚出生的幼猴放在养母那儿交叉养育到六个月大，并研究它们的脾气和社会生活。一个遗传了神经紧张的幼猴在经过一个神经紧张的养母养育后，在成年以后也不善于社交，抗压能力差，并也会成为糟糕的父亲或母亲。但是，同样一只天生神经紧张的幼猴在被一只性情平和的养母即“超级妈妈”养育后，长大后会变得很正常，甚至善于通过交朋友（对不起，应该说“交际援助”）爬升到社会等级的顶端，也善于排解压力。尽管它有着遗传性神经紧张的本性，这只猴子成年后也会成为一个性情平和并能干的母亲。换句话说，为人母的方式，是复制某个父母的养育方式，而非遗传决定的。
之后，索米的同事们继续研究猴子体内的羟色胺载体基因。这个基因的一个版本对母爱缺失产生强大并持久的反应，而另一个版本却不受母爱缺失的任何影响。
由于这个基因在人体内也有变异，而且该变异还与个性差异相关，因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该基因在人体内的表现可说明，一些孩子可以无须任何抚育自己成长，而且长大后个性不会变坏；另一些孩子则需要父母悉心抚育才能发展正常的个性——差异源于基因。我们之前预料到这个差异了吗？
通过引用索米的研究，哈里斯的批评者们表明，他们已将她的经验牢记于心：他们正在试着了解父母如何对孩子的天生个性做出回应，以及父母如何对基因做出回应。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不再认为父母是在“塑造或决定”孩子。如今，后天论者在呼吁和解。弗洛伊德、斯金纳和华生大获全胜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还记得这样的话吗？“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并让他们在我设定的特定环境里成长。我敢保证，随意挑选出其中一个，我都可以将其训练为我所选择的任何一类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巨商，甚至是乞丐或小偷，无论他的天资、爱好、脾气、才能以及他祖先的职业和种族是怎样的。”）寓意：成为好父母仍然是重要的。
寓意3：同龄人
在颠覆父母决定论的同时，哈里斯提出了一个替代理论。她相信环境和基因组一样，对孩子个性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它主要是通过与孩子同龄的群体发挥影响作用的。孩子们不会把自己当作成人的学徒。他们只会努力做个好孩子，这意味着，他们会在同龄人群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既趋于一致，也保有自己的特性；既要竞争，也要合作。他们的语言和口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同龄人，而非父母。和人类学家莎拉·海尔蒂一样，哈里斯相信，人类祖先在群体中养育自己的孩子，所有的女人参与动物学家们所称的合作抚育。孩子的天然栖息地就像是一个容纳不同年龄孩子的托儿所——大多数时候这些孩子会按性别自行分为两大阵营。我们应该在这里，而不是在核心家庭中或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中，寻找影响个性的环境因素。
大多数人认为来自同龄人的压力可推动年轻人趋于一致。从中年人的视角来看，青少年着迷于趋同。无论是肥大的多袋裤、运动鞋、露脐装，还是向后戴的棒球帽，他们总会小心翼翼地在主打潮流面前俯首帖耳。异于潮流的人会受到嘲笑；不迎合时尚的人会遭到排斥。人人必须遵守这个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