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某个人类种族的内部来看，人们会发现其他种族看起来有着很大的差异。维多利亚时期的白人，想把非洲人提升为（或贬低为）一个不同的物种。甚至20世纪的遗传论者也常常试图证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肤色上，还明显地体现于心智和身体。1972年，通过指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淹没了种族之间的遗传差异，理查德·列万廷清除了最严重的科学种族主义。
尽管少数乖戾的人仍相信他们可以从基因里找到证据来支持种族偏见，但真相是，科学更多的是要破除而非促成种族定型的神话。
然而，即使种族偏见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证明已逐渐消退，种族主义还是登上了政治议程。到了20世纪末，社会学家们谨慎地暗指了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观点——无论研究种族的科学有多么不合理，种族主义本身存在于基因。也许，对来自不同族群的人产生偏见，是人类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种族主义大概是一种本能。
若让美国人描述另一个他们只打了个照面的人，他们会提及许多特征，也许包括体重、个性或爱好。但他们几乎肯定会提到三个明显的特征：年龄、性别和种族。“我的新邻居是个年轻的白人女士。”这似乎是人们思想中自然而然的分类方式之一。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即人类如此自然地有着种族意识，他们可能是天生的种族主义者。
约翰·图比和莱达·科斯米迪拒绝相信这一点。作为进化心理学的创始人，他俩倾向于思考本能是如何产生的。他俩的逻辑是，退回到非洲的石器时代，种族压根不能作为一个识别符号，因为大多数人从未见过其他种族的人。另一方面，注意人们的性别和年龄会很有意义，这些可近乎可靠地预测出人类的行为。因此，进化压力也成了人类心智中的一个本能——当然这要通过后天培育才得到恰当的执行——即本能地注意年龄和性别，而非种族。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种族为何突然就成了一个天生的分类方式。
他们推断，也许种族仅仅代表了其他东西。回到石器时代，甚至石器时代以前，了解一个陌生人的关键一点是，“他站在哪一边？”和所有猿类社会一样，人类社会内部也有派系之分，从部落到家族群体，再到暂时的朋友同盟，都是如此。也许种族仅仅代表着同盟的全部成员。也就是说，在当今的美国，人类如此重视种族，因为他们本能地将其他种族的人看成是其他部落或联盟的成员。
图比和科斯米迪让同事罗伯特·库尔茨班（Robert Kurzban）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来检验这个进化心理学理论。实验是这样的：受试者坐在一台电脑前，看一系列的图片。每幅图中有一个人物，并配有图中人物所说的一句话。最后，他们看到所有的8幅图片和8句话，并需要将每句话和每幅图进行正确配对。如果他们都做对了，那么库尔茨班就一无所获，他只对他们犯的错误感兴趣。这些错误告诉他，受试者在自己的心智中对人们进行了分类。例如，年龄、性别和种族这些都是预料之中的明显线索：受试者会将一个老人说的那句话归于另一个老人，或将一个黑人说的那句话归于另一个黑人。
现在，库尔茨班开始介绍另一种可能的分类方式：同盟成员。这仍可以通过刚才的8幅图表现出来，根据他们所说的话，图中的人物可分为辩论双方。很快，受试者开始混淆辩论同一方的两个成员，其频率超过了对双方的两个成员的混淆。令人惊讶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由于种族所产生的混淆错误。然而，它对由于性别而产生的混淆错误却几乎没有影响。在短短4分钟里，进化心理学家完成了社会科学几十年以来都无法做到的事：让人们忽略种族的差异。办法就是，给他们另一个更强的线索以结成同盟。体育运动迷们一定对这个现象很熟悉：白人粉丝在“他们”队的黑人运动员击败对方队里的白人运动员时，会为那个黑人运动员欢呼。
这个研究对社会政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它说明，按照种族来划分个人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同盟线索与种族线索相抵触，那么种族主义便可轻易被击垮。种族主义态度并非不可消除。它还说明，越多不同种族的人扮演一个竞争性同盟里的角色，或受到这样的对待，他们冒险唤起的种族主义本能就越多。另一方面，它说明性别主义是个更棘手的难题，因为即使人们把其他人看成自己的盟友，他们仍继续会将男女分别定型。
寓意：我们对自己的基因和本能了解得越多，避免它们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
寓意6：个体性
我不喜欢让读者觉得太舒服了。基因个体性的发现与解析并不是要让政治学家们更好过。曾经，无知是福；如今，他们回顾那段可以同等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光时，颇有留恋之情。2002年，随着一项不同寻常的、对400个年轻男人的研究结果的发表，那种天真一去不复返了。
这400个男人皆于1972～1973年出生在新西兰南岛的达尼丁市。研究组从出生于该地及该时间段的人中挑选了一些，在他们从童年到成年的期间里，对这些受试对象展开定期研究。在一个由1037人组成的群体中，台利·莫菲特（Terrie Moffitt）和阿夫沙洛姆·卡斯比（Avshalom Caspi）选出442个祖父母为4个白人的男孩。这些孩子全是白人，他们的家庭社会等级和财富方面相差不大；他们中有8%在3～11岁受到严重虐待，有28%可能以某种方式受到虐待。和预料中的一样，许多曾受到虐待的孩子后来也常用暴力或成为罪犯，在学校时常惹是生非，或违反法律，显示出反社会及暴力倾向。采纳先天与后天相互对立的观点的人，会认为这要么是因为他们曾遭受到残暴父母的虐待，要么是因为他们遗传了虐待式父母的某些基因。但是，莫菲特和卡斯比更感兴趣于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的观点。他们测试了这些男孩体内的一种特殊基因单胺氧化酶A（MAOA）的差异，并将该基因与孩子的成长环境进行比较。
MAOA 基因的上游有一个启动子，该启动子是由30对碱基组成的，这些碱基有不同次数的重复，分别是3次、3.5次、4次或5次。那些有3次或5次重复的基因远远没有那些有3.5次或4次重复的基因活跃。因此，莫菲特和卡斯比将这些男孩分为携带高活性MAOA 基因的人和携带低活性MAOA 基因的人。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携带高活性MAOA 基因的人几乎不受虐待经历的影响。而那些携带低活性MAOA 基因的人如果曾经受到虐待，将来会有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如果没有受到虐待，他们的反社会性会稍低于普通人。MAOA 基因不太活跃并曾受虐待的人，参与强奸、抢劫和袭击的次数是常人的4倍。
这意味着，光有虐待经历并不一定会产生反社会行为，你还得有不活跃的MAOA 基因；或者，光有不活跃的基因也不一定会让你反社会，你还需受到虐待。MAOA 基因的参与并不会让人觉得诧异。去除老鼠体内的MAOA 基因，这只老鼠将产生攻击行为；恢复其体内的该基因，它的攻击行为将会减少。在丹麦一个有着多代犯罪史的家庭里，研究人员发现，在那些犯罪家庭成员的体内，MAOA 基因受到损害；而在那些守法家庭成员的体内，该基因则完好无损。然而，这种基因突变非常罕见，不能解释大部分犯罪行为。低活性的并依赖于后天培育的突变则更常见（大约37%的男性是这样）。
MAOA 基因位于X 染色体上，在男性体内只有一份复制品。女性体内有该基因的两份复制品，相比之下不易受到低活性MAOA 基因的影响，因为大多数女性至少拥有一个该基因的高活性版本。但是在新西兰，12%的女孩拥有该基因的两个低活性版本，这些女孩如果在幼年时期受到虐待，到了青春期后更可能被诊断为行为失常。
莫菲特指出，减少对孩子的虐待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目标，无论它是否会影响孩子成年以后的个性，因此她没察觉出这有什么政策含义。但是不难想象，我们便可知道，这项研究会为人们更好地干预问题青少年的生活打开大门。它清楚表明，一个“坏”的基因型不是一个判决；它还需要一个“坏”的环境。同样，一个“坏”的环境不等同于一个判决；它也需要一个“坏”基因型才能成事。但对少数人来说，它似乎关上了命中注定的牢狱之门。假设你是一个生活在虐待式家庭的儿童，很迟才被社会服务部门解救出去。只需要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便可了解你体内MAOA 基因启动子的长度，医生颇为自信地预测出你是否有可能反社会并犯罪。你、你的医生、社会服务工作人员以及你委托的代表将如何看待这个信息呢？很可能，谈话疗法无效，但一颗改变你精神的神经化学的药物将会有点儿作用：许多调整精神状况的药物会改变单胺氧化酶的活动。但是，服药是有风险的，或者也会没有效用。政治家们将要决定谁可以授权进行这样的测试和治疗，不仅为了潜在患者本人，也为了他将来的潜在受害人的利益。既然科学已确定了基因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无知就不再是道德上的中立态度。是坚持让每个易受该基因影响的人都去做个测试，以免将来陷入牢狱，还是坚持不给任何人做这样的测试，两者中的哪一个更符合道德呢？迎接新世纪里第一个普罗米修斯的两难境况吧。莫菲特已经在羟色胺系统中发现另一种基因突变，它可以对环境因素做出回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寓意：社会政策必须适应一个人人有别的世界。
寓意7：自由意志
19世纪80年代，威廉·詹姆斯将其卓越的智力用来考虑自由意志的问题，它那时已是一个难解之谜。虽然斯宾诺莎（Spinoza）、笛卡尔、休谟、康德、穆勒、达尔文都已为此付出努力，但詹姆斯仍坚持认为，在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论中仍有一些有待进一步分析的问题。然而，甚至詹姆斯后来也无能为力地否定了自由意志：
因此，我一开始就要公开否定所有证明自由意志的虚妄之词。但我最希望的是引导你们中的一些人，随我一起去假设它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