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菜茵报》不得不在5月19日出了它的最后一号就停刊了。最后一号是用红色油墨印的，发行了数千份。《新莱茵报》虽被查封，但它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指导着无产阶级革命，并鼓励着人们把革命的烈火继续燃烧下去。
马克恩继续为无产阶级战斗，他不停地工作，广泛地开展活动。
三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政府决定在5月初进行选举。科伦工人联合会认为选举不是直接选举，认为选举结果不公平，所以号召工人不参加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的选举。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无产阶级脱离政治斗争，并对民主运动不利。
他们向工人们说明，应当充分享用争得的权利，设法在选举中选出民主派的候选人，以加强整个民主运动。工人们接受了这一主张，在选举中投了民主派候选人的票，把民主派的代表选进了议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参加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在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
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动身去柏林和维也纳。
马克思在柏林只呆了两天，会见了参加柏林制宪议会的同盟成员和民主派的其他代表，同他们讨论了当前的局势。提醒他们警惕日益嚣张的反动势力。然后匆忙赶去维也纳。
马克思到维也纳后，立即参加了当地民主联合会举行的一次会议。在关于最近维也纳流血事件的辩论中，马克思坚决反对向奥地利国会请愿和派代表团晋见奥地利国王。
马克思指出，国王不是最高权威，最高权威是人民，大家必须面向人民，必须采用一切办法向人民作工作。
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政治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
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马克思无时无刻不同群众在一起。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停战协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非常关心城市工人和市民的革命运动，同时也竭力发动农民起义去反抗封建地主的剥削。
1849年5月，《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离开科伦，前往法兰克福，同先到达的恩格斯一起劝说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试图说服他们公开参加德国西部的人民运动，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保卫法兰克福议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机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前往发生起义的巴登、宾根等地进行活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了战斗，直到起义最后失败，他才离开德国去了瑞士。
7月初，燕妮带着孩子由科伦来到巴黎，马克思一家的生活非常困难。
报纸停刊后，马克思把发行报纸和出卖印刷机的全部收入都付给了工人、通讯员和编辑。全家人不得不靠借贷和朋友们的资助维持生活。
7月19日，法国当局勒令马克思离开巴黎到西北部的摩尔比安。而那里是一个热病流行的沼泽地，政府这样做无异于“谋杀”。马克思拒绝了。
但法国当局还不罢休，勒令他24小时离开巴黎。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凑足全家的路费和重新安家的费用，马克思只得把即将分娩的燕妮和孩子暂时留在巴黎，于8月24日一个人动身去伦敦。
8月26日，马克思到达伦敦。那时欧洲各地的革命已先后被反动势力镇压，各国的政治流亡者纷纷来到伦敦。
同时，马克思特别希望恩格斯立即来伦敦，与他一同开始新的战斗。
马克思为了尽快展开工作，到达伦敦后立即同流亡来伦敦的许多革命同志组成了同盟的新中央委员会，以便推动同盟各地支部恢复工作。恩格斯于11月到达伦敦后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他们着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救济大批贫困的流亡者。
1849年9月18日，马克思在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全体大会上，建议成立救济流亡者的委员会，大会同意并推选马克思为该委员会主席。
为了使这些流亡者在这个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异乡能得到一个栖身之地和一块充饥的面包，马克思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马克思本人这时候的生活却非常困难。燕妮在9月中旬带着3个孩子和琳蘅来到伦敦，11月，他们的第4个孩子出生了。
在伦敦这个大城市里，没有什么收入而要养活4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啊！
债主经常登门逼债，他们只得把仅有的一点家具卖掉。交不出房租，房东就不给他们开饭，赶他们搬家，找警察来查封他们的家什用具。
马克思经常四处奔波寻找住所，他们一再搬家，一家7口往往挤在两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贫穷的生活使他们最小的孩子刚一岁就去世了。
这种困难虽然也给马克思带来了烦恼，但从来没动摇他对未来的信心。燕妮曾说，他即使在最恶劣的时候，也仍然十分幽默。
马克思认为，在这样严峻的处境里首要任务是把被驱逐的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鼓舞他们的斗志，增强他们的信心。因此，同盟在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后，立即敦促德国各地，特别是科伦的同盟支部先后恢复工作。
为使重建的支部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和6月两次为同盟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同盟确定了未来革命中的任务，制定了在迎接革命新高潮中所应遵循的行动纲领。
3月和6月的《告同盟书》都由同盟派特使带回德国各地散发，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报告和声明也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在马克思和其他战友的努力下，同盟又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继续战斗了。
为了用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头脑，马克思从1849年11月到1850年秋天，在伦敦德意志教育协会中讲述了政治经济学和《共产党宣言》。
同时，为了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并进一步发展和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积极筹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1849年底他们同汉堡的印刷厂主签订了出版和发行杂志的合同，并为杂志写了《出版启事》。1850年3月6日？熏杂志第一期在汉堡出版。由于警察当局的迫害和资金匮乏，到11月底杂志总共只出了6期。其中刊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重要著作。
1850年5月，普鲁士政府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控告他们“图谋叛国”。
马克思得到盟员被捕的消息后，为营救战友进行了十分紧张的活动。
由于普鲁士政府对同盟会的卑劣诬陷和压迫，1852年11月17日，共产主义同盟被迫解散。但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停止战斗，而且更加坚定了信念。
曲折的革命生涯19世纪50年代，整个欧洲再次陷入了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旧秩序恢复了，旧制度重新运行起来。历史的车轮似乎在向后倒转。
由于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流亡到伦敦，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他的著作没有人愿意印，虽然从1851年起他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但收入十分微薄，不能驱散笼罩着他整个家庭的阴云。
马克思交不起昂贵的房租，只得住在条件很差的房子里，还不得不一再搬迁，最初他们住在伦敦西南郊区的安德森街4号，只有一个小套间，因为没有如期交付欠下的房租，被赶了出来。
住房问题耗去了马克思不少精力，而全家的生计更是他忙于应付的难题。为了全家能活下去，马克思不得不从小店老板那里赊欠肉、蛋、面包和蔬菜。赊欠也不容易，无钱还债就很难再欠。全家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能吃豆子和面包。有时连这种起码的食物也很难找到。
马克思经过艰苦认真的研究而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燕妮最后抄写完毕，却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了。
然而马克思遭到的重大打击莫过于在几年里失去了3个孩子。1850年11月19日，刚满周岁的小男孩亨牙希·格维多患肺炎死了。燕妮为此悲痛欲绝。此外，使她难过的是，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缺少照料。1852年4月14日，他们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也只刚过了周岁生日就病死了。马克思当时穷得连棺材也买不起，幸好有好心的邻居法国流亡者的帮助才把她埋葬了。
他们最疼爱的儿子埃德加尔也在这个时候被疾病折磨死了。马克思和燕妮几乎承担不了这种失去爱子的极端痛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不幸：“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了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了之后，家中自然完全虚空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疼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摧毁马克思钢铁般的意志。此时，燕妮也在痛苦中分担着他的全部忧愁。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安心地从事科学研究，燕妮总是一个人挑起生活重担。
马克思在这期间给燕妮的惟一的一封信里倾吐了对她的无限深情和感激，埋怨她不应该把什么不痛快的事都向他隐瞒起来，信中说：“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忍受一切的话，那么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而，我知道你的性格非常柔软，有一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振奋起来。”
燕妮不仅在生活中对马克思体贴入微，在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也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助手。正是由于对人类伟大事业有着共同的信念，正是由于她具有乐观而坚韧的秉性，使她在马克思处于最坚难的时刻，默默无闻地分担了他的许多工作。
她第一个阅读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提出中肯的意见，她抄写或笔录下马克思的全部文稿，而且常常夜以继日，为的是能及早寄出以便尽快复印。
她还代表马克思参加各种集会和活动，同出版商谈判出版事宜和稿酬等等。他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他们也一起享受了数不完的欢乐。
马克思在和燕妮短暂离别中写给她的一封信里倾吐了自己无限深挚的爱情：“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在马克思的生命中不能没有燕妮，她始终同他并肩战斗在一起，“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热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在马克思家里，虽然经常笼罩着贫困的阴影，但是没有失去欢乐的气氛。马克思尽管工作紧张，又为生活操劳，但他非常喜欢同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
他是孩子们“最好的游伴”和“理想的朋友”。女孩子们骑在父亲肩上玩“骑兵游戏”，把他套在椅子上当“公共马车”，亲昵地叫他“摩尔”、“老尼克”和“山神”。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恩格斯给了马克思许多的帮助，他同马克思一起战斗，同时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体现出无私的革命友谊。
1850年11月，思格斯回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
这期间恩格斯在经济上给了马克思一家无私的援助。开始时他只能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去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许多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子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刻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能更加安稳地工作。
20年后，当他最后一次去营业所时忍不住高兴地喊道：“最后一次了！”他挥舞着手杖，唱着歌回到家里，同亲友们一起庆贺他最终摆脱了这种可恶的生活。
风华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静地忍受他最讨厌的生意经达20年之久，这“不仅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而且也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
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谊的分量和价值。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真诚地吐露了自己的感情：“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惟一能使我挺起身来，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
恩格斯不仅白天在营业所里服苦役，晚上也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马克思。由于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熟练地写文章，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德文通讯稿，全部由恩格斯译成英文。
为了赶上邮船的班次，及时把稿件寄到美国，恩格斯常常连夜把马克思的文稿翻译过来，有时还要对文章进行修改，最后亲手在深夜里把它送交邮局寄出。
恩格斯1852年10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钟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11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12点文章必须进到邮局。……其余部分将很快译完，下星期途经南安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
后来马克思虽然已经能够用英文流畅地写出通讯，但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研究政治经济学，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干脆代替马克思给《纽约每周论坛报》写了大量的文章。他根本不顾自己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卓越成就，全心全意为马克思进行研究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噩梦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长期两地分离，但这两颗伟大的心却息息相通。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年间，他们来往书信有1300多封。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理论财富。
马克思自从和恩格斯交往后，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一篇不经过恩格斯阅读就发表，没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就付印。
马克思经常对恩格斯这样说：“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