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手的钱李兆亘怎么会轻易拱手退出来。此时的范平平和李兆亘还要狡辩，周鲁京强压着怒火说：“我进过监狱我懂法，所以你们放心我不会对你们动粗，但是，我们必须坐下来谈谈退股和还账的事情，不然这事没完。”
最后，范平平和李兆亘只好答应周鲁京退钱，于是，按照周鲁京的建议，大家一起来到周鲁京公司所在地的会议室商谈还账事宜。当天，李老板他们损失的部分款项从账上划走。划走的钱包括：李兆亘向李老板借的400万元，注册“能源公司”前汇入“证券中心”账上的人民币40万元，李老板留在账上的500万注册金，“证券中心”注册用的50万元，共计人民币990万元。在讨债的过程中，李老板为了防止出现意外，特意约了几个朋友在饭店内等候。
眼看着自己苦苦假冒了十几年的高干子弟被真高干子弟揭穿，而且千辛万苦骗来的钱也被索回。范平平和李兆亘气愤难平。范平平咬牙切齿地对李兆亘说，“先把儿子送到国外，再与周鲁京弄个鱼死网破”。于是，范平平安排两个儿子逃到国外后，2005年12月7日，范平平和李兆亘以周鲁京带人持刀、枪将其和范平平、王乾鹏绑架并敲诈钱财为由，向公安机关报了假案。
范平平和李兆亘本以为保外就医的周鲁京会不堪一击受到刑事追究，但是，他们使公安机关错误地将周鲁京刑事拘留，却随后正确地将自己送进了监狱。在范平平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后，她的弟弟范森森、妹妹范丽丽和李兆亘的女朋友杨晓惠分别因为涉嫌诈骗罪、诬告陷害罪、窝藏赃物罪、转移赃物罪被羁押。
鱼死网破，“忽悠女王”本色受审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庭审中的范平平尽管站在被告席上，但依旧不改忽悠的本色，并发挥得令人叹为观止。她连连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哭天喊地地讲述公安机关如何刑讯逼供，自己如何被绑架等“遭遇”。而检方出示的几乎所有证人的证言都被范平平指责为“胡说八道”。
在法庭上，当辩护人询问范平平是否知道李兆亘的局长身份是假的时，范平平还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说：“那是真的，我见过他的工作证。上面印着中央调查委员会主任特派员”。可是，站在她身边的“亲密爱人”李兆亘却揭发说：“范平平见过我父亲，知道我不是李克农的孙子。”
范平平自己说，研究院的纳米技术已经通过美国ACC鉴定认证，是领先世界科技50多年的技术，而且她也从来没有诈骗过别人的钱财，起诉书中提到的那些钱都是他们对北京国研发企业改革与经济研究院纳米技术工程的投资。
对于十几年前的那起诈骗案，范平平甚至忽悠上了已故老艺术家黄胄，称自己是黄老的好友。范平平说得信誓旦旦，仿佛她与黄老真是莫逆之交：“我与黄老认识多年。他对我评价很高，认为我可以信任。那2000万都是经黄老的手，我只是受黄老之托替他办理了些手续，其余的我一无所知。”而范平平办理的所谓“手续”，就是将2000万元全部从自己公司的账上转走。
至于周鲁京，范平平说她早在1990年就认识周鲁京，还请周鲁京给她批过条子。2005年，她经人介绍与保外就医的周鲁京又相见了。周鲁京和朋友向她的公司投资了几百万元。提起自己被“绑架”的经历，范平平的情绪激动起来，哭出了声音：“周鲁京带着打手打我和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满脸是血......”
而李兆亘的父亲证实：他的大儿子叫李可，还用过李兆亘的名字。2005年12月初，他到北京找李兆亘，看到李兆亘与范平平的结婚照，知道他们结婚了。他去北京的前一天，范平平打电话来，说她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研究生。李兆亘、范平平对他讲有个叫周鲁京的人绑架了他们，并讲了事情经过，让他帮助写一封举报信，于是他就按照他们讲的写了个草稿，交给了律师。
范平平在法庭上说，我大儿子在英国读了很多年书，考上了牛津大学读博士。在该案中，有两个涉案公司都将她的儿子注册为“法定代表人”。而且，范平平被指控诈骗的两辆高档轿车都在她两个儿子手中。
然而，公诉人员却没有查到范平平儿子在牛津考上博士的信息。案发后，范平平的两个儿子都逃到了国外。李兆亘也在法庭上供述，范平平在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周鲁京绑架自己时，曾说“把儿子送到国外，再与周鲁京弄个鱼死网破”。
2007年11月1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范平平和她的“老公”李兆亘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范平平的弟弟范森森和妹妹范丽丽也分别被判处1年10个月和10年有期徒刑。
阳光普照，公权无法私用是解决良方
细究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诈骗大案，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里的“大旗”就是权力，具体的体现者则是官员，官越大则“虎皮”越大，“虎皮”越大则骗钱越多。范平平、李兆亘诈骗案很能够说明中国特色诈骗案的特殊性，也说明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本质以及权力的神秘性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假冒的权力在没有被识破的时候就有与真正权力一样的神力。被骗的各路老总并不是弱智或者痴呆，是因为他们不敢得罪被范平平、李兆亘挂在嘴上的那些高官和“关系”，而不敢得罪高官和“关系”的原因是高官手中掌握着他们发财的决定权。这反映了权力的主宰性和人们对于权力的依附性。
冒充高官诈骗案凸现的另一个问题是权力的神秘性，以及政府官员和公众之间的交往渠道的封闭和堵塞。如今，国家提倡建立阳光政府，大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也应包含部分官员个人信息，这是监督个人权力、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时也能减少权力的神秘性。
我们痛恨骗子，但是我们依然还要被骗子骗下去。当我们还没有勇气停止对权力的依附时，当然也就不太可能终止骗子对我们的觊觎。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你就会随时看到那些在当官的面前大献殷勤的人，我们可以在心底里鄙视他们，可是轮到我们自己时，我们一样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
我们这个民族最悠久的文化中莫过于权力意识和对权力的依附意识。其实，权力的依附者也是想当主角的，只是在没有获得权力和权力带来的财富等附加产品之外，他还必须首先学会依附。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要么逆来顺受要么铤而走险，唯独没有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的权益并朝着做人、做公民的方向去的主要缘由。
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没有发育出真正“官民平等”的基因，只有对权力的依附，这更增加了当权者权力意识的畸形膨胀，谁当主角当然就拥有绝对的权力。官本位像病毒侵入民族文化的肌体，几千年来几乎每天都在发作，成了难以治愈的顽症。而“传统文化”乃是致病的基因变异。
在西方，法律的权威高于统治者的权威，权源于法，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在我们眼里西方人活得简单机械，因为人们只要按照法律的规范办事就可以了。但我们却从文化的发端时期就显现出对权力的依附，即使我们崇拜的诸子百家，也纷纷以自己的学术思想获得当权者的青睐，因为诸子百家明白，如果他们的思想不能为当权者所接受所利用，说不定哪天当权者就挖个坑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学术思想给埋葬了。
所以，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都是主张君权的“金口玉牙”，即使提出君为轻民为贵的孟子，也依然按照孔子定下的君君臣臣三纲五常办事。这样的文化传统，自然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官文化与官本位为特征。
想要把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改革”掉，几乎是痴人说梦。而我们不用动脑子就可以想到，权力是可以换来金钱的。正是这一点，才有众多的骗子敢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冒充官员，甚至像范平平、李兆亘这样堂而皇之地冒充了十几年。
对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和企业家来说，我们常常感觉自己的生存处境非常脆弱，常常受到来自权力的侵扰和恫吓。因此，我们需要特别的保护。我们寻求保护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向当权者献媚或者向当权者行贿，以购买自己的权利。因为每一次购买都是私下的，针对个别人的，因此这种权利便演变为神秘特权。有时我们的购买是主动的，这是因为权力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利益；有时我们的购买是无奈的，这是因为权力可能给我们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们对权力有足够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们不敢也不能拒绝权力。在骗子那里，权力被神秘化，把它搞得像被刺破前的灌满水的尿脬一样丰满充盈。因为官员的权力太大，官职的含金量太高了，由此形成巨大的诱惑。这一点，不但我们普通老百姓看到了，那些骗子也看到了。于是，那些千奇百怪的骗局就被制造出来。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私分明，公共权力只能用来处置公共事务，而不能用于谋取私利。其实谁都明白，如果骗子所冒充的官员没有这样那样的权力，如果骗子只是一个无业游民，还有谁愿意跑去大献殷勤呢？问题倒不在于人们的趋炎附势，关键是权力在某些状态下会产生绑架和胁迫功用。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让公权无法私用，倒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