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在1848年前好久，赫尔岑就开始对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提供的具体制度感到不满意了。他对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幻想的破灭，被确定是在1848年以后，这并不妨碍他创立自己的‘俄国社会主义’制度。”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第233页。
接着，德米特里耶夫教授列述了赫尔岑1843—1844年间日记中有关不满足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记载。
1843年6月23日：“读完了路易·勃朗文集的头三卷。圣西门主义是如何诗意般地出现了，共和党是怎样英雄般地到来，而怎样一个突如其来地被消灭，另一个又变得孱弱无力……在它们这里，并没有完整的谜底。”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2卷，第288—289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4页。
1844年3月24日：“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处于完全同样的局面；它们都是新社会、新世界的先声，在它们当中，零星分散地存在着未来伟大公式的membra disjecta拉丁文：不相关联的要素。，但是无论哪一类经验中都没有完整的口号。无可怀疑，无论圣西门主义还是傅立叶主义，它们都说出了有关未来的伟大预言，然而，总有一些什么还不够的地方。”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2卷，第345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4页。
1844年6月26日：“读完了孔西德朗的一卷著作：好，非常好，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他们宽阔明亮的弗朗吉，显得狭窄憋闷得慌，这是生活的一个方面的制度结构，另外的方面，就显得很不舒服。”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2卷，第361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4页。
鉴于上述论据，德米特里耶夫教授认为，对普列汉诺夫这一论断，即“早在1847年，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就再不能让赫尔岑感到满足了”，应做如下补充：这种不满足感不是发源于1847年，而是发源于1843—1844年，亦即赫尔岑给其“俄国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年代。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4页。
实际上，这个年代正是赫尔岑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在那里身历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同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同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和萨马林等，交往最多的时期。无论是霍米亚科夫还是基列耶夫斯基，都对西欧社会的苦难和制度结构的不可靠性有一定认识。霍米亚科夫等人曾不断到西欧游历，他们从对欧洲社会的观察中，从对西欧社会主义文献的了解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那里的问题。他们在同西欧派的争论中，在其头面人物霍米亚科夫的著作中，都不断谈到欧洲的缺陷问题。在争论的当时，赫尔岑不一定能听得进他们有关欧洲问题的言论，但那无论如何在他脑海里是留下了记忆的。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曾记述了伊万·基列耶夫斯基这一类的谈话以及对他本人的影响：“我很久以后才能正确评价他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这就是那种痛苦的、令人心灰意冷的对西欧社会状况的认识，这是我们在1848年的风暴之后才明白的。”赫尔岑著，项星耀译：《往事与随想》，中册，第178页。他也曾在1864年《致论敌的信》中写道，他在1863年阅读霍米亚科夫著作时，曾查阅到他和作者在理解“西方问题”上有着相同之处的篇页。无疑，霍米亚科夫的这些著作，赫尔岑不是早在40年代中期阅读过，就是在当时沙龙中听到过作者本人的朗读。赫尔岑在这封信中写道：“霍米亚科夫（关于西方状况——引者）的病理学描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并不能得出，我同意他的理论并赞同他对罪恶的解释。他对俄罗斯生活方式因素的评价，也同样如此，我们的政治生涯便是在这些因素之上发展起来的。”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18卷，第279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6页。
由于赫尔岑早在同斯拉夫派的交往中就不自觉地在“西方问题”上受到过后者的影响，所以，在1848年欧洲革命以前，他就产生了对西欧的怀疑和不信任。在1847年10月21日离开法国到意大利之前，赫尔岑头脑中的这些思想就很强烈了，他对西欧人完成“93年社会主义”的能力，抱着严重的怀疑主义态度，他看到腐蚀着法国和西欧社会的内在病症已很明显。正因为这些思想在他心中已经孕育、扎根并得到发展，所以，当巴黎工人正在遭到血性镇压之时，他在1848年6月29日从日内瓦写给妻子的信中就这样说道：“如果在俄罗斯比现在稍微好一丁点儿的话，那就简直应该回莫斯科去。在那里诞生未来将会是很艰难的，可是，过去却正在欧洲沉重地倒毙下去了。”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18卷，第151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4页。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岑在1846年和1847年就曾有过的思想。在1848年11月给莫斯科朋友们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对欧洲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我们正置身于莫大的悲惨事件中……这悲剧不大不小，恰恰是基督教欧洲世界的瓦解……没有发育成人的猩猩，要大体占全法国人口的五分之四，要占整个欧洲的99%。”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18卷，第111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5页。他在这里几乎把欧洲描绘成了一幅未开化的野蛮洪荒的图景。这一思想，离斯拉夫派的距离已经真正不远了。
从上述对赫尔岑思想发展脉络的勾勒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欧社会的不信任和大失所望，的确是萌生于40年代的莫斯科时期。他是在当时“敌对的友人”——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那里，接触到这些思想并受到了影响。因此，赫尔岑在《致论敌的信》中这样写道：“真是奇怪的讽刺，我竟不得不在西方，在法兰西共和国的这块废墟上，鼓吹40年代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兄弟在莫斯科曾经鼓吹过的那部分思想……而在那个时候，我对此是进行反驳的。”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18卷，第279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6页。
说怪，其实并不奇怪。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情势造成的：赫尔岑从俄罗斯来到西欧，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他本人的思想也在演进、发展、飞跃；而他能够接受敌对派别和人物的部分思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在1842—1846年间争论的当时，双方既是论敌，又是朋友，他们之间发生了思想观点的相互让步和相互吸收，对各自极端的一些思想观点都有所克服。对此，赫尔岑在1844年1月24日的一则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同斯拉夫派的不间断的争论和交谈，从去年起，在很多地方促进了问题的明确化。双方出于善意，也做出了大的让步，权衡斯拉夫派的纯理想化倾向和极端崇欧派的高傲的轻蔑，形成了更有根据的见解。‘Gottes ist der Orient，/Gottes ist der Occident！’”德文：“东方服从上帝，西方也服从上帝！”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2卷，第328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9页。这里，正说明了问题要害之所在。
赫尔岑在40年代中前期受到斯拉夫主义的种种影响，还可以从他对东正教态度的变化中看得出来。
1842年7月底，当赫尔岑刚回到莫斯科时，他对斯拉夫派，特别是对他们的东正教情结是很反感的。他尤其对斯拉夫派死拉硬扯地让一个法国旅行者马默去研究东正教之优于天主教，感到愤慨，认为这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虔诚派”，“东正教就是他们的旗帜”。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2卷，第221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9页。
可是，在斯拉夫派的影响下，他对东正教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从1843年1月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有了东正教优于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萌芽。后来，他对东正教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态度，认为在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优点中，其中之一就是东正教。它使俄罗斯人民避免了灾难，也没有受到天主教的腐化。这完全是在同诸多斯拉夫派人物的通信中，通过阅读他们的论文，受他们思想影响而发生的变化。这个时候，他对东正教的态度简直与斯拉夫派没有二致了。
让我们接着前面讲下去：再看看我们前面列述的第二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包括整个斯拉夫世界，为什么将会比西欧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和第三点——俄罗斯贵族精英为什么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起主导作用。这两点，实际上集中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能够比西欧更快、更容易、更无病态地达到社会主义。
在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学说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两个要点：一是，俄国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硬件”——农村保存着村社，这是能够实现“俄国社会主义”的依托；二是，与俄国的村社传统相联系，在俄国人民中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习性和要求。
村社对于实现俄国社会主义的意义，在1848年之后，赫尔岑已有完整的表述。他在1849年给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和评论家赫尔维戈赫尔维戈（Herwegh，1817—1875），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和评论家。的信中说：“俄国村社是从远古时代就有的。在所有斯拉夫民族那里，都可找到村社的极为相似的形式。凡是没有村社形式的地方，就处在日耳曼的影响之下。在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黑山人那里，村社形式比在俄罗斯保存得还要更完整一些。”又说：“我们这种自然的、半野蛮的生活方式，较之于文明的日耳曼世界的生活方式更适合于欧洲所抱定的理想；对西方来说，仅仅是全力追求的希望和理想，而对我们来说，开始起步的就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我们虽被皇权专制制度所压迫，但正迈步迎接社会主义……”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6卷，第200、204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58页。在此说得十分明白，因为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把村社保存了下来，所以在这里“起步”实现社会主义，“就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而对文明的西欧，社会主义还“仅仅是全力追求的希望和理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对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比对西欧要更近、更容易一些。
赫尔岑在1851年给Ж。米舍尔 Ж。米舍尔（J.Michelet，1798—1874），法国浪漫派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信《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1851年）中又写道：“村社把俄罗斯人民从蒙古野蛮统治和皇权文明下拯救了出来，村社也把俄罗斯人民从涂着欧洲色彩的地主和德国官僚统治下拯救了出来。村社组织虽经受过强烈的震荡，但它坚持顶住了当局的干涉；它将顺利生存到欧洲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之时。这种情况对俄罗斯是无比重要的。”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本）（Герцен А.И.Собр。соч。в３０Т.），第7卷，第323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58页。
在他看来，村社虽然是“最最欠发展时期”的产物，但它被保留下来对俄罗斯人民却是一种幸运。他说：“俄罗斯是何等幸运啊，农村公社没有消亡，个人所有制没能捣毁公社所有制；俄罗斯人民于此是何等幸运，他们因此能得以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能置身于欧洲文明之外，而欧洲文明无疑是能够赎买村社，由其自身在今天通过社会主义达到自我否定的。”赫尔岑：《论社会主义》 （Герцен А.И. О социализме），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第292页。
赫尔岑认为，村社的思想是俄国人民天性所具有的；农民的品质，他们对道德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要求，是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村社联系在一块的。他把村社看作对农民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在这里他还能感觉到自己是人，还能有爱和勇气”；只有在这里，“对村社，对村社成员，他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得到承认”。同上，第293、286、285页。在这里，他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可以很容易解决一般情况下很复杂的土地分配和财务问题。赫尔岑说：“俄国农民除了本能地、自然发生于他们的共产主义的道德之外，他们没有别的道德；他们的这种道德有深厚的人民的基础……地主对他们施加的不公正，使他们更加追求自己的权利，更加依恋于村社制度的结构。”同上，第287页。
由于村社是实现“俄国社会主义”的保障和依托，俄国农民又是村社的天然维护者，所以，赫尔岑说，“庄稼汉是属于俄罗斯未来的人，正像法国的工人一样”。而“我们这些经历过西方文明的俄国人”，即知识阶层，“只不过像工具，像发酵剂一样，是俄国人民和革命欧洲之间的中介”。同上，292页。
赫尔岑关于村社意义的观点，关于信仰俄罗斯，信仰俄国人民活力和活的灵魂的思想，在30年代，在他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之前，是不曾有过的。我们也没看到过这个时期的赫尔岑表现出对斯拉夫世界的兴趣和同情，没有看到过他把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同西欧和日耳曼世界对立起来，把东正教同天主教和新教对立起来。他的这些思想，一如前述他对西欧的观点，也是受斯拉夫派的影响而产生的。